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国警方密报：“1925年7月1日，在比扬古尔市（Billancourt）特拉维西尔街14号（14，rueTraversiere）召开一次会议，共有三十三人参加。会议主席首先讲话，说，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均已被逮捕，所以有重新组建的必要。此外，最近将要用法文和中文印刷抗议声明，以便在巴黎散发。会上，反欧洲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表示，坚决反对法方驱逐中国同胞的行径，尤其是对本星期六还要驱逐十名中国人表示强烈愤慨。当饭店的老板进来说警方来了时，会议就结束了。”
7月2日，临时执行委员会还召集了抗议帝国主义的会议。法国一份警方的密报记载：“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昨天下午在布瓦耶街23号（23，rueBoyer）召开会议，抗议国际帝国主义，共有七十多人参加。该委员会主席说，我们成立了行动办公室，其人员组成尚未上报代表大会，待小组选举。会上共有八人发言，其中邓希贤的主张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
8月17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委会，分工如下：
秘书：傅钟
委员：邓希贤、施去病
以上三人组成书记局。
傅钟、邓希贤、邓绍圣等人还在党团刊物上担任投稿人。
父亲自己记述过，在这一时期，组织决定他同时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负责国民党的一切工作。
在法国政府和军警的镇压下，旅欧中共和青年团组织不但没有后退，反而迅速地恢复了组织，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
据法国警方的密报：“9月6日，在贝勒维拉市（Bellevil—loise）布瓦耶街23号（23，rueBoyer）召开了一次会议，有四十多人参加。自从中国公使馆事件发生后，部分中国共产主义者居住在巴黎地区，并采取了紧急措施，以防被人发现。此会的目的，是为纪念廖仲恺先生。调查待继续进行，以便进一步摸清会议的组织者和与会者。”
1925年9月12日，离法国军警大搜捕才两个多月，中共旅欧支部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再次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旅法华人反帝大会，并决定大会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的名义召集。
9月15日中午，在巴黎中心地区塞纳河旁一个会议厅内，一千多旅法华人以战斗的姿态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大会。首先由中共党员、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副主席施益生发言，说明自“五卅”反帝运动以来，旅法华人积极投入斗争，但这还不够，还要再接再厉，奋勇前进，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一致向英、日、法、美等帝国主义开炮，一定要把他们驱逐出中国领土之外，完成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施益生发言后，法国共产党代表道里欧、法国国会议员马尔驰、越南共产党代表、非洲黑人代表相继踊跃发言。最后由共产党代表傅钟和萧朴生发言，他们指出，“五卅”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团结一致，同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会场上群情激昂，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华民族解放运动胜利万岁！”
这次反帝大会的召开，使广大旅法华人更加紧密团结在中共旅欧支部周围，壮大了革命的声势。同时，这次大会，又一次震惊了法国政府。法国政府马上决定：逮捕这次大会的主持者和组织者。由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告密，法国警方逮捕了施益生，并将他驱逐出境。
父亲虽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发言，但他作为支部领导成员，参与领导和组织了这次会议。
中共旅欧支部和青年团的活动愈有战斗性，法国政府就愈为紧张。法国警方开始越来越密切地注意华人和中共党人的动向，进行秘密监视，连一些小范围的会议也有人向警方告密。然而，旅法中共党员并无畏惧。他们仍旧以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员的身份，主持各种会议，发表各种讲演。
1925年10月25日，法国情报员报告：“昨天（即10月24日）二十点至二十一点三十分，在伊希—莫利诺市（Issy—les—Moulineaux）夏尔洛街（rueCharlot）一家咖啡餐馆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者会议，共有二十五人参加，会议由邓希贤主持。吴琪宣读了共产主义教育课，并指出，重建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创办刊物的必要性。”
1925年11月16日，法国情报员报告，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国民党的群众大会，由邓希贤主持，纪念国民党旅欧负责人王京歧，并揭露国际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对进步人士的迫害。
该报告称：“国民党于11月15日十五时至十七时在贝勒维拉市（Bellevilloise）布瓦耶街23号（23，rueBoyer）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四十七人，会议由邓希贤主持。此会为纪念被法国驱逐，并死于回国船上的王京歧，会上陈希（音）等十一名代表发了言，发言者抗议法国警察逮捕中国人。最后，邓希贤总结说：我们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歧同志，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1925年11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一封信函中，也提到了这次会议。信中称：“11月15日在贝勒维拉市（Bellevilloise）布瓦耶街23号（23，rueBoyer）召开一次会议，纪念被法方驱逐，并死于回国船上的王京歧。另外，国民党方面指定陈希（音）为国民党代表。”
到了此时，年仅二十一岁的邓希贤，已由一名普通的青年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进而被选为旅欧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他已经成长为一个信念更加坚定，行为更加成熟，具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和领导能力的共产主义者。他在法国共担任了一届半的支部领导，他的活动，已引起了法国警方的特别注意。法警开始秘密监视他，跟踪他的行踪。
