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盼河清出现清平政治，那是枉费心机，我们是难以看到了。愿出外游乐以求自娱，消除心中之烦闷，游尽了上下四方，可谓愿足矣。那马儿腾空而起，其速度之快，超乎了人们所料，有升有降随心所欲。上天无有阶梯，人哪能成仙呢？淑人君子不被任用，与小人有何异？赤松子王子乔在天庭为仙，谁能接触他们呢？也只有在精神上聊以自慰罢了。我们可以去追求玄妙之道，获取我们所求之事吧。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思玄赋》是汉代的离骚，汉代的楚辞，是华夏民族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将永远放射出灿烂之光辉。
明哲保身背后的无尽酸楚
班固与司马迁二人同为才子，编着史家书籍，出身文人世家，教育良好，但是因为时代的差异，令这二人在心性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司马迁生于汉武雄风时代，外儒内法，文治武功，而班固晚司马迁将近两百年，那时的汉朝世风日下，迷信盛行，已经是东汉最为荒诞不经的时代了。
在那荒诞的年月里，班固与司马迁的人生哲学可谓是大相径庭，但这也是因为班固所处之境遇造成的。
班固的七世祖为躲避秦末战乱，迁到山西境内，后来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班家人才辈出，是书香门第。所以，班固自小也是受到了熏陶，行文遣词高人一筹。
班固年纪轻轻就和司马相如、张衡、杨雄这三个赋词大人物被人合称为“汉赋四大家”。东汉初年的文化风向标还是向西汉看齐的，赋体依然磅礴大气、润色鸿业，所以班固也未能免俗，他那个时候创造的《两都赋》极尽铺张华丽之能事，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和俳句，气势恢弘。
可见班固为人是能适应时代的发展的，他明白这个时代需要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天下道义的力量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利益来做后盾，那么任何的道德规矩都是一纸空文。班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虽然读着孔夫子的仁义道德之书，但内心也为自己建立起了一套处事标准。这就好像他的赋词一样，华丽之美，但又有班固的思想蕴涵其中。
乱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复心弘道，惟圣贤兮。浑元运物，流不处兮。保身遗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谊，亦道用兮。忧伤夭物，忝莫痛兮。皓尔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几，沦神域兮。
这是《幽通赋》的最后一段，从中可以看出班固的文史功底深厚。天地之始，万物混沌蒙昧，皆立其性命。返归天地本心，唯有圣贤通晓，天地之元气保存身躯，能在死后留下好名声，舍生取义便是此道。为世间忧伤，平添痛苦，保持质朴的心性，不被污浊。如果人能预料到今后的二三事，只怕也就离神明不远了。
在这一段中，班固自诩看透世事，而他本人却没能像文中那样洁身自好。
班固的从政功力深厚，他因为文采好为汉明帝所赏识，一跃成为兰台令史。班固在章帝中期的时候完成了《汉书》的主要创作内容，耗时大概二十多年，可以说，班固这个官当得是顺风顺水，基本没有遭受什么挫折和打击，这除了和他的才能挂钩之外，也不得不说是因为班固为人有道。
在那个时候，皇帝总是会就一些历史或者时事来征求史官的意见。而班固总是明白何话该说，何话不该说。他能把握住和汉章帝交流的度，所以，班固纵使有着和汉章帝不同的意见，他也不会贸然地提出。司马迁的前车之鉴并不是白白付出的。
简而言之，班固因为人世故圆滑，却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所以，班固一生小心翼翼，倒也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他曾在《离骚序》中对屈原投江提出过异议，在班固看来，屈原虽然高尚，但屈原自身也是他结局悲惨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班固在君子的道德和封建专制的平台上巧妙地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他能进能退，能攻能守，明哲保身就是班固的人生哲学。他可以在任何时机找到一个契合点，让自己全身而退。
其实班固心里也是明白的，从他的思想内容来看，《汉书》并不如《史记》那样深刻理性。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反映了东汉末期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已经站稳了脚跟，班固也是深受影响。而且父亲班彪的历史思想和文学理念对班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由于以上诸种因素，班固最后没能富贵到底，而是走上了一条他不情愿走的道路，在他明哲保身的背后却是现实的无尽酸楚。
回顾班固的一生，跌宕起伏让人有些难以理解。毕竟他是始终维护着皇家利益和自身安危的，而且从表面来看，班固并没有犯下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但是他最后依然难以逃过一死。
