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公元179-251年），字仲达，三国河内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出身士族。司马懿可以说是足智多谋，深通韬略的典型人物，极善权变，为人多疑。起初，他做曹操的主簿，后来任太子中庶子。曹操生前对他并不信任，所以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曹操死后，司马懿深得魏文帝曹丕的信任，任大将军，极力为魏文帝谋划征伐东吴、进攻西蜀的策略，多次率领军队与蜀相诸葛亮对抗，是曹魏的重臣。
曹丕死后，曹睿即位，司马懿又任骠骑将军，总领雍、凉兵马，大权在握。考虑到他的威胁，诸葛亮接受马谡的意见，用反间计离间曹魏君臣。曹睿果然上当，对司马懿起了疑心，认为他要造反，所以免了他的职，让他回乡。但是，此后魏军与诸葛亮作战屡遭惨败，经过失败的教训，曹睿才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于是下诏，恢复司马懿的官职，任他为平西都督。他上任后很快平定了孟达的反叛，被晋升为大将军，不久又被封为太尉，总督兵马。
曹芳即位后，他和皇族曹爽受遗诏辅政，但是二人不合，大将军曹爽有恃无恐，任意横行，朝野多不敢言。为制服曹爽，把持朝政，司马懿故意托病不出，迷惑对方，使之放松警惕。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诛灭曹爽兄弟，独专国政，自始至终，表现出他的老谋深算。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在世家大族的拥护下，他的孙子司马炎最终代魏称帝，建立晋朝。司马懿本人被尊为宣帝。
妙计安曹心
司马懿生于天下大乱的东汉末年。年少即聪明多谋略，博学治闻，常慨然有忧天下之心。同郡人南阳太守杨俊以善于知人闻名，见了少年司马懿后，对人说：“此儿长大，定为非常之器。”尚书崔琰与司马懿之兄司马朗相友善，对他说：“你弟弟聪明无比，刚断奇特，这是你比不上的。”
东汉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司马懿被郡政府举为上计掾。这时曹操任司空，他得知司马懿的名声，决定辟请为官。但司马懿见汉朝衰微，曹氏专权，不愿屈节事之，推辞说身患风痹，不能起居，加以拒绝。曹操是机警而多疑的人，马上怀疑这年青人是借故推辞。而辞不应辟是对他的不敬，自然使他恼怒，于是马上派人扮作刺客，去验证司马懿是否真有风痹。刺客于夜深人静时，穿墙越屋来到司马懿的寝室，手挥寒光闪闪的利剑，刺向司马懿。警觉的司马懿察知刺客到来，立即悟到这是曹操所派来验察他的病情的，于是将计就计，装着风痹病重的样子，毅然放弃了一切逃祸求生、自卫和反抗的努力，任刺客所为。刺客见状认定是真风痹无疑，收起利剑，扬长而去了。尽管曹操诡诈无比，还是被这位青年蒙混过去。他逃避了曹氏辟征，也逃避了因不受辟将受到的迫害，他的这一着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需要有对刺客来头和用意的准确判断，需要有在变生仓猝间当机立断的决策，又需要有面对利刃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敢精神，方可演出这场险剧。
司马懿机智地躲过这场浩劫之后，总不能永远躺在床上不动。他十分谨慎而有节制地活动，即使这样，也逃不出曹操的视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为丞相，又辟请他为文学掾，并严厉地对使者说：“司马懿如再推三阻四，就把他抓起来。”可见曹操对他的所谓风痹病仍有一定的怀疑。善于审时度势的司马懿判定，如再拒绝，难逃杀身之祸，只得就职。再者，此时曹氏独揽大权，早已成为定局，逐鹿中原已稳操胜券。司马懿此时就职，也许与这种局势有关。
司马懿接受辟召，曹操见了十分高兴，命他与其子曹丕游处。很快迁官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不久，转为主簿。曹操对他的才干很赏识，但对他“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的特点也看得一清二楚。他听说司马懿有“狼顾相”，为了加以验证，不露声色地召其前行，又出其不意地命他向后看。司马懿“面正向后而身不动”，被验证果然有“狼顾相”，据说狼惧怕被袭击，走动时常常回头看。人若反顾有异相，如同狼的动作，即谓之“狼顾”。司马懿的所谓“狼顾相”也许是他为人机警灵活而多疑忌所形成的习惯动作，曹操对此却十分厌恶。他又察知司马懿有所谓“雄豪志”，即有潜在的政治野心。加之又曾梦见三马共食一槽，槽与曹同意，预示司马氏将侵蚀曹氏权柄。于是，更加猜疑司马懿。他忧心忡忡地对儿子曹丕说：“司马懿终将不甘心位居臣下。你接管政权后，他必将干预。”但曹丕与司马懿私交甚好，不仅听不进父亲的警告，还多方面保护司马懿使他免于被害。
