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今天》的油印刊物中，已有评论者称朦胧诗为侵入中国诗坛的西方恶魔。但同时也有许多人对朦胧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派诗歌技巧颇为赞同，并将其运用到诗歌创作实验中。我们知道，现代主义是信仰危机或价值崩塌时代的副产品，此时人们往往会遭遇精神的痛苦、内心的孤独，因为时代因素导致了人们心理的绝望。而朦胧诗也恰巧诞生于废墟时代，因此，对废墟文学的思考成为朦胧诗走向现代主义的内因。此外，外来文化可以说是朦胧诗走向现代主义的另一重要因素。“文革”结束后，国家政策的开放为中外文化及文学的交流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这时候，诗人们也开始放眼看世界，并且有意识地学习和运用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某些技巧，从而使得这个时期的诗歌明显地表现出了一些现代主义艺术的品性。以北岛为例，“文革”时期他的诗歌以浪漫主义风格为主，而在新时期政治文化解禁之后，他的诗歌风格几乎完全转向了现代主义。因此，其诗作《和弦》无论是在语言格律还是在表现手法方面都与欧美的现代主义诗歌颇为相似。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中国诗坛，现代主义成为朦胧诗人们在迷途中探索新诗艺的最佳倾向和领域。
从文学观念、艺术观念上来讲，现代主义注重对个性的关注。它反对个性受制于共性，“自我”消解在“大我”之中的创造模式，它重视对“自我”的生活状态及决定意识的描摹，强调对个人精神状态的关注。因此朦胧诗人们在探索新诗的历程中尽力使艺术摆脱政治的束缚，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他们大多注重挖掘人的内心世界，注重深层次的灵魂探险。“带着呻吟，反思和对痛苦的超越，朦胧诗与其他文学体裁一起表达了历史创作对个人、民族所造成的伤痛。”
“‘文革’后期，许多经受过种种磨难和锻炼的青年诗人，怀着沉重的忧患感和人生理想，他们的个人命运与整个民族灾难相撞并联系在一起，在创作中显示了高尚而坚贞的品质，冒杀身的危险，向黑暗专制势力投射出了密集的火箭般的诗篇，为中国诗歌冲开了一道透亮的裂口，地火随即喷了出来。”正是朦胧诗人们以大无畏的精神，对人生理想的执著的追求，才开创了朦胧诗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新纪元。
从艺术形式方面来看，朦胧诗人大多能自觉娴熟地运用现代派诗歌技巧进行新诗创作。象征、意象叠加、蒙太奇、意识流、悖谬等手法随处可见，他们重视诗歌内涵的丰富性、哲理性和启示性；重视对意象艺术和新的结构方式的追求。
“这种艺术追求，要求诗人面对客观外部世界，面对自己的表现对象时，能够取得一种透视上‘距离’，避免过于‘黏着’而产生的关于模拟、复制对象的写法。”
恰恰是由于审美“距离”的缘故，朦胧诗更显得意境深邃而高远。而诗人严力也曾说过有关朦胧诗中的现代主义问题。“当时我们既想用现代的手法但又下意识地担心文字而被定罪，所以写的时候会多拐个弯，但那股被压抑的忧愁、气氛在诗里从头贯穿至尾。现代手法或称对西方现代诗的模仿反过来让我们对放入的情感有种慰藉，就好像这种形式才是适合灵魂躺进去的躯壳。”自觉也罢，被迫也罢，总之朦胧诗对意象的运作实践，不仅是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意象”的艺术思维方式的回归，也是西方意象派诗歌理论在中国诗苑的再度萌发，是对断裂近三十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修复与续接。
总之，朦胧诗的产生与消隐都源于那段特定的历史，但它对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它拉开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和诗学致力于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帷幕，接续了“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使当代文学在审美观念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汉语诗歌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新生代诗学：无望而无根的反叛
当“朦胧诗”大受主流意识形态批评的鞭挞而同时声誉日隆之际，这一群体在艺术上的分化正在逐渐蔓延。一批比朦胧诗人更年轻的诗歌创作者开始涉足诗坛，并表现出了新的艺术取向，新诗潮也由此向着另一个方向奔涌而去，即“新生代”的崛起。
为了走出“北岛们”的强大影响而形成的“阴影”，也出于新文学的习惯，“新生代”采取了更为决绝和反叛的姿态发动了对诗坛的集团冲锋。实际上这也是起自新诗潮内部的一场不无策略性的“哗变”。其实，早在1982年，“pass北岛”和“打倒舒婷”的口号已经喊出。当年，钟鸣在成都创办的文学刊物《次生林》中刊登过欧阳江河、柏桦和翟永明等人的诗歌作品，而它们已经明显不同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而1984年6月青年诗人程蔚东在《别了，舒婷北岛》这篇文章里更是以响亮的声音向朦胧诗人们发出了告别的宣言：“再见了，舒婷北岛。你们曾经朦胧，我们也跟着朦胧。但不久我们就突然发现，我们朦胧什么呢？你们不相信一切，你们又并不是不相信一切。你们为迷路的蒲公英朦胧，你们为远和近朦胧，你们发出的声音是奇特而勇敢的，也许在沙龙里有你们的市场，或许在不谙世事的学生中能够再朦胧下去，一进入现实生活，我们便发现你们太美丽了，太纯洁了，太浪漫了，于是我们忍痛割爱。别了，舒婷北岛，我们要从朦胧走向现实。”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新生代”的反叛是出于对“朦胧诗”逐渐脱离现实和迅速被经典化形成的新秩序的不满，另外，也许还有寻求“突围”的策略性考虑。