人生的发展，既让人感到满足又有些遗憾，或许这就是历史诱人探索的地方之所在吧。
退一步海阔天空
呜呼哀哉，士之不遇，混沌不开，花草蒙羞，虫鱼见弃，乡党见欺，妻子相离。
呜呼哀哉，士也迷罔，下积尘土，上负清霜，目陷泪横，潦癳体羸。
呜呼哀哉，士之不遇，屈子怀沙，贾生殇愁，陈王见弃，安石东谪。
董仲舒的这个序做得满腹委屈，陈词激昂，大有受了天大冤枉的架势和要追随屈原先人跳江以示清白的气魄。董仲舒是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做出过创新性改变的人，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得儒学在封建社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而且也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他提出的“三纲五常”
成为当时的官方哲学，一直延续到了今日，并且经学研究也因为董仲舒的大力推崇而在汉代盛行起来。这样看来，董仲舒怎么都不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人，但结合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来看，他又确实有着自己内心的不痛快。所以，如果要为汉代的文人评出一个最具争议人物的榜单来，那么董仲舒一定是名列前茅的。
凭滚滚之长江兮，以吊先生。望东海之汤汤兮，登碣石而泪枯。空斜风之悲戚兮，乱囹萋之草木。临飒飒之萧风兮，立奇石以穷目。玄黄乎其天地兮，何颠倒之于世？沮三岁之食贫兮，悲七岁之离愁。斯非行之不逮兮，终日月其德流。
立于长江边上吊唁屈原，董仲舒认为自己和屈原一样难遇贤主，故而登碣石洒泪，望向江水滔滔的流逝，独自悲嗟哀叹，恨不得将天地间所有可以形容哀苦的词语都拿来用。草木凄惶，秋风萧瑟，独自一人站立在石头上，犹如天地间的一个孤独个体，这个世界在他的眼中完全颠覆。悲伤逆流而来，将他湮没其中，唯一永恒沉静的，便是头顶的日月更替，岁月流转。董仲舒的行文豁达令人折服，但他文中所述却是充满了阴郁和不可抗拒的悲剧色彩，令人无法不动容。
对于像董仲舒这样的传统士人来说，盛世不遇是他们最为尴尬的事情。董仲舒经历了汉朝最为辉煌的两个时期，一为文景之治，二为汉武盛世，可以说他选择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完成他一生的过渡，但是这个盛世却并没有让他顺利地完成他的理想和抱负。每当文人遭逢挫折时，他们或退而自省，或愤世嫉俗。在汉朝，董仲舒就可以称为这方面的代表，除了司马迁，只怕他是最为典型的一个文人士大夫。对于董仲舒的不遇，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董仲舒《士不遇赋》“虽为粹然儒者之言，而牢愁狷狭之意尽矣”，一语道破了这位西汉鸿儒的内心隐痛，对他的不遇做了十分精准的解释。
“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董仲舒留给后世的一句名言，从话语中可以看出这位儒士明白形象需要建设，然而对这个形象的巩固则需要一根十分具有威慑力的鞭子，汉武帝就是被董仲舒选中的鞭子。大有作为的儒士，他们通常比埋头学术的儒士更勤奋、更刻苦，因为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所以，董仲舒的一生着作等身，各类学术的研究是有目共睹的，这也令他得到了汉武帝的青睐。从此被任命为江都王相，董仲舒就此踏上了他的官道。
然而这个儒士虽然对学术精通，官场上如何和帝王打交道，想来他是不清楚的。虽然汉武帝欣赏董仲舒所提出的独尊儒术，但那是因为这样可以巩固自身的权力统治，除此之外，想来董仲舒这个儒士和作为政治家的汉武帝之间不会有太多的共同语言。
因为政治家往往是不受礼教约束的，他们天马行空，肆意改革，因为那样，他们才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这样，便可以理解董仲舒因何感慨盛世不遇了，这不是时代的问题，而是在那种专制王权的统治下，一切文人士大夫正常的感叹欷歔。
彼桀纣之涽涽兮，弃三贤以幽昧。以彼八百之强盛兮，尚慕群芳以扶周。何诸侯之昌披兮，除椒兰以险隘。既安之于四海兮，去众芳以霸世。鸾凤轩翔之踟躇兮，鸟雀啾啾于庙堂。鸾兮叹，凤兮沮，草木零落兮枝相撩。虬兮吟，螭兮去。四海汤汤兮不复还。
这篇《士不遇赋》是董仲舒晚年所写，从赋词中可以感受到董仲舒洞悉官场，看透人世的悲凉和豁达。他感慨道：虽然四海之内皆为王土，但却因为真理难以存在，而让他感到安身之难。庙堂之高，无法祈盼，但愿放之四海，自由地离去，才是最好的结局。就好像草木的零落一样自然，董仲舒希望自己可以天涯海角，一去不复还。
时光的流逝对董仲舒来说过于缓慢了一些，他在这缓慢流淌的时光中感到有些惶恐不安，他委屈地去顺从别人，却依然要遭到打击，他不知道何时才能过上自己无拘无束的生活。或许对董仲舒来说，只有躲在房里闭门造学问，才是后半生最好的出路。
这是董仲舒在赋词中的感慨和愿望，而事实上，之后的董仲舒也的确退隐归田，过起了钻研学术的生活。令董仲舒急流勇退的便是他曾遭人陷害，几乎死于牢狱之中。
在汉武帝建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5年的时候，汉高祖的陵园突然发生了火灾，对于这场火灾，懂得阴阳之术的董仲舒认为是汉武帝不仁慈，引得上天暴怒，所以降下大火以示警戒。董仲舒将他的观点写成了奏折，不过在他还没有考虑好要不要将奏折递交的时候，一个嫉妒他的同僚却偷偷地将奏折偷出来递给了汉武帝，并且诬赖董仲舒为人奸诈。