司马懿敏感地觉察到曹操对他的猜疑，马上采取了巧妙的对策。即表现出对权势地位无所用心，漠然视之。而“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完全是胸无大志、目光短浅、孜孜于琐碎事务和眼前利益者之所为。曹操这才安下心来，取消了对他的怀疑和警惕，完全被这位青年人施放的烟幕所蒙蔽，再一次上当受骗。司马懿此计甚为巧妙。历史上也有类似行计者，就是秦将王翦。秦王赢政欲用王翦灭楚，王翦提出需大军六十万，秦始皇答应，“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大笑。王翦既出关，使还请善田者五辈。彧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多请田宅消除秦王疑忌，司马懿勤于吏职消除曹操的疑忌，他们的计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司马懿生于弱肉强食的社会，立身于相互倾轧的朝廷，使他的警觉和疑忌发展到如狼之顾的程度。在曹操死后很久，他的地位巩固之后，仍无丝毫懈怠。当他征辽东灭公孙渊后，凯旋之时，有兵士不胜寒冷，乞求襦衣，他不答应。有人说：“襦衣多得很，赏赐几件不值什么。”
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襦衣是国家的，我作臣子的，不能赏给别人，换取感激。”他注意避嫌，以至宁可让士兵受冻也不自作主张发给冬衣。到晚年，勋德日盛而谦恭愈甚，对同乡长者、太常常林，每见必拜。他常常告诫子弟说：“道家忌盛满，四时有推移。我家有如此权势，只有损之又损之也许可以免祸。”这种谦卑的言行，只不过是他“狼顾”般警觉的又一表现。但在这一谦卑言词的掩盖下，他杀人并不手软。平定公孙渊后，杀戮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七千余人。诛曹爽后，大杀曹氏宗室。在谦卑言词的掩护下，他悄悄地将曹氏政权逐渐抢夺过去。
变化若神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得到诸葛亮的辅助，实力迅速发展起来的刘备，率军包围成都数十日，刘璋被迫投降。刘备占有了益州，自任益州牧。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以刘备已得益州为理由，派人索取荆州，刘备诡称：“须得凉州才能给荆州。”孙权大怒，派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刘备忙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进入益阳。在他们剑拔弩张争夺激烈的时候，曹操乘机于这年三月西征占据汉中的张鲁。司马懿跟随前往。七月曹操至阳平。张鲁兵败向巴中。曹操遂入南郑，巴、汉皆降。十一月，张鲁也向曹操投降。这时司马懿向曹操建议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他劝曹操乘刘备势力刚打入益州，蜀人未附，立足未稳，而又与孙权远争荆州诸郡，致后方空虚之机，一鼓作气，兵临益州。这是一个大胆果决的行动方案。凭借曹操的实力，加以他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是有可能取胜的。这个方案的提出，显示了司马懿的胆略。但曹操却说：“人苦不足，既是陇右，复欲得蜀！”他摆出一副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面孔，否定了司马懿的提议。对于梦寐以求统一中国的曹操来说，不欲得蜀，当然不是真心话。在曹操看来，进军益州，虽有胜利的可能，也有相当大的风险，没有十分的把握，是不能贸然进军的。作为一位身经百战老成持重的军事统帅，他和处在谋士地位，血气方刚的司马懿相比，在决策时，自然有更多的顾虑。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失败的教训使曹操吃一堑长一智，不敢贸然从事，重蹈覆辙。
关羽是刘备的大将。刘备“收江南诸郡，……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刘备“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拜关羽为前将军，假节钺。关羽率军攻曹仁于樊城。曹操派于禁助曹仁击关羽，时置秋季，霖雨不止，汉水汛溢，淹没于禁所督士军，步骑三万尽为关羽所虏，送江陵。于禁投降。关羽又斩将军庞德。一时威震华夏。
司马懿对荆州一线边防深为关注，建议精选官吏，加强防务。他早向曹操提出：“荆州刺吏胡脩粗暴，南乡太守傅方骄奢，都不可以任边疆地方长官。”但曹操失察，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对荆州防务有所麻痹。到关羽包围曹仁，于禁被迫投降之时，胡脩、傅方果然都向关羽投降。这种紧迫的形势，使曹操也惊恐起来，以至打算迁都。司马懿却十分沉着，谏阻曹操说：“于禁是被水淹才失败的，关羽并不是战场上真刀实枪取得胜利，国家的军事实力并未受到很大的损失。而匆忙迁都，既是向敌人示弱，助长了关羽的凶焰，又会引起淮沔一带居民的骚动和不安。”他认为关羽军威虽盛，以计破之并不难。他提出了巧借孙吴之力以解决樊城之围的建议：“孙权、刘备，外亲内疏，羽之得意，（孙）权所不愿也。可喻权所，令掎其后，则樊围自解。”大敌当前，司马懿沉稳运筹，毫不惊慌。当时情势，在敌（关羽）我之外，还有个第三者孙权。别人都着眼于敌我双方，忽视了第三者。司马懿的巧妙之处，在于利用外力钳制关羽，以解樊城之围，不能不说是高人一筹的谋略。曹操闻计，十分高兴。恰巧这时孙权自己找上门来，要求自后路进攻关羽，以讨好曹操。这与司马懿的谋划完全吻合。“（孙）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关羽闻知孙权乘机抄他的后路，心中不免惊慌，欲撤兵回救，而围樊之战功亏一篑，又十分可惜，故而“犹豫不能去。”这时孙权先派遣吕蒙率兵袭公安，刘备的南郡太守糜芳投降，吕蒙占据了江陵。东吴另一大将陆逊攻取宜都等。关羽无奈，慌忙放弃樊城之围匆忙还当阳，走麦城。十二月，被吴将俘获，斩于临沮。“（孙）权送羽首于曹公。”借吴解樊围，借刀杀关羽之计，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这也是在司马懿的谋划下曹操进行的最后一次军事活动。不久，曹操遂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死于洛阳。
