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厩里有一个公社干部模样的陌生人，披着一件淋湿了的蓝布中式褂子，和曹学义一起靠在马棚的栏杆上。
“回来啦，淋着了吧？”曹学义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
我没有理他，把马群赶到潮湿的马棚里，帮着“哑巴”一头头地将它们挂在糟头上。
曹学义和那个公社干部走了过来。“都在这儿了，一共二十四头，”曹学义告诉他。“你看吧。”公社干部很内行地一一打量着牲口，老练地翻开它们的嘴唇看看牙口，边看边咂嘴摇头。“都不怎么样！”他说。
“你是干什么的？”我问。“是买牲口么？”
“嗯。”公社干部抬起眼睛看了看我。
“你算了吧！”我说，“你们农村有这样的牲口吗？农村的牲口都是‘三快牌’的——躺倒比站起来快，拉稀比干活快，脊梁骨比刀快。你瞧瞧这头牲口，”我拍拍大青马的脖子，“你要买我还不卖哩！”
“行啦，”曹学义说，“他看上哪头就给你哪头，都看上了都赶走！”
“怎么？”我诧异地问：“农场不要牲口了？”
“哼哼！”曹学义撇了撇嘴。“上头说一九八○年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下头更积极，定的目标是提前三年，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就开始处理牲口了。我看他狗日的五年里能不能实现机械化！……不过，到时候咱们再向公社买牲口吧。反正折腾来折腾去都是国家的钱。”
“好吧。”我说。他这番话，似乎缩短了我和他的距离。
回到家，黑子夫妻俩和“哑巴”的大脚女人就接踵而至。
“老章，他妈的！我一回家就叫我写批判稿。”黑子说，“没辙！你给咱们俩口子一人写一份吧。”
“还有我们俩口子哩！”内蒙古的大脚女人说，“你们说这叫啥事儿！还要让‘哑巴’也批判宋江。宋江是谁呀？又犯了啥错误了？”
“宋江是党中央的副主席。”黑子拍拍大脚女人的肩膀，告诉她，“他的错误跟你们家‘哑巴’一样：一天到晚不说话！”
“咦！一天到晚不说话也是错误？”大脚女人手里拿着一叠白纸。这是畜牧班发给她写大批判稿用的。批判稿纸有统一的格式，限期交上去，和交公粮一样。
“那可不！”黑子正色说，“说得太多了跟不说话都是错误。幸亏你们‘哑巴’是个臭放马的，要是个官，咱们也要拿他来批判批判！”
大脚女人半信半疑，嘟哝道：“这世道，简直叫人没法儿活
了！……”
何丽芳今天梳洗了一番，突然变得白洁而光滑。她笑着说：“行啦！黑子尽胡弄老实人。大嫂，把你的纸捐献出来，咱们一人一张。”说着，把大脚女人手里的白纸一把夺了过来。
“这够吗？这够吗？”大脚女人有点舍不得。
“你当他妈的要跟姚文元一样写长文章呀？”黑子说，“一人有他妈一张哄哄上头就行啦！”
“还有我哩，给我也留一张。”香久在忙着做饭，这时插话说，“班里也要叫我写。我都忘了跟我们老章说了。还是我们老章跟马老婆子好，有帽子的倒不用批判宋江了。”
我洗了脸走到桌子旁边，说：“嗯，你倒确实应该批判宋江，因为他把他偷野汉子的老婆给宰了。”
香久悄悄地在我背上拧了一把。
何丽芳抿着嘴向黑子瞥了一眼。
傻乎乎的黑子比去北京之前胖了一点。他趴在餐桌上低声对我说：“北京他妈的小道消息可多啦！说是什么‘批周公’、‘批宋江’都是冲着周总理和邓小平来的。”
“哦？”我抬起眼睛。
“可不是！你瞧着吧，这‘文化大革命’还没完，要不搞个天下大乱，彻底完蛋才怪哩！”
我把白纸铺在桌上，谨慎地说：“咱们写吧。在没完蛋的时候，你不是还得照他的意思批判吗？”
“哦，对了！”黑子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报纸，“给你，当作参考。你就瞧着上面抄得了。可别几份都抄成一样的。反正你有那个本事，前后句子颠倒着来……喏，你看这条语录：‘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这叫啥话？连我都他妈知道宋江那时候连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哪来的修正主义？这还不是指鸡骂狗？……”
我笑着说：“你看得这样透，那我就照你的话写，保证是篇好批判文章。”
“可别、可别……”黑子做出惊恐的模样，随即又笑喜嘻地说，“北京人说，上头实行‘愚民政策’，咱们下头就实行‘愚君政策’；反正是‘丫亭’的哄我，我哄‘丫亭’的！谁跟谁也没实话！”
“唉！”我提起笔，边说边写。“‘文化大革命’，首先搞坏的倒不是国家，而是败坏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这可是要遗祸好几百年的事！”
