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辈结党营私，朋求进取，以同异为爱恶，以爱恶为是非……翻云覆雨，倏忽万端。本为小人之交，岂能责以君子之道。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毛泽东魏延激精兵五千，从褒中取长安，而孔明不用，以正取胜，数出无功，继之以死。
———明·于慎行在《谈史漫录》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
———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
———北宋兵法家何去非《何博备论》七纵七擒强压弱，六征六败将非神。鞠躬尽瘁雕枯朽，徒弄聪明误蜀人。
———现代人徐文华《武侯叹》
任人唯亲
中国历史从古至今，每到一个朝代都会面对用人制度问题，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主人上台后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把亲信自己的人员安排到重要的位子上，这期间会有“任人唯亲”或是“任人唯贤”的选择。选择标准不同就会产生不一样效果。那么诸葛亮的用人标准是什么？他的标准又能给蜀汉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任人唯亲”，依据他人跟自己关系来确定是否升降，不仅是对别人的不公平，也容易使内部产生结党营私现象，清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说：“此辈结党营私，朋求进取，以同异为爱恶，以爱恶为是非……翻云覆雨，倏忽万端。本为小人之交，岂能责以君子之道。”顾名思义，“任人唯亲”是指在任用下属时，以对象和自己的亲密程度为依据，任用亲属、亲友和亲信。如果说“德”和“才”是任用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不因用人者的不同而不同，“亲”则指的是用人者和任用对象之间的关系。从用人者的角度说，“亲”的因素离自己最接近、最可琢磨，所以他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根据这一因素来选择下属。它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限制了人才选择的视野，使有“才”、有“德”者得不到平等地展示自己的机会；也易于在用人者周围形成阿谀奉承和拉帮结派的风气，培养出一批庸碌无为的“小人”。中国封建历史长河中出现许多结党营私现象。其中著名的有唐朝出现的“朋党之争”为典型。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史称“朋党之争”。
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叙用。到唐穆宗时，牛僧孺曾一度为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等，指斥李宗闵主持科考舞弊，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更趋复杂。朝廷大臣分化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李党领袖李德裕和郑覃皆出身士族高第、宰相之子，皆以门荫人仕，主张“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其理由是自幼漂染，“不教而自成”。而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等，多由进士登第，反对公卿子弟垄断仕途；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两派各执一词。
李党世代公卿，支持唐廷抑制强藩，因为节度使强大，影响他们的利益；牛党大多来自地方州郡，与藩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利害相关，主张姑息处之，希望朝廷承认割据事实。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问题上，双方态度也相去甚远。当时朝堂宦官擅权，两党争相攀附权阉，以为援助。两党交替执政，相互攻伐，使腐败的朝廷更加混乱。
唐武宗时，李德裕高居相位，将李宗闵贬斥流放封州；宣宗时，牛党得势，李党皆被罢斥，李德裕被贬死崖州。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党派之争使本已弱势的唐朝加快了它衰亡的步伐。
诸葛亮27岁时被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拜为军师，在成长的道路上比起郭嘉、周瑜可谓是“大器晚成”。54岁病逝五丈原，在蜀国居高位27年。从诸葛亮的成才经历来看，诸葛亮本应对选拔人才有更深的理解，然而，把刘备和诸葛亮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从理论上讲诸葛亮要比刘备高出一筹，但从具体实践看两人的做法相去甚远。
刘备的用人方法是“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竟功”，用人不拘一格。他不但有以关、张、赵、马、黄为代表的中原人才集团，还有以诸葛亮、庞统为代表的荆楚人才集团，以法正、李严为代表的西川人才集团，甚至包括蒋琬、魏延、杨仪、费祎等一大批文官武将。
