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整个会议室就开锅了，一片沸腾。这些上了年纪的专家，一个个把手掌都拍红了，尤其是王大珩，满眼都是泪水。
刘西尧一边鼓掌一边在方毅耳边轻声说，魄力，这就是魄力。
胡乔木没有作声，心里想，这位邓大人，胆子真够大的。在中央高层，谁敢说这样的话啊。
如果要扣大帽子的话，一句话就是一顶帽子！
散会后，邓小平直接把方毅、胡乔木、刘西尧、田志远几个人叫到了休息室，总结一天的会议成果。
邓小平一坐下就对大家说，我刚才说的意见，你们都听到了吧？“两个估计”，很明显，是个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要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我的感觉是，“四人帮”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教育路线的评价。你们说呢？你们要注意查找资料。刘部长，你来牵这个头。
刘西尧面对邓小平这样的点将，面露难色了。邓小平敢于“突围”的魄力他是极度佩服的，但是要他来牵头组织文章，心里却又犯忌。在中国，“文章”这两个字有时候就等同于“罪证”。
文章千古事，文章白纸黑字。文章，这是很要命的东西。
刘西尧张了张嘴，很想说类似“我合适吗”这样的话，但是他还没有出声，就又听到邓小平对自己说，你是教育部长，理应由你来牵这个头。既然你是当事人，说明你更了解情况。这事就这么定了。
邓小平如此坚决的态度，让刘西尧一时语塞。
刘西尧心里忽然一横，想，既然邓大人这么斩钉截铁地定了，也就顾不得啥了，我能再顾忌什么吗？刀山火海的，也往前冲吧。
于是他说，明白了，小平同志。
接着，邓小平看定方毅，说，方毅同志，你给王恩茂打个电话，要他抓紧处理“光机所”的事情，严肃处理坏分子，绝不能再出把专家往看守所送的事件。
方毅一边点头，一边在纸上迅速做着记录。
说完了以上两个意见后，邓小平停顿了一下，思索片刻，继续说，专家们的帽子要摘掉，待遇要恢复。刚才我提到李国豪和陈景润，就从他们开始。李国豪应该当同济大学校长，陈景润应该是一级研究员。
说完，邓小平看着田志远问，小田，陈景润情况怎么样？
田志远说病情已经稳定，但还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邓小平说，应该组织力量，对他的事迹进行宣传，不是“白专”，而是作为“红专典型”。攀登科学高峰，他对年轻人而言是个很好的榜样。
稍作停顿，邓小平想到了什么，接着说，还有一点，原教育部长周荣鑫是根据我提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主持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工作干劲很大，后来因为我被打倒，他被批斗得很厉害，结果死得不明不白。方毅同志，刘西尧同志，你们要详细调查他的死因，把情况搞明白，尽快作出恰当的结论。
方毅答应说明白了，刘西尧也跟着点了头。
这个总结会，开得真是干脆利落、心情舒畅。邓小平浑身散发出的那种无所畏惧的刚毅气质，大家都实实在在感觉到了。
这个邓小平，果然锐不可当，胡乔木在走出会议室时凑在方毅耳边咕噜了这么句话，这句话也不知是褒是贬。
而田志远，当夜就给曹慧打了个电话，说我今天痛快极了。曹慧心里紧张，问他是不是会上说了很多话而觉得痛快了。田志远说，我一句没说，只是听了很多很多的话，这些话痛快淋漓，我很久都没那么兴奋过了。
电话那头久久没有吭声，田志远最后说了句“我以后跟你讲吧”，就把电话挂了。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邓小平明显露出了倦容，但是他依旧保持着自己标志性的笑容，主持着全天的会议。田志远建议他休息半天，他摆摆手，根本不听。
会议气氛越来越热烈，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特别是生物化学家邹承鲁提出要保证科研工作时间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响应。邓小平当场补充：至少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要鼓励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邓小平的这个“六分之五”激起了一片掌声。
清华大学的何教授是这样发言的：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是清华大学仪器、设备损坏的问题。大家知道，理工科目，不管是科研还是教学，都需要大量的仪器、设备。建国后，国家花了大价钱，大约十亿元，给清华大学配备了当时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设备。但是，过去几年，清华大学的仪器、设备损坏非常严重，很多非常贵重的设备已经无法使用，导致许多研究和教学无法进行。根据我的调查，不仅清华这样，很多科研院校也是如此。
邓小平插话说，你大概说说，破坏了百分之几十？
何教授回忆了一下，说大概百分之六十。
邓小平神色一下子凝重起来，说损失百分之六十，也就是说至少五六亿元。
说到这里，邓小平一挥手，坚决地说，要修复，有些要补充，还有的要重新建立，还要加新的东西。要不怎么教学？怎么提高？请你们回去后好好注意这个问题，要保护好现有的仪器、设备，再不能破坏了。
