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状态文学理论的企图及其先锋性
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及文学开始发生着缓慢但却明显的变化，人性进一步解放，关乎人的感受和感官满足的追求开始普遍化，自我的身心至少在表层上开始得到重视。人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种新的状态下，这就是日益市场化和拜物教化的生活世界豁然显露出来。它像一个狰狞怪兽横冲直撞来到善良、畏葸、胆小、驯顺的国人面前。
新写实小说及其操作的成功，给予《钟山》杂志同仁以极大的信心，他们感到自己至少可以在文学的圈子里搞一些话语，来满足和引领这个市场化的世界。于是初尝了低级市场化甜果的《钟山》同仁们，在“新写实”开始衰微的时候又联合《文艺争鸣》杂志于1994年4月急迫地打出了“新状态”的旗号。其实在我看来，新写实虽然有诸多弊端，但是还是有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在关注和描写百姓伦常日用生存方面的琐屑小事中，还可以慢慢地关注民生、民族和民主的大问题，比如借助文学及理论的方式推进草根民主选举，慢步跑式的中国民主进程等。这期间可能有滑稽和悖论出现在最底层民主过程当中，但无疑文学应该关注于此。然而遗憾的是新写实的倡导者们没有顾及这一点。而我以为此点恰恰是新写实接续80年代启蒙文学的必要一环。当然，不是说写了这些东西，文学就变得伟大完美起来。不是的。我们所希望的文学话语和期刊杂志的编辑、批评家们在推进文学话语翻新的同时，也要关注我们社会最重要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从传统专制社会走向现代民主体制的大目标的实现。遗憾的是新写实主义在此面前戛然止步。
这个话题很沉重。我们暂且放下不谈。
的确，在策划和命名，以及批评和理论研究方面，《钟山》和《文艺争鸣》无疑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为推动文学评论和理论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觉得，张未民的一段话揭示了“新状态”文学出现的缘由。他说：“尽管当时存在着新起的‘新写实小说’和‘实验文学’两种较为明显的流向，但这两种流向一方面仍是80年代文学的延续，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时文学的困顿。因为找不到自己的状态，所以‘新写实’要去凝固地写‘冷状态’，即所谓的十分客观化的‘原生态’；同样也是因为找不到自己的状态，所以‘实验文学’或‘先锋文学’便坚定地搞形式探索和自我分析，也是一种与当下生活保持一种‘冷处理’的态度和距离。”这一提法倒是有种新意。新写实的“冷”自然与其从先锋文学和现代派那里学习来的叙述手法有密切关系，也与西方文学如新小说派以及西方当代文论如巴特的批评和文论有关系。这种冷其实是一种拒斥的姿态，但这是他人的状态，而非创作者自己的生存状态。因此，新写实小说和先锋文学都“留给”了新状态文学很大的写作空间和地盘，这就是写作者自身的生存状态。大概该术语倡导者们的初衷就是如此的吧。
然而，倡导者如王干将此状态说成是回到了它“千呼万唤的文学本体，回到了自己的从容状态上，在现实与传统之间、在创新的限制与自由之间，在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冲突之间，不再无所适从了”，则显得言过其实。文学写作真变得从容了吗？文学真达到它的自由状态了吗？非也！如果在那个距离我们还不远的90年代谈文学达到了自由状态，真有些梦呓之语了。批评家和理论家切近现实拥抱现实很有必要，但是一定的观照和批判立场还是需要的。丧失了这种观照和批判立场，留下来的只能是话语自我翻新罢了。文学有自己的自由追求是一回事，但把90年代文学的状态说成是从容和自由的，则是另一回事了。其实，无论先锋文学还是新写实小说，都是在规避可能具有的政治迫害之后的文学话语表达选择。我们尊重作家的这种选择，在一种迫不得已的状况下，作家“选择”了先锋或新写实的手法、技巧，但这不等于说他们的选择就是从容自由的。也许王干感觉到自己前面话语的绝对化，他接下来提出：作家所面临的“这个新的写作姿态无它，就是要面对当下的生活状态写作，面对自己的内心体验而写作，而且这将是一种自由和自然状态下的写作，外部强加的限制和自我心理障碍都将最大限度地缩小”。这里提到了“自由和限制”的问题，这种状况恰恰说明了当代文学创作者所处的现实状态。真要说作家可以自由创作了，那仍然是一种白日说梦般的呓语。但是王干提到了女作家张洁对他说，她现在可以“很自由地写作，什么都不能干扰得了她，面对文学泰然处之”云云。这位一时曾经很关注现实的女作家后来“选择”了现代派的写作方法，于是就感到自己很自由了的表述，很是让人感到中国作家感觉器官的善变和发达。王干认同这种感受，说明他自己的文论表述的混乱和矛盾。