诸葛亮的用人之策与比刘备相比较更具理论化：在选拔人才上他提出“柱以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谷，直士出于众下”。在对人才的认知上他提出：“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然而，诸葛亮理论上实有一番工夫，但是真正运用到实践中却不那么尽如人意。翻看蜀国人事档案，不难发现，诸葛亮的用人标准与他说的大相径庭。从他欣赏提拔重用的人物中，有许多令人怀疑的地方：亲如父子的马谡，襄阳人；临终托付后事的杨仪，襄阳人；继其执政的蒋琬，零陵人；费祎，江夏人；姜维，关西人；《出师表》推荐给后主的董允，南郡人；郭攸之，南郡人；向宠，襄阳人。
零陵、江夏、襄阳、南郡这四个地方在汉末都隶属于荆州刺史部，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姜维是关西降将外，其余全部都是荆州人。诸葛亮，虽然是琅邪人，但其父早丧，幼年时即随叔父诸葛玄迁居襄阳，躬耕陇亩，并与荆襄名士庞统、司马徽等交往甚密，难道事情真就这么巧，可这也巧得太不通常理了。很显然诸葛亮是树立党派，组织荆州“亲信团”。他是荆楚派的领袖。这样一归纳分析，诸葛亮选人有任人唯亲的特点。
诸葛亮所任用的人，大都原是自己的心腹或从荆州带来的“荆州班”，而对原本西蜀的“东州班”人士，和益州当地的土著人士，则不太重用。诸葛亮任人唯亲，制造“亲信团”把持朝中大权，他想方设法树立羽翼，又千方百计排斥其他人员进入决策层。
蜀中的彭羕是个经天纬地的人物，庞统极力向刘备推荐。经过交谈，刘备叹服不已，认为他可与诸葛亮“齐足并躯”，立即请他“指授诸将”。突然冒出此人，诸葛亮竟然吃起醋来，他“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背后则在刘备面前打小报告，说彭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刘备对他自然听信，于是很快疏远了彭羕，将其贬官到了外郡。彭羕无故被贬，不免发点牢骚，于是又被抓住小辫子砍了头。
马良之弟马谡尽管熟读兵书战册，略有谋略，可他只适合做一个理论上的强者，于实践上却是一窍不通。只因诸葛亮与他哥哥感情甚好，与他也亲如父子，第一次北伐时，弃先帝遗言于不顾，“违众拔谡”。
诸葛亮任人唯亲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亲近之人得到提携之后，可以成为自己继续不择手段谋求私利的可靠帮手，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最好逐渐形成一个潜在的帮派势力。同时扩展自己的安全空间。亲近之人即使不愿或没有能力成为自己的得力帮手，但他得到了提携，至少不会坏了自己的“好事”，这同时意味着减少了其他人可能来破坏自己所做“好事”的机会。
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召开党的大会上曾说过：“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圣人是至德之人；君子是至贤之人，庸人是有德缺才之人；小人是有才无德之人。圣人不常见，用人当用君子，实在是没人也可用庸人抵挡一阵，小人应敬而远之。得一贤臣良将富国利民，用一奸佞小人祸国殃民。
荆州集团在诸葛亮的带领下，排挤朝中其他大臣，比如李严、魏延、赵云等等。高度挤压致使蜀国人才凋零，诸葛亮死后，蜀国几乎内没有辅政之臣，外没有御敌之兵。
虚假捏造
中国有句俗话：情人眼里出西施。一个人要是看谁顺心，这个人怎么差他都高兴；假如看一个人不对路，不管这个人做多好也于事无补。三国中有一桩公案———魏延叛变被杀，表面上看是因为魏延长有反骨，预示日后必反蜀，诸葛亮见其一面就下了断言。其实质真像诸葛亮所说的吗？魏延脑后真有反骨？有没有反骨就能决定他日后反不反蜀？毕竟这只是诸葛亮一家之言，别人无从考证。可事情也就真巧了，魏延在诸葛亮死后恰恰还真就“反”了，难道说魏延脑后真有反骨吗？魏延日后真就反了吗？
魏延第一次出场是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备败走襄阳，引数千名百姓共同逃难，身边不过千余名疲敝之卒，战将不过张飞、赵云。刘琮一听刘备前来，闭而不见，命蔡瑁、张允据城不开，后面曹操大军紧紧追赶。刘备是进，没有地方去；退，没有路可走。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诸葛亮能耐再大此时也不能救刘备于水火。生死存亡之际，襄阳城中杀出一员战将，引数百人径上城楼，砍死守门将士，开城门迎接刘备进城，此人就是魏延。此时，名将文聘从城中奔出，欲杀魏延。魏延跟文聘两人展开激战，手下兵卒死伤大半，刘备又拒绝入城，魏延只得孤身一人投靠长沙太守韩玄。
第二次出场，救了黄忠。《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写道，刘备领关羽攻打襄阳，黄忠为报关羽不杀之恩，弯弓射中关羽盔缨，韩玄大怒，命刀斧手将黄忠推下城门问斩。千钧一发之际，又是魏延挺身而出，砍死刀斧手，救起黄忠，开城迎接刘备入城。
