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决定加快工作进度，他对于全国招生工作座谈会开得这么拖拖拉拉已经很不满意了。而教育部长刘西尧也明显地感觉到来自邓小平的压力，所以他一接到米粮库胡同邓宅的电话，心里就怦怦地打鼓。他是带着教育部的几个副部长一起赶往邓宅的，车弯进胡同的时候，就看见方毅副总理的车也几乎同时弯进了胡同。他下车就对方毅说我今天是准备挨板子了，方毅没有搭话，一张脸也不好看。
果然邓小平说话的声气很重。
来客一坐下，邓小平就点上烟说，今天我和方毅同志请教育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过来，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思想。
说到这里，邓小平语气变得凝重起来：今天有些话，我要说得重一些，希望你们能听进去。
邓小平顿了顿，观察了一下大家迟疑的表情，继续说，我出来工作，作的第一个决策是恢复高考。从八月六号定下来这件事，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一次招生工作座谈会已经开了四十天，到现在还没有个明确的结果，究竟要拖到什么时候？看来是遥遥无期，群众的意见大得很啊！
说着，邓小平用手狠狠地敲了敲桌子，一时间，整个屋子里安静得只能听到钟摆的声音。王秘书站在门外，心里怦怦直跳，老爷子这么发火，也是不多见的。卓琳提着一把喷水壶走过，看到王秘书脸上不好看，问是怎么啦，王秘书说是老爷子在书房里敲桌子。卓琳问了情况，说，怪不得他连着两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也不敢问他工作上的事。让他敲敲桌子吧，心里有闷气，发出来也好。再说这事儿，咱们家的几个孩子也都有意见，说是要恢复高考了，啥动静都没有。工作这么推不动，也不是个好事。王秘书，你别站着了，找张凳子坐坐吧。
刘西尧在邓小平说话的时候一直低着头，局促不安，一张脸涨得通红。这时候，他听见邓小平又用很硬朗的语气说：第二件事，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大家提出应该推翻“两个估计”，我请教育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到现在怎么样呢？你们一筹莫展，推不动。现在的状况仍旧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还带着“资产阶级”的帽子，这让他们怎么能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所以，今天，我要对教育部提出严肃批评，给你们敲敲警钟。
说到这里，邓小平停住了话头，长长地吁出一口烟。教育部来的几个部长都低着头，刷刷地往小本上记录着，刘西尧的笔尖还打着颤。
这可是面对面的、不折不扣的批评啊。这种境遇，刘西尧是很少遇到的，可能也只有在邓小平这里，才会碰上这种情况。他脑袋里忽然闪过“钢铁公司”这个词，那是一九七四年冬天毛主席对邓小平当面的评价“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毛主席这句话倒确实是真理。
方毅一直没作声，他默默地作着记录。教育部机关的思想现状，他也是很不满意的，当然他们也难，关键是整个中国的政治气压还很低。敢于把工作抓得这么狠，而且急于拨乱反正的，看来也只有邓小平，但是他这么冲锋陷阵，是不是有百分百的胜算呢？
方毅心里很忐忑。
邓小平在接上第二根烟的时候，语气和缓了不少，但是话语中的“钢铁”却依旧棱角分明。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你们教育部应该是为广大知识分子服务的，却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使知识分子至今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所以，作为教育部来说，你们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我认为对《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教育部长刘西尧的笔尖，哆嗦得已经快记不下去了。他那涨红的脸上似乎抹了一层薄薄的汗水，这时候他忽然听见邓小平在喊他的名字“刘西尧”，急忙抬头，果然是邓小平在对自己说话。邓小平说，西尧同志，你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过，你看我对毛主席哲学思想的这种分析对不对？
刘西尧连忙起身，答非所问地说，我没有学好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辜负了您的希望。
邓小平看着刘西尧这副模样，倒是笑了起来，说，我看呀，不是没有学好，是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你坐下，你坐下。
刘西尧坐下后，邓小平又说，这个情况的出现，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上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邓小平虽然是微笑着说这番话的，口气也和缓了很多，但是这番话里面的“钢铁”倒是像一把钢刀。“不赞成的，就改行”，这话锋利得很啊。于是刘西尧的心狂跳起来：邓大人是不是要把我拿下啊？
邓小平似乎看出了整个屋子的紧张氛围，又笑了一下，摆摆手说，教育部要解放思想，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再讲一下，改正过来。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方毅忽然放下笔记本，带头鼓起掌来，他认为邓小平的这番话说得硬气，但又说得在理。看来大象屁股就得这么推，不推动不了。看到方毅鼓掌，几位教育部副部长也都一起啪啪啪拍起了手，闹得书房一片掌声。邓小平急忙举起双手，示意大家停下，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又不是开大会。