何教授继续说，第二点，我想谈谈生源的问题。现在清华招收的学生都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工农兵学员。新生入学以后，大多数人学习还是比较认真的，但是大部分学生的文化水平较低，基础参差不齐，这使得教学无法按计划开展。比如一九七二年，那年部分学生还是经过考试的，可整个学年教的主要是中学的基础课程，大学课程只有一百多个小时。
邓小平愤怒起来，说，那就叫清华中学，还叫什么大学？
何教授说，您说的是。后来呢，部分考试也取消了，到一九七四年，情况更严重，大多数学生连中学程度也达不到，直到现在，还有百分之二十在学初等数学，有的学生学了三年还只有小学水平。
邓小平边听边摇头说，那就叫清华小学。
会议室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但是这笑声明显渗透着凄然的感觉。
邓小平接着说，这种情况，别说攀登科学高峰，中峰也不可能，低峰都有问题。高校招生制度必须改革！
这句话的话音一落，坐在后排的一位名叫查全性的教授忽然就坐不住了。这位来自武汉大学的查教授，高高举起手，连声说我要发言、我要发言。在获得了邓小平允可后，他大声说，我接邓副主席“高校招生制度必须改革”这句话来谈点高校招生的问题，邓副主席说的“必须改革”确实太对了。
然后就这个大家关心的“高校招生”的问题，五十二岁的查教授侃侃而谈。他先是阐述了严格高校招生的意义，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他接着就联系到了令人叹息的现实，他说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大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六百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农民中招收二十多万合格的大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
听着查教授的发言，邓小平觉得自己的心越来越堵，人才遭埋没，青年才俊上不来，一个民族怎么会有前途呢？他忽然从沙发里欠起身子，扬扬手，对全场说，你们大家都注意听听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查全性教授见邓小平对他的意见如此重视，干脆竹筒倒豆子痛陈了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的招生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贪污腐败之风已经开始在学校里蔓延，甚至小学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说到这里，整个会议室已经是议论一片了，所有的专家都为高考制度的这种明显的弊端而愤慨。
确实是这样，一九七二年，在全国高校停止招生达六年之久后，大多数高校开始恢复报名，但这次报名只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取消文化考试。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一场没有任何文化课考试的、推荐选拔大学生的招生制度开始实行，这期间“白卷英雄”被“四人帮”树立成典型。想要上学的人几乎不需要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就可以直接进入大学学习，这在全世界也属罕见，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即使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可是“文革”中延续下来的招生办法还是没有改变。
查教授接着就谈了他的建议。他说，入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此外，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他认为，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这些想法，现在终于有地方可以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了，而且是当着邓小平副主席的面。其实，这些想法已经在查教授的脑子里反复酝酿了几百遍。他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认可，也得到了在场教育工作者的认可。
邓小平在听查教授的这些建议时，频频点着头。其实，在开这次座谈会之前，邓小平就已经让人去了解过，他们的汇报与今天会议上查教授所讲的基本一致。
总之一句话，这个问题很大，也很严重，但确实一下子很难改过来。现状是明摆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十六字方针”，招生文件也已经送到邓小平手中，只等签批。而且，现在离新生开学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要有什么重大改变，也已经是来不及了。
问题就在这儿，焦虑就在这儿。如果什么都不改变，沿用老办法，那又是整整一年。
邓小平心里紧张地琢磨着，但他仍然抬起脸试探着问了大家一句，要从今年开始进行高考招生改革，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
