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俄罗斯，土地广漠，白雪皑皑。
这就是莫斯科，古城新貌，森林环绕。
这就是红场，宽阔庄严，红旗飘扬。
这就是克里姆林宫，里面有列宁的办公室，有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政权。
这个1917年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刚刚度过八年的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时期。“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刚刚病逝。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全力以赴愈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的同时，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国际便开始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帮助东方民族、民主革命高涨的国家和地区培训干部。
1921年，在苏联首都创办了一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既为苏联东部地区民族训练干部，也为东方国家培训干部。在该校培训的有印度人、越南人、日本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阿尔及利亚人等。1921年该校有中国学生三十五人（大多为党团员），1922年为四十二人。1923年，中共旅欧支部派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十二人进入东方大学学习。
1923年以后，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1923年6月，中共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1924年创办了共产党参与领导的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军队。中国国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国共双方深感革命干部力量不足，要求增加在苏培训人数。
在这种要求下，苏联于1925年建立了“中山劳动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其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
1925年底，在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双方共挑选了三百一十名学生准备送往中山大学培训。第一批学生一百一十八人于1925年11月抵达莫斯科，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至少有一百零三名，超过87%。1926年1月，又有十名在德国学习的国民党员进入中山大学。不久，中共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派遣二十名党团员从法国等地赴苏学习，其中有邓希贤、傅钟、李卓然等人。他们先进入东方大学，不久转入新办的中山大学。
1990年我率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小组访苏时，曾去中山大学的旧址参观。那是一座三层楼房，据说革命前是旧俄一个贵族的府邸，我去参观时是苏联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房屋里面的装设已是现代形式，但在一些大房间内还留有当年的屋顶浮雕华美依然，室内的吊灯也精致堂皇。每间房屋都高大敞亮，还有一个大厅，已改为礼堂，可见当年这栋楼房之豪华气派。在楼内，有一个厅室，贵族时期是个舞厅，据说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和他妻子的婚礼舞会，就是在这个大厅举行的。现在在这栋楼内，大多数屋子已改为办公室和会议室，大礼堂和会议室内都陈设着列宁的半身像。
1926年初，当父亲他们这一批从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来的青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来到此处之时，一定会顿觉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法国，他们是社会最底层的外国劳工和穷学生，是受到法国警方追捕的秘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而到了苏联，他们则一下子变成了受到热烈欢迎的贵客，成为高级共产主义大学的堂堂正正的学员。在苏联同志们中间，在苏联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大家庭中，他们第一次过上了没有压迫、没有黑暗的光明的生活。他们在这里可以自由讨论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自由开展党团活动，他们的心情一定是愉快的，精神一定是解放的。
当时的苏联，内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但是，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对这些外国学生则尽全力给予了生活上和学习上的保障。苏联国内成立了中山劳动大学促进会，筹集办学经费。中山大学每年预算约为当时的一千万卢布，而且为了给外国学生们必要的外汇（例如回国费用），还需动用苏维埃政府本来就十分短缺的外汇。苏维埃政府尽一切可能保证学生生活，外国学生甚至享有优于俄国师生的生活待遇。有一位中国学生回忆道：“我们从未断缺过蛋、禽、鱼、肉，而这些在1926年是不容易搞到的。虽然经济困难，但一日三餐的数量和质量却相当高。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富人的早餐比我们的更丰富了。”学校给学生发送西服、大衣、皮鞋、雨衣、冬装及一切生活日用品，还设有门诊部为学生看病。学校组织学生观看芭蕾舞、歌剧等艺术演出，组织假期的疗养和夏令营，还组织参观莫斯科的名胜古迹和到列宁格勒参观旅行。父亲说过，他在1926年就曾随校去列宁格勒旅行。
这种生活，比起父亲他们在法国的那种生活，简直就如天上地下之别。
当然，中国学生来到这里，主要的任务是学习。
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期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周六天，每天四小时。中山大学的必修课为：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具体的课程是：中国革命运动史、通史；社会形态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
学习方法是教授先讲课（用俄语，但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再次由学生开讨论会，自由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发言。
教学基本单位是小组。1926年初约有学生三百余人，设有十一个小组，每组三十人到四十人不等。到1927年初，学生已超过五百人。
在中山大学就学的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已受过中高等教育，有的文化基础比较差。学生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了解程度也相差甚远。针对这一情况，学校根据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按照学生具体情况来分小组。对程度较差的学生设有预备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较高的设有翻译速成班。