在1984、1985年间，许多诗歌社团开始以民间诗社的方式活跃起来。以大学生为主的诗歌社群遍布全国各大城市，油印、打印或铅印的诗报、诗刊、诗集数不胜数。到1986年，全国的诗社就有2000多家，非正式打印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有22种。这些有着明显探索意向的更为年轻的诗歌，一时并未被诗坛所接纳，但是他们自信地组成了自认为更有价值的“第二诗界”，并且进行了频繁的诗艺交流。1986年10月，由徐敬亚、姜诗元等人策划，《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这次大展推出宣言主张各异的诗歌群体近百个，给诗坛带来了一次最强力的地震，其中，聚集在华东、四川两地的一些社团实力最强，并且在日后的几年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他们有南京的“他们诗群”，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陆忆敏等；上海的“海上诗群”，主要成员有王寅、孟浪、郁郁、陈东东等；四川的“新传统主义”，代表诗人有欧阳江河、廖亦武；“非非主义”的发起者周伦佑、蓝马；“莽汉主义”的主要成员有李亚伟、万夏、马松等。
这些诗歌群体大多从1984年就开始进行诗歌创作实验，1986年文学刊物《中国》开始关注诗界这一新生力量，老诗人牛汉还专门著文《诗的新生代》对他们予以介绍，而“新生代”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大展”之后他们又获得了“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当代实验诗”等诸多称谓。
时代的机遇造就了80年代中期集群式崛起的“新生代”诗歌有着比“朦胧诗”更为丰富的精神资源。70年代末开始的对西方文学、哲学等思想成果的译介，以及在了解西方文化之后对东方文化的反观式发现，使“新生代”诗人一开始就置身于一个有多元文化景观的氛围里。他们所接受的文学和文化的影响自然远非“朦胧诗人”们可比，因此，在确立自我而借诗歌来表达上他们也远比“朦胧诗人”自由。
然而，对“朦胧诗”集团式反叛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这些在新的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诗人，感到朦胧诗的诗学里包含了较多的社会学因素，而他们崇尚诗歌本体的纯粹性，追求的是语言形式与自我存在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包括现代主义诗歌在内的那种以主观扩张方式介入世界的中国传统变形诗，既不能和客观表现对象完全吻合，又显得有些做作和矫情，并且在使事物澄明时也常因赋予事物以先在意义而遮蔽事物的丰富性和具体性”。所以在抒情方式上他们不约而同地起来颠覆以隐喻和象征为核心的传统思维和言说方式。他们不像朦胧诗人们那样，主要依靠自身的体验和观察而以朦胧、晦涩、隐喻的诗艺方式表达出来。新生代们的精神资源更多来自于书本上的现代美学、诗学和哲学理论，他们以“反诗”形式进行诗歌创作，强调事物的自我呈现，以达到纯诗化的目的。例如“非非诗群”提倡“还原语言”；“他们诗群”主张“回到事物中去”，这句话本身就源自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而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极力表白一种新的存在论哲学，其中的“大雁塔”也早已失去了杨炼《大雁塔》的雄伟崇高的形象，此时的大雁塔只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物，诗人登塔的目的也只是看看四周的风景罢了，去掉隐喻就是还原现实，祛除伪饰；再如伊沙的《车过黄河》将华夏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与日常猥琐的毫无诗意的小便结合在一起，这种亵渎的态度、轻慢的写法更是对传统诗学的消解。当然，这些新生代诗人的诗学思想虽然往往打着现代哲学的旗号，但其实质却是以某种较为肤浅的思想曲解了现代哲学本身。
此外，重视日常性叙述也是新生代诗歌的一大特点。诗是抒情的，然而这一传统信条在朦胧诗后的新生代诗歌里却被迅速地忘却。新生代诗人们纷纷失去了对抒情艺术的信任，代之而起的是“反抒情”的宣言。他们认为诗歌应走向散文走向叙述，因为在他们看来生活始终是散文叙述式的，因此，诗歌应回归生活而不是对生活进行虚拟的阐释。如王小龙的《语言》写道：“就这样睁开眼睛躺着/你听见天亮/街上有人说话/听不清在说什么/只觉得语言十分动听/以为晨星洒落一地/那是你的两个同胞/他们起得很早/睡足一觉以后/发声纯净/富有弹性/原来这就是你的语言/在天亮时分/中国话令你心平气和/想起身做点什么。”在这里，生活化的事件与流程在平实的语调中，缓缓地呈现开来，诗歌已完全沦为日常叙事性语言。
总之，朦胧诗后的新生代诗歌一方面对意识形态写作的反叛，使它彻底摆脱了外在的代言角色。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实验，对于诗歌题材的挖掘，对于自我、生命的沉思，无疑也为朦胧诗后的中国诗坛输送了新鲜的血液。然而，新生代诗歌过分追求语言的偏执也使其自身失却了朦胧诗以来的某些优秀品质。
一些诗人在回归语言的旗号下形成了语言自恋癖的恶俗风气，或喃喃自语唠唠叨叨经营轻飘的语感，或游戏语词耽于语言系统内即兴表演的痛快，而这些反倒遮蔽了世界的真实状态，忽略了诗歌更为本质的内涵，自然主义的自我窥视造成了抒情的疲软。关涉日常生活具体琐事的指示性语言难免削弱了可贵的思索空间和言语的表现功能，忽视了内在情感的飘忽灵动，因此，也无法完全将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性经验。另外，语感强化的行情看涨，一时间众人竞相效仿，尤其是大量校园诗人的群起操纵，渐渐把诗推向了苍白的泥淖，这一切都造成了朦胧诗后的新生代诗歌回归语言自身的无望，新生代诗学半途夭折就在意料之中了。但是，它的消亡并不令人伤感更谈不上让人遗憾，最多只是浪费了那一代青春诗人和批评家们的力比多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