这份奏折令汉武帝大为动怒，他将董仲舒投入牢中，还几次要将他处死，后来幸亏得到援助，董仲舒才幸免于难，出了牢狱。
经过了这场灾难，董仲舒明白了花无百日红的道理。他现在虽然如日中天，但世上最难测试帝王心，伴君如伴虎，与其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如趁现在功成名就及早退出，这样也可以保住晚节。
果然，在董仲舒退隐之后，虽然他安心做学问，但汉武帝一遇到事情还是会派人去向他请教，对其十分尊敬。试想一下，如果董仲舒还是继续在浑浊的官场，他又怎么会拥有自在的晚年生活和清闲的心境呢？
董仲舒是一个好儒士，他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官员，对于荣誉的渴求，令董仲舒的前半生充满了传奇。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董仲舒明白了没有永远的强者，尤其是他独尊儒术的做法令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是封建刽子手。不论如何，一个人是无法做到十全十美的。董仲舒也明白要想全身而退，便要在风口浪尖时抽身而去。所以，董仲舒的一个转身，成就了他的千古美名。
其实，历史人物的孰是孰非远不是一两句就能够说得清楚的，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过去的种种观念也在随着变化，对于董仲舒的是是非非也是任凭后人来说的。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因病去世，葬于长安的西郊地区，有一次汉武帝路过时，特意下马步行到他的墓前，以表示对这位老臣的敬意。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事情，便称董仲舒的陵墓为“下马陵”。
也只有像董仲舒这样，把封建统治者的心理，还有那些操纵权欲的奥秘都琢磨得通透的人，才能在那片遥远而又严肃的土地上进退自如、身姿潇洒。
因为不堪，所以离去
在汉朝初年兵荒马乱之后，虽然经过文景之治和武帝盛世的整顿，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繁荣，但是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循环。在汉末的时候，困顿再次来临，并且是以不可遏制的速度吞噬着整个王朝，这令所有的汉朝人感到惶恐。
不但是平头百姓，就连一些大文豪也感到了江山末日所带来的恐惧。
杨雄虽然写过一些极力赞扬汉朝盛世的词赋，但是他自己并没能因此而大富大贵。他也过着潦倒的生活，在不堪忍受的时候，他将自己的贫困写进了文字中，或许只是一种心理慰藉，但是流传了下来，多给了后世一份了解当时社会的文献资料。
扬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汝在六极，投弃荒遐……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
这个天生的赋词高手，性格中一直有着不甘平庸的成分。隐居他处，离群索居，在旷野之中，虽然贫苦，却能求得心安理得，不过时而也会惆怅哀叹。人间世事，不是随波逐流，便是逆流而上，何去何从值得思考。
不过看来，这个不能给予太多希望的地方，还是早日离开的好。他的《逐贫赋》，将一个文人生不逢时的尴尬论述出来，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来看，都是一篇为自己感慨命运不公的文字。他这个文辞高手，其实也只能聊以自慰，而最终无法撑起东汉末年的阴霾天空。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像杨雄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数不胜数。他们一生的奋斗，就好像荒唐的话剧，直到暮年，才发觉是如此的可笑。
余乃避席，辞谢不直：“请不贰过，闻义则服。长与汝居，终无厌极。”贫遂不去，与我游息。
这是《逐贫赋》的最后一句，杨雄因为不堪，选择离去；因为理智，最终决定云游他方。杨雄的苦自然是算不上什么大苦大难，他的苦只是文人感叹世事不公，不能大富大贵的欷歔而已。杨雄是无法和那些真正生活在底层社会的人民相比的，那些人所受的苦难就像是一曲大汉朝的挽歌，悲悲切切地奏响了汉朝最后的篇章，等到曲终人散的时候，这个王朝也就土崩瓦解了。
美丽的往昔流逝之后，留下的便是彻头彻尾的无望和悲伤。这个由流氓痞子开创的朝代最终也将结束在一片荒芜之中。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公平，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刘邦大概在最初施行黄老之术治理国家时，不会想到，有一天国家会变成这个样子：四处哀鸣，人民有家不能回，人人都充满了悲观和绝望。
总有一些事情不得已而为之，发生了的事情无法改变，所以，那个年代只能愈加动乱，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分。其实改变他们的只是这个动荡的岁月而已。
命运将一个人彻头彻尾地改变，许多原本老实本分的农民突然上山当了盗匪，抢劫那些同他们一样毫无经济来源的人，为的是他们自己能够活下去。罪恶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只是人性在面对种种变化时，会表现出令我们自己都十分吃惊的复杂多面性。
看破红尘后的心灰意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