魏延本不是刘备手下将领，后来投奔的刘备。长沙太守韩玄残暴不仁，轻贤慢士，魏延慕刘备之名，杀主来投靠刘备。因为刘备打出恢复汉氏江山旗号招兵买马，自己本是忠山靖王之后，名正言顺。魏延的投奔可以说是选明君，奔明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嘛！可从他来到蜀营那天起就没得诸葛亮好脸色。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一见魏延，即喝令刀斧手推出去斩首，理由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斩之以绝祸根。”这个理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马超也是降将，为什么不杀他呀？姜维还是魏国将领呢，为什么也不杀他呢？不知道诸葛亮长了什么样眼睛，居然能看到别人脑后有反骨。为了这根骨头，不管三七二十一绑了就砍头。
据《三国志》记载，刘备取得益州之后，魏延就一直跟着刘备“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而部曲是什么呢？部曲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奴隶制度与宗法制度的混合体。也就是说魏延最开始跟随刘备是以半奴隶身份，而在当时，除了流民、平民，一般的寒士是不会主动成为谁的部曲的。魏延以部曲身份跟随刘备，看出关系非同一般了。
刘备得了汉中后，想派一名大将镇守汉中，众人都认为此人非张飞莫属，没想到的是，刘备任命的却是魏延。书中写道：“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一次大会群臣，刘备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能取代张飞镇守汉中，足见刘备对魏延的信任。数十年来，魏延镇守的汉中，一直是魏人不可逾越的障碍，颇具戏剧性的是，魏延死后，邓艾、钟会的大军从这里轻松进入了成都。
刘备在世，魏延历经几次升迁。《三国志》中载：“先主践尊号，进拜镇北将军。建兴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谿，延大破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
随着时间的推移，魏延的地位越来越高，他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也是处显锋芒。在刘备心中的地位更加牢固。诸葛亮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本来自己就赶不上关、张、赵等人跟主子感情深厚，又来个讨人喜欢的魏延，自己的身影又往后退了，不除魏延，以后朝中那还有我的位置啊！魏延这个人性格狂傲、目中无人。诸葛亮每次出征，魏延皆欲自请兵万人，如汉时韩信一样，异道而行，在潼关会合。诸葛亮并不应允。魏延每每向人牢骚：“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在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心中，他是始终将自己摆在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位置的。本就不受诸葛亮待见的魏延做事还是不加收敛。魏延思想老是跟诸葛亮不符，这就加重诸葛亮对他的厌恶。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在行军路线上，魏延与诸葛亮产生分歧，诸葛亮从岐山绕道而出。魏延认为，兵贵神速，应改变路线，延曰：“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孙子》有言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而诸葛亮认为这个路线太危险，还是走稳妥路线好。诸葛亮弃置不用，不能说是他行军谨慎，而是诸葛亮狡诈心理在作怪，诸葛亮出岐山不是认认真真打仗去，他是为了集权。如果一次成功了，以后该怎么办？听魏延的策略，不成功还好，要是真成功了，那诸葛亮在蜀国的地位可就一落千丈。魏延成功了，人们会说诸葛亮不如魏延有能力。那你还做什么丞相啊！让给魏延做吧！正是因为诸葛亮看明白这是一条好策略，不过因为是魏延提出来的，他不能采用。
诸葛亮活着的时候，魏延这个策略不能实行，那诸葛亮要是死了之后呢？就不好确定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杀了他吧。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
明代于慎行在《谈史漫录》中认识到：“魏延激精兵五千，从褒中取长安，而孔明不用，以正取胜，数出无功，继之以死”。诸葛亮临死之前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只有长史杨仪、司马费、护军姜维知道，会议结果是蜀军退兵，魏延断后。诸葛亮死后，杨仪密不发丧，先派费到魏延这里投石问路。魏延实话实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之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魏延说这话也在理，出兵打仗不是儿戏，那能因为一个人死亡就不了了之呢！诸葛亮死前密会并不让魏延参加，又将军政大权交到了与他水火不容的杨仪那里，魏延只充当个配角，自然有不平衡心态。魏延笼络费，欲联名发布军令。费多了个心眼，言“当为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旋即驰马而去。不久，杨仪等商议撤军，魏延大怒，率领部下先行归蜀，沿途烧毁栈道。显然，魏延是不想造反的，要不然何不率部投奔魏军，既已班师回国，如何造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