方毅点头说，拨乱反正，太精辟了。
刘西尧马上跟着说，小平同志，感谢您的批评，我们马上回去开会，尽快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来。
邓小平看着他说，西尧同志，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包袱。有的时候，响鼓也得重敲才行，现在是一天也耽误不起呀。
听到邓小平这么说，刘西尧狠下心马上说，请小平同志放心，三天以内，拿出恢复高考的方案；一个月之内，写出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我愿立下军令状。
看到刘西尧这样表决心，邓小平满意了，点点头，又请他坐下，然后说，恢复高考，主要是把握好招生的条件，删繁就简。招生的条件，主要抓两条：第一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田志远同志和新华社穆大江副社长已经在组织了，估计还有一定的难度，这件事情教育部必须牵头。
说到这里，邓小平又看着刘西尧说，在这件事情上你们一定要解放思想，有什么问题我来负责。
听邓小平说到这个分儿上，刘西尧长期背着的思想包袱算是彻底放下了。他想，就按照小平的军令往前冲吧，也别前前后后再顾虑啥了。教育部的面貌和全国教育战线的面貌，也确实要改一改了。说到底，邓大人是高瞻远瞩的。
次日，刘西尧就召开了全国招生工作座谈会的全体会议。他坐在主席台的话筒前，挥着拳头说，今天我们来开一个全体大会，既是动员会，也是总结会，以后不再开大会了。昨天，我向邓副主席做了保证，三天之内提交今年的高校招生方案。如果不能完成，我自动辞职。
话音一落，全场惊呼声四起，都不知道刘部长今天的情绪为何会这么高昂。
刘西尧敲敲桌面，示意全场安静，又斩钉截铁地说，我根据部党组会议决定，布置这三天的工作。今天，确定今年招生工作的基本原则并形成初步方案；明天一天和后天上午，讨论和修改完善招生方案；后天下午，部党组讨论通过方案并报方毅副总理和小平同志；后天晚上我请大家会餐，宣布这一次全国招生工作座谈会圆满结束。
全场又一次哗然，很多代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转念想一想，又都理解了教育部党组的这个决心。教育部办公室的杨主任对王主任说，咱们刘部长去了一趟米粮库胡同，回来像是换了一个人。
王主任说，换了好啊，现在也该换了，就是这个气候了。
这时候，坐在主席台正中的刘西尧第二次敲了敲会议桌，再次示意全场安静。他高声说，现在，我引用小平同志昨天说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会议。小平同志说“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这是我笔记本上当场记录的，一个字也不差，就这么执行了。
这次全体会议，是在一片掌声中结束的。什么事情，只要领导层下了狠心，雷厉风行地布置，面貌的改变，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与会者都没有料到，对于具体的高考招生工作怎么进行，领导层的意见还是有种种分歧，而且这种分歧是针尖对麦芒的。在不久以后举行的研究高考招生方案的会议上，这种分歧就很厉害地反映了出来，虽说那次会议还是邓小平亲自出面主持的。
邓小平这一天上午就赶到了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亲自主持这次研究高考招生方案的会议。
邓小平心里知道，这次会议不会开得风平浪静，思想的冲突在所难免，在招生方案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教育部的思想可能还跟不上。他在去人民大会堂途中，坐在汽车后座，一直闭眼默想着这次会议上可能出现的种种思想波澜。
有些话是必须说的，而且要说得干脆。决策只有下得果断，才能凝聚人心，拧成一股绳。
不出邓小平所料，出席这次会议的教育部的领导层，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对高考方案的一些重要举措还是显得措手不及，教育部长刘西尧与田志远甚至还当面起了冲突。
会议开始的时候，气氛还算平静，尽管与会者对这次高考改革的一些基本问题都还心中无数。主持人邓小平胸有成竹，他用明朗的语气，向大家宣布了一九七七年高考改革的总体计划，说是从一九七七年开始，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此次考试时间定在十二月份，招生时间推迟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底前入学，推迟三个月。
邓小平话音一落，整个会场就一片哗然。对于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就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大多数人的脸上都是一片难色。
邓小平对此并没有多作解释，他仍然用明朗的语气接着谈三个问题。他说，首先，哪些人有资格参加高考？我最初的考虑是，为了改善生源质量，要减少群众推荐的比例，适度增加高中应届毕业生的比例。现在的文件规定百分之八十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这已经相当高了。但是，有个问题是原来没有考虑到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能否满足这百分之八十的需要？能否真正起到改善生源质量的作用？
