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农历七月十二日，也就是公历8月22日，父亲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的牌坊村出生，取名叫邓先圣。
当时他的父亲邓文明十八岁，母亲淡氏二十岁。生了一个男孩子，一定是当时邓家最为喜庆的事情。这件事，尽管对邓家来说是件喜事，但在广安、在四川、在全国来说，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那年诞生的千千万万个婴儿中的一个。因为父亲现在著名了，所以我们家的一些亲戚和乡里的人便传说父亲出生时曾经出现过什么吉兆，其实都是一些无稽的编造。
那时候一个穷乡僻壤，当然没有照像设备，因此父亲小时究竟是什么样，我们自然不得而知。但当我弟弟的儿子小弟出生后，全家人都说小弟长得像爷爷。我还开玩笑地说：“如果要演邓小平的童年时代，完全可以让小弟去当演员！”
小弟长得什么样呢？圆圆的脸，宽宽的额头，淡淡的眉毛，白白的皮肤，眼睛不大，还有一个小小的邓家祖传的圆鼻头儿。
父亲五岁进私塾发蒙。这个私塾就设在当年邓翰林的“翰林院”。私塾的教师认为父亲的名字不好（可能认为“先圣”二字太不恭了。孔夫子尚且为“圣”，你怎么能为“先圣”呢？），就把他的名字改为了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了二十年。六岁时，父亲进入协兴乡的初级小学念书。
私塾发蒙，可想而知，读的不外乎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东西。上了初小，也只读一些“四书”、“五经”一类的书。当时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背诵。当然，光背诵而不解其义固然不是正确的教学方法，但小的时候背的东西往往可以记一辈子，而且背得多了，对一个人的文化功底甚至可以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现在的教学强调以理解为主，不要“填鸭式”，但我认为第一古文读得少，第二背诵太少，所以很多孩子虽然读完中学、甚至大学，却仍然“文化很低”。教学到底怎样才是正确方法，本不是我的专业，而且谈论这一问题已经离题太远，所以还是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
1915年，十一岁的时候，父亲考入了广安县的高小。当时广安全县只有一个高小，这个高小设在广安城内的一个山坡上。在我和二姑姑回老家时曾去看了一下，当年的这个小学只剩下了几间旧房。在第三章时我介绍过，这是一个两层楼房，砖墙瓦顶，二楼教室的外面有木板地的走廊，用木头的栏杆围挡起来。教室不大，可以容纳二十来个学生。因为全县仅有这么一个高小，因此要进来也并不容易。想必父亲小时念书用功，所以得以考进高小。这个高小每次只收一两个班的学生，学校里教的东西也很少，自然科学的东西几乎没有。国文课除了孔孟“经书”以外，还教授一些《古文观止》上的文章，有柳宗元的，有韩愈的。教学方式，和初小一样，也主要是讲背。那时候的高小学生，年龄相差很大，从十来岁到二十多岁的都有。家不在县城的学生都是住宿。父亲也是在校住宿，每周回一次家。我姑姑说，旧广安根本没有公路，直到她们到广安上学的时候，也都是坐渡船过河，走石板路爬坡。
广安县当时有二十到三十万人口，但全县只有一个高小，也只有一个初中。
1918年，父亲十四岁的时候高小毕业，考入了广安县中学。
有很多伟人在青少年时代就显露出非同常人的天才的火花，但我想父亲的少年时代，则可以说过得十分平常。现在在一些亲戚中和乡亲们中有一些关于父亲少年时代的带有传奇味道的传说，多不可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少年时期的父亲，自幼便资质聪明，在家里是个受父母疼爱的好儿子，在学校里是个勤奋用功的好学生。
父亲考上了广安县中学，但上了不久就离开了。因为那时祖父在重庆，听到重庆将要举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捎话到家里，让父亲去重庆，进预备学校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