为了加快该名字命名的文学新潮的推广，王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阐发其思想。最早有《优美地告别——“新状态”文学漫论之一》，文中王干提出了倒计时式的文学演进，即面临即将到来的21世纪文学的状态问题。时间因素因此成了极为重要的文学考察的视角。接着是走出先锋魔影和逃避无奈的新写实。在该文的最后他借用昆德拉的话来表达自己对新状态文学的期望，即小说应该是能够“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接着他又推出《文学断桥之畔的书写——“新状态”文学漫论之二》，进一步提出了他之所以命名“新状态”的缘由，“只是缘于我个人经验的角度，有不可躲避的遮蔽和阴影，但它毕竟有了一种新的阐释的可能性”。这一说法较之此前王干的看法有了进展，他不再把它当成普适性的文论话语，而仅仅是作为批评家他自己的话语表达。提出这一术语，也就意味着遮蔽某些东西，掩盖某些阴影。王干通过对当时作家创作的分析得出了“作家之死”论。需要注意的是，王干所说的是“作家之死”而非“作者之死”。其实这和巴特所谓的“作者之死”还是一回事，只是由于翻译的不同，那个author死掉了。取而代之的不是读者的诞生（这一点与巴特所说的不同），而是作者（王朔的话就是“码字的”）出现了。这的确是一种文学的新状态，但不是什么超越性的文学或文学的超越性出现了，而是一种作为人的作者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问题出现了。生存抑或毁灭？这对溃败时代处于尴尬溃败位置的各级作协的作家们的确是个问题！在论证新状态文学时，王干还兼带着对《北京文学》发起的新体验文学进行了评说。但我认为，新体验文学较之新状态文学，更不能成为一个坚实有力的命名的个案。这与以前发动作家“体验生活”一样荒唐。所以，新体验文学成为过眼烟云就不足为奇了。随后对于新状态文学，王干似乎厌倦了这种自说自话而偃旗息鼓了。关于新状态文学的话语几乎全部发表在发起者们所主持的两个杂志，除此似乎没人关注该话语。这的确让发起者们感到悲哀，一如当年新青年杂志时期始作俑者只好搞双簧来引人眼球一样。除了发起者们的宣传，他们还邀请了几位老一辈评论家来进行评论，其中有雷达、张炯、白烨等人。这些批评家所持的态度是折中的，如张炯提出文学从“解构到重构”，新状态文学不等于文学的新状态。
新状态文学观念的推出仅仅引起少数理论家的注意。比如朱立元于1995年撰文在承认其具有部分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它在总体上给人一种用先验的命名强加到90年代文学发展的现状上的感觉，显得很勉强，因此，基本上不能成立。”然后他谈了新状态文学论在理论上的不当和失误。归纳起来大致为：一是牵强附会，顾此失彼。二是概念模糊，缺乏科学性。三是命名的情结作祟。以美学家身份发出的这份批评较为切中肯綮，到最后倡导者们也没有推出有力度的反批评，他们似乎已经无话可说了。此后文学批评界和理论界基本上不再有人关注。它的偃旗息鼓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新状态文学及其文论所表达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叙述者的话语，而不能以此代替90年代文学更富有创造性的文学形式，诸如“逼近世纪末”的文学思想带来的新趋势。逼近世纪末文学思潮及其文论所表达的是文学人所置身的世界的主体间性特征。如余华90年代的一系列小说创作就带有这种特性。两个主体——主人公与世界，可以展开对话，而不是局限于作家自己的私欲和私语。一个人通常是不能与自己对话的，除非他把自己“分裂”为两个自我。但是一个没有反思和自我批判能力的个体和民族，一个没有观照性、自反性宗教信仰的个体和民族，果真能够做到这一点吗？除了鲁迅等少数人（鲁迅的精神世界接近基督宗教信仰，但还没有基督教化），我们民族在近一百年时间内还甚少这样的自我分化（分裂）者。由是观之，所谓新状态文学其实是私欲化和私语化写作的代名词。如果不能完成自我的裂变，就不能获得与自我对话、与他人的对话的能力，也就不能实现真正的文学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