曹操死后，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封司马懿为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
这时有军事情报说孙权正率大军向西进发，曹丕与大臣们都认为东吴兴兵，将攻取樊城、襄阳，而两城积储的谷物甚少，难以持久防御。谋臣们认为应命令镇守襄阳的大将曹仁在孙权兵到之前，弃城还宛。只有司马懿力劝勿弃二城，他说：“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他知道孙权老谋深算，不会使自己落到背腹受敌、两面夹击的不利地位。既袭杀关羽，取恨刘备，必欲结好魏王以自重，使刘备不敢贸然兴兵。在这种情势下，孙吴决不会袭取襄、樊二城。二城具有军事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千万不可放弃。可惜曹丕等执迷不悟，拒绝了他的正确意见，竟命曹仁弃二城。但孙权并未侵扰，曹丕后悔不迭。
神速擒孟达
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六月，魏明帝下诏司马懿驻军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的职权。十二月，新城太守孟达谋反。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神速出兵，讨平孟达。
孟达原为刘备的宜都太守，因未救关羽，关羽覆败后，刘备对他心怀怨恨。孟达惧怕被治罪，他又与刘备养子刘封不和，遂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叛蜀降魏。魏王曹丕大喜，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甚为宠信。曹丕死后，孟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场，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蜀相诸葛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申）仪，因漏泄其谋。达闻谋泄，将举兵。”孟达与诸葛亮秘密书信来往如此频繁，加之诸葛亮为促使其反魏故意泄露消息，这就难以保住机密，遂被司马懿所派的暗探侦察得知。司马懿要孟达入朝，孟达惧怕不敢前往，于是决定反魏降蜀。
司马懿断定孟达必反，当机立断，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破坏孟达与蜀汉的关系，挑拨离间，拉拢安抚，稳定其心，拖延时间。二是火速出兵，前往讨击。司马懿恐其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司马懿此计果然奏效，孟达得书大喜，认为司马懿对他并不怀疑，因而犹豫不决，放慢了叛魏降蜀的速度。这就给司马懿争取了调兵遣将的必要时间。但诸将却认为孟达与孙、刘双方均有勾结，宜观望而后动。司马懿一概不听，他说：“孟达无信义，其反无疑。只是暂时尚犹疑，应当乘其未定而促决之。”于是倍道兼行，八日到其所据上庸城下。吴蜀各遣将救孟达，司马懿派诸将分道拒之。
孟达未曾预料司马懿会率军神速到来。“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却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复，一月间也。则吾诚已固，诸事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正当他盲目乐观之时，司马大军已到，这不啻是自天而降，孟达惊惶失措，派人告知诸葛亮，惊叹道：“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孟达胆气已丧，又准备不足，司马懿命大军攻城，围攻十三天后，城内支持不住。孟达外甥邓贤、部将李辅等开门出降，孟达兵败被杀。司马懿俘获万余人凯旋而归宛。又乘申仪前来祝捷之机，将这位专威独断随便“承制刻印，多所假授”的魏兴太守抓起来，送于京师治罪。又将孟达余众七千人迁到幽州，作了妥善的安置，消除了威胁。
太和四年（公元230年），魏朝廷加司马懿为大都督，假黄钺。命他与曹真伐蜀，东西并进，直攻汉中。司马懿自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攻拔其新丰县（今湖北省竹溪县），遇雨班师而还。
持重抗诸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