说到这里，邓小平把目光转向田志远，示意他向大家宣布一份调查的结果。
其实，田志远这一次的调查任务，起先是邓小平布置给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邓小平觉得了解一下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情况十分必要，结果政策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还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田志远。田志远跑了一下后，感到问题严重，光是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大学生看来行不通。但是他也知道，如果不在应届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而面向全社会，这个口子就开得太大了，很多人都会反对，教育部也有可能不赞成。但是邓小平听了他简要的报告之后，还是建议他在高考招生会议上大胆提出来。
于是田志远站起来，斟词酌句地说，在过去一周时间里，受乔木同志指派，我和几个同志走访了北京的三十所中学，重点调查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实际文化水平。这次调查使我们很震惊，我们发现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目前高中应届毕业生的文化水平普遍较差。例如，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文革”前初中三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问题尤其严重。
这时候田志远就看见会议室里瞪成一片的圆眼睛。田志远想，我再说下去可能就要炸锅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在保证大学生源质量的问题上没有退路，要说的话还是必须得说。于是他大声说，如果这一次高考招收大学生仅仅是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是难以保证大学生源质量的。我们有这样的建议，今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的招考，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尤其是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招考，这才能保证质量。
话尾巴还没有落地，整个场子果然就轰了起来，而让田志远没有料到的是，第一个大着嗓门起来反对的，竟然是教育部长本人。
刘西尧本来是不想第一个站起来说话的，因为小平同志和方毅副总理在场，他也没摸底，不知道他们两个对这个问题事先有过什么态度，但是这个问题的牵涉面实在太大了，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田志远也未免说得太轻巧了。而且，刘西尧想，如果自己不发表意见，教育部的所有同志都不敢在这个场合发表意见。所以，他就大声地嚷嚷了起来。他先是对着邓小平说，邓副主席，我反对这个方案。然后，他面朝整个会议室说，要是这样做，这个政策的牵扯面就太大了，影响也太大了，不是现在就能解决的。
田志远马上反驳说，刘部长，咱们还没有研究过这个方案，不能过早下结论。
刘西尧听了这话，更加激动地说，这还用研究吗？十年没有考试了，十年里积压的社会青年有多少？下乡知识青年有多少？虽然没有统计过，但至少也有上千万人吧？就算打个折扣，也有几百万人。现在时间的紧张，你不是不知道，一下子加进这几百万人，是不可能实现的嘛。整个世界也没听说过这样的考试啊！
田志远马上针锋相对地说，困难肯定有，但是抓紧的话，未必不能解决。
这两个人就当着大家的面唇枪舌剑起来，会场也是轰轰然一片，陷入了混乱。
教育部的侯主任站起来说，让我说几句吧。而他的意见是坚决支持刘西尧部长，他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他特意指出这话是毛主席曾经说过的，而这话现在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正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让他们大规模地参加高考，整个农业战线不就乱套了吗？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侯主任说到这里的时候，旁边就有人扯他的衣襟，侯主任一看，竟然是李副部长。李副部长声音不大，但是说得很清晰，他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九六八年展开的，最早的一批是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也就是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三届的学生，全部都到农村了。这批学生的文化基础，应该是比较好的。把他们纳入招考范围，可以解决生源质量问题。
李副部长的这个意见，倒是说得田志远频频点头。但是侯主任的脸色愈发难看起来，他大着嗓门反问，一旦有人考上了大学，那他还扎不扎根农村了？
刘西尧当即接上侯主任的话说，对，一旦有人离开了农村，其他人还安心得了吗？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而且这涉及全国，不仅在城市，更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村，这么多分散的人，要报名，要考试，怎么组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