黑子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颇为自得地宣称：
“没有道德的日子好过！有道德的日子不好过！”
确实是这样！
我很快就把五张批判宋江的文章抄好了。黑子眉开眼笑地拿起他们夫妻的两张：“行！嘿，你们听这词儿：‘把批宋江同农业学大寨，坚定不移地向贫下中农学习结合起来。’真他妈有你的！老章。给，大嫂，这是你们俩口子的。赶明儿，我得好好向你们‘哑巴’学习哩，他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
客人们高高兴兴地走了。她把饭端到餐桌上，颇感自豪地说：“你写得真快！要叫别人写，起码要憋上两天。”
我摇摇头，苦笑着说：“我们生活得很艰难，但却很方便，一切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连脑子都不用动。”
原来，她托黑子去北京给我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她缠着叫我猜了半天，但我怎么也猜不着。鬼才知道女人肚子里的花样！在我感到无聊而又无趣的时候，她才从箱子里面拿出来。
“你看，这是啥？”她笑着举起纸盒子。“黑于说要一百多块钱，你说值吗？别让他给咱们坑了。”
“值、值！”这是她做的唯一一件叫我喜出望外的事。我连忙拆开包装。“你看，这是三波段的，还有拉杆天线，带耳机……太好了！你怎么想起来的？！”
“你跟我说过。”她趴在我肩头上，不看收音机，却看着我。“你跟我说过的话你自己都忘了，可我一直放在心上……”
“好了好了！”我推开她，“去把窗帘拉上。”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音机就和“特务”与“反革命”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识渗入到每一个人的神经细胞，凡是拥有收音机的人家，都会引起别人特殊的警觉。一个小小的黑匣子，深不可测，里面藏着一个罪恶的世界；光明的、革命的世界只存在于一天播三次音的大喇叭里。除此之外都是谎言，都是魔鬼的咒语。但科学技术不断地突破森严的国界，突破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的界限，用看不见的无线电波把世界牢牢地网罗在里面。把支离破碎的土块箍成一个整体。我激动地装好电池，拉出天线，戴上耳机。在这一瞬间，我自己都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尽管我认为收听广播并不是犯罪——既然自信真理在握，为什么害怕人民听到谎言——可是我的手指仍然抑制不住地颤抖，在齿盘上寻找一个个波段。电波穿过太平洋、地中海、红海的上空，越过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带着暴风雨的沙沙声传到我的耳鼓膜。这一晚上，我一直听到所有的华语广播结束的时候。
结果，我非常失望。
西方那些不缺吃、不缺穿的洋人，在这三十年里似乎并没有什么长进，并没有成熟起来。这个庞然的机器人，和饱经犹患的我们相比，和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巨人相比，他的政治智慧不过是幼儿园水平，对在东方玄学指导下的神秘主义的政治，对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造成的人们的曲里拐弯的心理和曲里拐弯的表现形式，他们茫无所知，就象中国老百姓不能理解一个美国总统只因偷听了别人的谈话便被轰下台一样。他们评论中国的事态，只会从现存秩序出发进行所谓客观的报导，而这种客观恰恰是最表面的现象，还不如黑子和曹学义认识得深刻。可是，北京的中央台今天的广播却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一篇署名“池恒”的文章——《结合评论水济，深入学习理论》里说：“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历史上有，现代有，今后还会有。”这个“今后”，就绝不是无的放矢……
“他妈的！”我摘下耳机，疲倦地把收音机扔在炕上。
“咋啦？”她在我身边翻了一个身，迷迷糊糊地问我。
“不值！”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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