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之所以盛行于那个时代，是意识到时代的发展方向但又找不到出路的一代人的整体感受。从北村的自我言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80年代那个时代较早地意识到语言形式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语言在此时的他看来，不但不是一种使人的存在得以敞开的媒介，反而是一种使人更加虚空、荒谬的东西。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创作出了较为真诚的作品。而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又没有选择游戏文字、游戏文学、更没有选择游戏人生的态度，正是在这种状况下，一个基本属于现代主义的关注着语言形式的作家就开始成为思考起文学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上帝的本质来的理论家或批评家了。他不客气地指出，那些只关注他作品形式先锋性的批评家，“根本无视我的心灵，这个事实令我心酸。”后现代主义的游戏且消解的方式，无法和现代主义的深邃但黑暗的表达相谐和，最终导致北村重又陷于茫然无助的境地。但可贵的是北村在不断地向着终极信仰迈进。他这样表达那个溃败的时代状态：“舒婷的爱没了，顾城的真诚没了，誓言成了废话，理想成了乌托邦，诗人之死使我更加深切地感到，人里一切的美好理想都是有限的，它缺乏一种足够大的力量，能稳定住我们这个漂泊了数千年之久的灵魂。我开始期望一种能满足全人类共同需要的神圣实际的出现。”
这一点不但在现实层面上对我们有很深刻很强烈的启发作用，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文学理论领域亦有着很强的启迪意义。北村一直抗拒着所谓后现代游戏文学观。在一个表面狂欢化（仅仅在语言的表层而根本不能触及生存本身）的时代或国度，表层的语言游戏以其虚假的自由观，为邪恶的时代唱着赞歌，以肤浅的皮肉之快感换来的是人的尊严的彻底丧失。北村对此的认识充满了反讽。他这样表白，“游戏者正是这样一种事物：打开身体上所有的门，向世俗开放，丧失了最后的秘密和私人性。游戏者是文本机智的弈者，可是没有棋盘，这就是丧失最后面具的情节。我之所以放弃游戏的权利，因为就生活在一个危险的高度，轻浮的高度。”北村用了“危险的高度，轻浮的高度”这样极端的话语来表达他所意识到的时代精神特征。在北村看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规则和法度的写作的时代，就像弈者在下一局没有棋盘的棋局，整个时代的自感先锋或追求现代主义的诗人、作家均陷入了“迷津”而不自知，或者明明知道那是迷津而自沉其中自得其乐。而这种快乐其实是一种麻痹自己的巴特所说的极其普通的快乐，而远远达不到巴特所说的“极致的快乐”或“极乐”。北村认为：“很少有人能残酷地指出这个事实，因为这需要一种刑罚，那就是自找，卡夫卡就是这样一个苦的弈者。”只有卡夫卡看到了“没有光”这一点，但是他也走不出这个没有丝毫光的迷津。现代人失去了感受光的能力，更丧失了从终极的光源那里吸取光热进而自身放光发热的本领，就像月亮从太阳吸收并反射光热那样。现代人只是即将寂灭的白矮星，或者不知名的边缘化的小行星那样，在宇宙的时空里寂寞地生寂寞地死去。
在众人都在极力追逐这种即时的、感官的、表层的快感的时候，信仰者北村却发出了他不同凡响的声音。他追求的是“自由和纯粹的写作”之路，这一道路是由以下阶梯铺就的“自由撰稿人”之路：“表达的自由”、“体制外的”、“以写作为生”、“对公众产生特殊的影响”。北村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我们没有“真正意义的自由撰稿人”。我们的社会自由撰稿人多了，或者说某种情势下允许自由撰稿人存在了，这个社会才能获得快速的进步。谢有顺在评价北村时曾经指出：“北村的追问与慨叹，同情与承担，以及他面向新世界的梦想，对缓解民间中国日益深重的精神义愤，深具指标性的意义。”北村的追问不仅在其文学作品的创作中，还体现在其文学思想（文论）的表达中。