1925年7月30日，父亲在巴黎附近的比扬古尔市所属布洛涅警察局花名册上进行了居住登记，号码是1250394。
1925年11月6日，父亲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他被分配在钳工车间。1988年我去法国时，曾去雷诺汽车厂找寻父亲的资料。雷诺汽车厂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带我参观了当年父亲工作过的钳工车间，还送给我一些二十年代雷诺汽车厂工厂和工人的一些图片材料。最为珍贵的，他们找到了父亲在雷诺汽车厂做工的工卡。
在工卡上，父亲登记道：邓希贤（TengHeiHien），中国人，1904年7月12日（阴历）生于四川，住比扬古尔市（Billan—court）特拉维西尔街27号（27，rueTraversiere）。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76号车间，磨件单位工价一法郎五生丁。
卡片的左下角，有一张父亲的一寸小照，上面印着82409A的编号。照片上的父亲是那样的年轻，不知道的人，可能会错认成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呢。殊不知，二十一岁的他，已是一个为法国警方监视的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
在雷诺汽车厂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可父亲却心灵手巧地学习了一些钳工技术。这项手工技术，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在江西的一个工厂被监视劳动时，可发挥了大作用。当然，这是后话了。
父亲到了雷诺汽车厂后，法国警方仍然密切地监视着他。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法国警方这么注意你？”父亲说：“因为我比较活跃。我们的行动法国警察都是清清楚楚的！”
到了1926年1月7日，法国警方弄到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这个报告说：“据本月5日获得的情报，旅法中国人小组行动委员会曾于1月3日下午，在贝勒维拉市（Bellevilloise）布瓦耶街23号（23，rueBoyer）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好几个讲演人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并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将军的亲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
“行动委员会在会上还决定要求中国驻巴黎的公使先生对中国的南北冲突表明立场，并起来反对任何国际干涉。
“由于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非常审慎，虽对其进行了调查，但未能发现这个委员会的所在地及其组成人员。然而，在1月3日会议上发言的几个中国人已被辨认出来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1904年7月12日出生于中国四川省邓文明和淡氏夫妇家。他从1925年8月20日起就住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市（Boulogne—Billancourt）的卡斯德亚街3号（3，rueCasteja）。他符合有关外国人的法律和政令的规定。他于1920年来到法国。开始，他在马赛做工，后又到巴耶、巴黎和里昂。1925年他重新回到巴黎后，在比扬古尔的雷诺厂当工人，直到本月3日。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
“此外，邓希贤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
“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外出时，他们总是陪伴着邓希贤。傅钟（Fou—Tchang），1903年6月出生于中国（实应为1900年出生——作者注），Ping—Suen—Yang，20岁，生于上海。他们符合外国人在法国的法律，声称是学生，没有从事任何工作。
“由于在巴黎的中国人很封闭，了解他们的情况很难。为了弄清情况，看来有必要通过警察总局局长先生的允许，对他们在比扬古尔的几个住地进行访问调查。可以通过房主搞清一些情况，这样就有可能通过检查身份证了解他们中间的被通缉的共产党人。
“有三家旅馆应密切监视：卡斯德亚街3号（3，rueCasteja）；特拉维西尔街14号（14，rueTraversiere）；朱勒费里街8号（8，rueJulesFerry）。”
得到这份报告之后，法国警方立即决定对邓希贤等人的住所进行搜查。1926年1月8日，法国警方突然对比扬古尔的三家旅馆进行了搜查。
搜查报告如下：
“执行警察局长的命令，今天早晨五时四十五分至七时，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对下列三家旅馆进行了搜查。这三家旅馆的地址是：
“特拉维西尔街14号（14，rueTraversiere）；
“卡斯德亚街3号（3，rueCasteja）；
“朱勒费里街8号（8，rueJulesFerry）。
“搜查这三家旅馆的目的，是为了查找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中国人。
“这些旅馆的全部房间已被搜查过，上百份中文文件都被查看过。
“在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的5号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中国工人》、《孙中山遗嘱》、《共产主义A.B.C.》等），中文报纸，特别是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以及两件油印机的必需品并带有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
“名叫邓希贤、傅钟和PingSuenYang的三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7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而住在朱勒费里街8号的名叫MonFiFian和TchenKouy的人，也同时匆匆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
“看来这些人由于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因此就急忙销声匿迹了。他们的同胞采取了预防措施，丢弃了一切会引起麻烦的文件。”
是的，在卡斯德亚街3号旅馆5号房间居住的房客，法国警方要逮捕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邓希贤、傅钟等人，早已听到风声，机警地远走高飞了。
他们远走高飞了，飞向哪里，走向何方？
当时的革命圣地——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