专家们纷纷摇头，都说今年是没有办法了，来不及了。要在短短两个月期间彻底改变高考招生制度，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查全性教授犹犹豫豫地说，恐怕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要不然又会误招二十多万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
邓小平立即转脸问刘西尧：刘部长，你看今年做改变，还来得及吗？
刘西尧颇有些为难，轻声说，今年的招生方案早就拟好，已经呈交您审批了。
邓小平简洁地说，我看过了，还没有批。
邓小平的这句话，虽然嗓音不大，但是全场所有人闻之都心里一震，继而一喜，都觉得有门儿了。
刘西尧此时也浑身一震，突然恍悟了，原来邓大人一直压着不批他送上来的这份报告，其中早有玄机。
这时候，方毅副总理似乎也明白了邓小平的想法，于是对邓小平说我们都听您的意见。邓小平一挥手，说还是先听听大家的吧。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好多专家又都七嘴八舌地发言。吴文俊发了言、周培源发了言、张文裕发了言，他们的发言都是一个意思，都要求从今年就开始恢复高考，一个个情绪都很激动。
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的发言忽然平息了，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坐在沙发上、脸庞微微低下的会议主持人身上。
大家都在等着这个人说一句话。
负责会议记录的田志远也停了手中的笔，但笔尖却在微微地打颤。他知道他的老首长面对的又是一个特别巨大的难题。
这一句话，将改变多少人的命运！中国所有的高等学校、城市乃至乡村都在等着他的话，一个疲惫不堪的、丧失了许多锐气的民族在等着他的这句话。
田志远握紧笔杆，作好了抓紧记录的准备，他已经预感到他的老首长将会说出一句怎样斩钉截铁的话。
邓小平抬起头来，环视着全场，说话了。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既然大家都要求恢复高考，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
整个会议室的人都屏住了气息，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邓小平那张平静而又坚毅的脸上。
邓小平看着大家，明朗地说，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会场内顷刻间沸腾了，这些经历磨难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来表达他们对这一决定的拥护和对邓小平由衷的敬意。
作为教育部长的刘西尧也在鼓掌，但鼓得节拍很慢。
方毅看出了刘西尧的犹豫，低声问他怎么样，刘西尧没有回答。
田志远一边急速地记录，一边就想到了自己的儿子田源，也想到了同一院子的夏建国、夏建红。他忽然看到了他们甚至是中国整个年轻一代的前途，而这种前途，是他两个小时之前走进这个会议室时根本无法想象的。
会议刚结束，很多与会者几乎都是一路小跑奔出会议室的，他们火急火燎地赶到北京饭店的长途电话间，给学校、家里打电话通报中国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
就像点燃了导火索一样，中国社会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感情与希望，瞬间就爆发了，一时间中国大陆的长途电话量、电报量急剧增长。
谁都在问，这“小道消息”是真的吗？
曹慧与田源坐在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里，焦急地等待着田志远的到来。
田源一遍遍地问爸爸怎么还没到，母亲只是劝他别着急。
曹慧皱着眉说，猴急什么呀小源，你就信以为真了？
田源的未来命运可能出现的改变，是目前田家最该讨论的紧迫话题。这是田源提出的，他说必须马上进行核实和讨论。
他这两天一直欢欣鼓舞。他认为，恢复高考的决定既然出自邓大人之口，就必定会付诸实施，所以急着等父亲从北京饭店跑来证实这一重大信息，以便决定是否立即开始复习应考。而他母亲曹慧，却怎么也不敢相信高考制度会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且这种改变似乎是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不讲阶级、不讲成分、不讲表现，而唯“分数”至上，这不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批得体无完肤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吗？怎么邓小平才上台几个月，就敢把它恢复了？这件事几乎是不太可能的。《红旗》杂志社的同事们在议论中也是少数人相信、多数人摇头的，都说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绝不会允许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这么胡来的。邓小平如果真要这样干，那只能是他吃了豹子胆了，难以预测的后果肯定是要由他自己来承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