我以为，北村的文论在对进入了21世纪的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亦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除了北村通过对小说作法和小说理论的言说对于神性维度的探索和追求之外，在诗学研究方面还有一个特例，这就是吴忠诚的《现代派诗歌精神与方法》一书所提供的思想。该书出版于1999年，该书对于信仰问题的关注的时间也是在1990年代，此时，诗学对信仰或有神世界的探索尤显可贵。该书分为“外国篇”和“中国篇”，在“外国篇”中，作者首先探讨了“对象：非传统的‘人本’探照”，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面。其次，分析了“思维：非理性的深度意识”，分为“梦幻”、“对应”和“直接的真实”三部分。再次，从“表现：失范的创格书写”角度，分为“意象”、“语言”和“结构”三方面对诗歌方法进行分析。
这一篇为后面的“中国篇”做了铺垫。
吴忠诚在“中国篇”中开宗明义，标出了一个副标题——“关涉存在的诗筑”，诗学不仅仅是关于技巧或方法的理论，而是关乎存在的大课题。这一篇分为“人”、“感受”、“方式”和“归宿”四部分。在该篇的开首，作者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关涉‘存在’的诗歌的意义在于：以诗的形式担当现代哲学的人生之思的任务，同时也是对新文学启蒙传统的回应，即以非传统的致思途径重提‘人本’。”这些都是属于现代主义之存在主义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新时期的现代派诗创作确实是感应新潮的时代风气而来的。在哲学还麻木不仁的时候，诗创作却一路挺进到了对于人的存在之境的探索中，并用最为吸引人的诗的形式来完成这一堪称壮举的艺术行为。北岛、舒婷、杨炼等人感受到类似于西方存在主义者的荒谬感，也就是“拒绝对世界虔诚与接受本真实在”。接着是“流浪感”油然而生，寻找和企图还乡。自20世纪的上半叶，诗人们和诗学建构者们就已经充分体味到了这种离乡之恨和去国之痛，尤其是在党争激烈和战乱频仍的时代，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和诗学家们几乎没法摆脱这种命运。
在新时期现代派诗人的精神世界中，这种“传统”被接续上了。他们爱怜自己的遭际，更叹息着厄运频频地发生的祖国和人民。但是他们都难以避免地染上了世纪末的病症，这种无法摆脱的精神促使他们转向一己之世界。无论是建设性的发出良心之声，还是沉迷于破坏性的快感之中，诗学和诗作都打上了时代的焦躁症色彩。流浪、寻找与还乡，最终就要落实到怀疑和瓦解传统文化之神性维度的方面。所以才有了吴忠诚所总结的“归宿：当神缺席与在场之时”的话语表达。吴氏从尼采超人哲学中得到启示，无神论者的自由人生、超人式的人生和诗意人生（诗人多多是其代表），和有神论（诗人纪弦是这方面代表）对终极维度和对神性超越性的追求，都立足于超越恶浊现实这一点上。作为抵抗终将到来的非存在的威胁而由人类所假设出来的上帝，和为求解人生之疑难而创设出来的上帝，在现代存在主义学说面前都要经过新的思考，才能被我们所理解和接受。吴忠诚的研究虽然带有某种学术随笔的随意性，但是其探究值得我们注意。他在无神论占据主流话语的情况下敢于鲜亮地提出作为“归宿”的诗学前景，难能可贵。
正因此，中国现代主义文论从此又接续上了上半叶梁宗岱、冯至、卞之琳、穆旦、袁可嘉等将神性维度与现代主义诗学结合起来的中国现代文论的良好传统。信仰或神性维度的重建，无疑提升了新时期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品格和精神气质。由此，它才能走出漂泊、彷徨之地，新时期新潮文论才能被充实起来，充满着亮色和光明。
四中国现代主义文论与神性信仰
也许北村等人的现代主义色彩的文论在整个新时期文论中是个异端或特例，但是其文论给我们的启示却是巨大的。回顾百余年来中国文化（包括文论）建设的成就与不足，我们会发现启蒙的任务依然没有完成。究其原因，除了我们在启蒙的理性维度的不彻底，比如法治时到今日并没有真正落实在实际的层面上，往往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所谓法律（恶法）充斥于社会现实当中，况且较好的法律在执行的过程中又严重地走了样。这方面科学理性精神的欠缺显而易见。也就是说，理性启蒙的任务没有进行到底。而感性启蒙自康梁经五四基本完成了，但是在后来的战争年代和极左思想指导下，甚至连谈情说爱都不得了，感性启蒙的路子也被堵死了。而启蒙的神性维度或曰神性启蒙在20世纪上半叶有所体现，但是基本上局限于文论方面。这方面的探索在20世纪后半叶亦几乎完全被阻塞掉了。