学校中有一个组，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被称为“理论家小组”的第七组。这个小组里云集了当时在校的国共两党的重要学员，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等。按父亲的说法，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尖子人物都在一个班组，因此这个班很有名！
父亲、傅钟和李卓然，三个人都是旅法共青团执委会的领导成员，都是在法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具有一定革命斗争领导经验的共产党员，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已成熟，履历也很引人注目。他们与国民党人士相处一个班组，在信仰上、观点上、见解上和阶级立场上都会很不相同，因此在各种问题上双方常常发起辩论，甚至于经常展开一定程度的斗争。这种斗争特别表现在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较量中，是和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
当时中山大学的中共党支部书记是傅钟，父亲则是第七班的党组组长。
1926年6月16日，中山大学内中共党支部的一份“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了有关父亲当年的一些情况，也就是当时的中共党组织对他的评价，现摘录下来，以供更好地了解那个时期的邓小平。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罗夫（Дозоров）
“学生证号码：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组组长。
“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于党的实际问题及其他一般政治问题的了解和兴趣如何，在组会中是否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提议各种问题讨论，是否激动同志们讨论一切问题：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
“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与否：从无缺席。
“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
“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在国民党中是否消灭党的面目：未。
“在国民党中是否能适合实行党的意见：能。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份党小组的鉴定，勾画出了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希贤的基本形象。
父亲在法国时期，就曾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以及考茨基等俄共著作，他说他们旅法青年团小组每周都要组织一次学习讨论。但我想那样的学习毕竟不够系统和精深。在苏联的学习，最重要的是较全面、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其他知识。如果说他以前从未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就学的话，那么进入这所中山大学便可以算作他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党校教育的一个良好的机会。同时，在这里，他和他的同志们与直接从国内来的国民党人士共同学习、生活，使他们对国民党各派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并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较量。这些，对于他回国以后进行革命活动和革命斗争，奠定了更加充实的理论基础和斗争基础。
在一份在莫斯科时撰写的自传中，父亲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我更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在这份弥足珍贵的自传中，这位二十刚刚出头的年轻共产党人进一步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这是邓希贤，这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战斗誓言。他用他今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实现了他的誓言。
在莫斯科的同学中，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他和父亲不同班，年龄也较小，当时在学校并不出名。另一个是从国内派到莫斯科培训的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名叫张锡瑗。
张锡瑗生于1907年，在莫斯科时正好十九岁。她的原籍是河北省房山县良乡，父亲张镜海在铁路供职，参加过“二七”工人大罢工，曾任良乡火车站站长。张锡瑗在直隶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作为骨干分子参加该校学生改革学校教育的学潮运动，并在该校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她到北京，在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党的领导人，同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党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大约于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和父亲就是在中山大学作为同学时认识的，两人之间相当熟识。
1926年，张锡瑗与中山大学的二十几位女同学一起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疗养院照了一张集体像，像片中的她，端正秀丽的面容，短短精神的头发，和同学们站在一起的亲热姿态，都非常真切。谁能从照片上看出，这个女孩子般的年轻共产党员，已经几经革命斗争的锤炼了呢？张锡瑗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她在国内的家人，直到1978年，上海龙华革命公墓才从她的亲人手中找到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也是张锡瑗在短短的二十四年的生涯中仅存的一张照片。现在，它正端端正正地镶嵌在上海龙华公墓张锡瑗烈士的墓碑之上。
父亲和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只是同学，只是战友，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制，但是父亲并未念完两年，不到一年，也就是1926年底，父亲便奉命回国，参加国内的大革命活动。
他踏上了回国的道路。在一别六年之后，他又要回到祖国去了，回到那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去，去参加那千难万险的国内革命斗争。
祖国，你的儿子们又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