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后，党中央迁往上海。新的党中央在非常紧张的政治局势和十分严重的全国范围内的白色恐怖下，积极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党中央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向全党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派了一些同志到湖南、湖北、广东等地进行指导工作；党中央先后组织发动了湖南的“平江起义”、湖北的“黄麻暴动”、江西的“弋横起义”等革命的工农起义，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疯狂屠杀和血腥镇压，并开始把革命向农村推进，为壮大工农红军和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经验，在这些军事斗争中，直接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直接组织了由我党领导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党中央还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积极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建立秘密工会，组织秘密学联，并组织了一些城市的工人斗争。
党中央到上海后，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进行极其艰难的组织工作，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改变在严重白色恐怖之下全党的散乱状况。
在上海，很快地，党中央便建立了秘密组织系统，建立了秘密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络，并出版了党的秘密机关报。
1928年1月，中央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兼任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即在中央担负起处理日常工作的重要责任，他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以绝对秘密为原则”，要求党的“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
父亲随中央迁到上海后不久，于1927年12月间，就被任命担任党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除了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外，父亲还负责文件、电报、交通、中央经费、各种会议安排等项工作。由于上海处于敌人的严密统治之下，周围环境异常险恶，因此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需要不断地变换居住点和姓名，像周恩来这样重要而又出名的人物，更是需要注意隐蔽，住处有时一月半月就要更换一次。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不知道他人的住处。而父亲作为中央秘书长，则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和地点，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掌握这些绝密情况。
中共中央的机关，当时一般都设在外国租界区，中央机关大部分设在公共租界的沪中区。
在闹市中心四马路（福州路）上有一个天蟾舞台，在舞台后面的447号，就是党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
这里，楼下，是一家“生黎医院”，楼上，则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租有三间房子，作为中央政治局开会和办公的地方。熊瑾玎扮成一个湖南来的经营土布土纱的商人，门上挂个“福兴布庄”的牌子，当时人们都称其为熊老板。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差不多都是在这里召开。
1990年的时候，我去看望了一下革命老人朱端绶。其时，她已经82岁了，但还是精神抖擞，步态康健。
朱妈妈告诉我：“我是在1928年夏天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就认识你父亲了。那时他才二十四岁。我们的机关在公共租界，我们这个机关一直没有被破坏，直到1931年顾顺章叛变，我和熊老板才撤离。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当时的书记是向忠发，一点本事都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东西多。”
朱妈妈还告诉我：“我是专门在中央机关当交通，直接在你爸爸的领导下工作。从各地和苏区来的报告，都是用药水密写在毛边纸或者布上，由我洗出来，用明矾水洗，然后誊抄好。我抄的文件都是最绝密的，不出政治局的门。熊老板在秘书处搞特会（特别会计），也归你爸爸领导。政治局这个机关归我管，我除了抄写文件和当交通外，还给来机关工作和开会的同志烧开水、做饭。中央的同志们都爱吃我做的几样菜，周恩来同志爱吃我做的狮子头，你爸爸爱吃辣椒。你爸爸性格挺好，平易近人，他比我大四岁，叫我小妹妹。你爸爸爱讲话，也爱开玩笑，但很文雅。当时做地下工作，装的是有钱人，所以要穿长袍，戴礼帽。你爸爸也是这样的打扮。”
朱妈妈是在湖南加入党的组织的，她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时才二十岁，由周恩来同志介绍，她和熊老板一起“坐机关”，先是扮作假夫妻，后来于1928年8月结了婚，当时请了两桌客，向忠发等中央的同志，包括我的父亲他们都去参加了，熊老板比朱端绶年长二十多岁。离开上海中央后，他们二人到湘鄂西苏区工作，曾双双被捕。解放后熊老板生病在北京医院住院时，父亲还去看过他。熊老板先逝，朱端绶还健在，这对革命夫妻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在中央机关里，可以算得名声不小，功劳亦很大的了。
1991年7月，我在北京全国工商联的办公地点拜访了一位革命老人黄介然。他原名黄文容，1926年入党，曾在上海中央担任过秘书处长。1929年我的父亲被中央派到广西工作时，他曾接替我的父亲担任中央秘书长。他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许多当时的情况。
黄老说：“我在武汉时，给陈独秀当过秘书，中央迁到上海后，我先在党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工作，后在北四川路永安里坐过机关，1928年夏天调任中央秘书处处长。我第一次认识你爸爸是在1928年。那时在上海同孚路柏德里700号有一个两楼两厅的房子，那就是中央的一个机关，当时由彭述之两夫妇、陈赓的夫人王根英、内交科主任张宝泉和白戴昆等同志以房东房客的关系住在里面。实际上这个地方负责处理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中央办公厅。那时候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分、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的问题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中央和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如要人、要经费、汇报工作和请示中央的问题等等，恩来同志能解决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和重大的问题，他就交到政治局会上去讨论决定。恩来同志实际相当于党内日常工作的总管。我当时在党刊工作，也是去请示工作，在那里头一次见到恩来和小平同志。他们非常忙，我们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在外面等。
“1929年小平同志要调往广西以前，我准备接他的工作，因此也参加一些政治局在熊老板那个机关的会议，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这时接触就多了。政治局开会，由总书记向忠发主持。会议的内容都是事先定好的，都是讨论专门的问题。如工人运动，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经济问题，全国和局部地区的形势，策略，对策，方针，工作方法和斗争方法等等，都是大的问题。每次讨论的问题都由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同志作中心发言，其他同志围绕中心发言谈看法、意见和不同意见。发言不能时间太长，不能长篇大论。向忠发有时也很能发挥一通，但没有水平。发言最多的是周恩来，他了解的问题多，管的工作多，准备又充分，还常常写好发言提纲，特别是关于苏区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他发言最多。小平同志是秘书长，负责记录（有时也请别人记录），但他也发言，因为秘书长有权发言，也有权提出问题。因为秘书长要负责处理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工作，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责任很大。秘书长知道的事情多，处理的事情多，所以他的工作直接牵涉到中央的安危。小平同志的特点是发言不多，但发言和提问都很有分量，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说的话深入浅出，容易懂。有些人很能说，但常常说得不知所以然。会议以后，秘书长还要负责起草一些文件、文件的一切处理过程都由秘书长负责。秘书长还要负责管中央机关的秘书处的工作，可以说，秘书长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责任很大。
“我们开完政治局会，有时在熊老板家吃饭。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又说又笑。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我请黄老介绍一下秘书处的组成和工作。
黄老说：“秘书处下属五个科：文书科、内交科、外交科、会计科和翻译科。
“文书科科长是张唯一，工作人员有张越霞、张纪恩等人。这个科要负责刻蜡板、油印、收发文件，分发文件、药水密写。这些工作都是分头去做的，而且都是非常秘密的。中央的文件和会议记录，一式三份，一份中央保存，一份送苏联的共产国际，一份由特科送到乡下保存。据说乡下的这一部分没有损失，解放后都拿到了。有的机关被破坏了，外国巡捕房搜去文件存了档，解放后我们又从巡捕房找了回来。保存文件是很不容易的。文书科还有一个中央负责同志看文件的地方，文件一到，秘书长总要先去看。
“内交科是顾玉良当主任。工作人员有张宝泉、张人亚等。主要工作是把文件送到各处、各单位，还要送一些通知和情报，任务很重。我们常常利用一些夫人来做这个工作，只要镇定的，大胆心细的，能察言观色和处理突然问题的女同志，都可以做。负责干部的夫人们都当过内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