这种文化思想的状况直到新时期的到来才有所改观。具体到文论建设，尤其是我们所讨论的现代主义文论方面，上述三个维度的启蒙建构才可能被重新纳入议程。感性启蒙较为容易地树立起来。20世纪上半叶，现代国人从漫长的中世纪般的情感、感性禁锢中摆脱出来，又受到西学思想的影响而一举摧毁了三从四德的封建专制思想体系，感性启蒙取得非常大的成就。虽然这种个体感性的启蒙遭遇了世纪中叶的阻断，但是在经历又一个禁欲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在新时期人们很快接续上中断了的五四传统。其中70年代末到80年代关于朦胧诗学的讨论，关于意识流小说理论的探讨，关于西方现代派的论争，关于真伪现代派的争鸣，关于先锋派的创作技巧的争论，以及90年代以来关于新写实小说的批评，关于新状态小说理论的思考，关于新潮文学与正统文学体制的“断裂”的举措、关于性文学与色情文学的讨论，关于女性写作、私人化写作的理论探索，以至到新世纪近十年来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研讨，关于底层写作的争议，等等，都在重建和提升现代主义文论的感性启蒙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而关涉到国民精神内质的启蒙的神性维度，在上述各类讨论和争论中艰难前行的现代主义文论显得比较薄弱。除了上面谈到的北村等少数人注意到这一点，很少有人关注到此一点。当然，其他领域如宗教、神学研究等对此一直较为关切，但对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影响甚微。有鉴于此，在建构未来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新版图时，特别应该考虑到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非常薄弱的神性因素。从关注非理性起家，又通过形式主义的张扬而发达起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及其文论，在走过一个世纪的路途之后已然显得疲态和病态了。它以反理性或非理性的姿态获得了娇宠，又以追逐形式主义的撒娇而继续获得呵护，但是在世纪之交，尤其是已经进入了新世纪近十年之后，现代主义所立足的两个领域（非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已经不怎么再能获得众人的青睐了。原因就在于在当代的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的情势下现代主义文学在获得了那么多而且那么漫长时间内持续不断的掌声和鲜花后，它日益显得缺乏感恩的谦卑和对日益冷漠的世界的温暖的抚摸。它原先总是只希望众人和世界都来爱护它自己，它尚不知道回馈世界和读者。它总是打击读者的信念和希望，也常常泯灭爱和温情。
在80年代至今的中国先锋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文论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这种局势在90年代曾经有所改观，但是情况依然如故。透过北村、韩少功等人的努力，我们应该得到某些重大启示，改变这种状况是时候了。这就是在我们原先（可以追至康梁和孙中山先生及五四）所设置的目标还远远未有实现之际，遑论什么后现代的喧嚣甚或我们就称其为“叫嚣”，实在是数典忘祖。后现代的解构性思维方式可以为我们所用，可以化为我们消解意识形态虚假叙事、虚假话语的辅助话语方式，但是不足以替代我们坚定追求启蒙最终完成的理想目标。而（基督教）神性维度的介入才能不但激活和扩展我们的现代主义文论话语，充实其思想库，而且可以为中华民族的新思维开启真正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