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行广东的十二天，所见所闻，给邓小平刺激很深。尤其是广东农家的那“第四只鸭子”以及宝安边境那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一直在邓小平的脑中盘桓，以至于好几次出现在他的梦中。
他本来是可以不去广东的，定于年底召开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的筹备工作，完全可以在北京进行，是他提议由他带着会议筹备工作班子去广州会见叶帅的。因为他考虑到叶帅其时去广州工作与休养不久，如果让叶帅马上赶回北京开会，北京干燥的冬天容易使他的咳嗽加剧，于是邓小平请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考虑，干脆把筹备工作会议的地点放到广州，一边在那儿讨论主报告，一边就近请教叶帅，同时自己也顺便视察一下广东的工作，近段时间“逃港”这个词汇一直刺激着他。
罗瑞卿也觉得邓副主席这个提议很合适，自己虽然腿脚不便坐着轮椅，但是并不妨碍飞抵广州；而叶剑英事后得知了会议筹备工作的地点更改到广州，也好几次感慨，说小平同志心里考虑的总是别人。
这次南下，邓小平决定携家眷同行。这不光是他需要卓琳的随行照顾，同时，也是想听听家人对南方的种种观感。
这一天晚饭过后，他对卓琳说，卓琳呀，带上眠眠，我们一起去看叶帅吧。卓琳问孩子们都去吗，邓小平说都去。
卓琳说，你去工作，带着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合适吗？
邓小平想了想，说，合适，你们不去呀，还得安排一群人来搞服务，更加兴师动众。家庭是个好东西。人老了更需要家庭。毛主席晚年，要是有个温馨的家庭就好了。
卓琳听丈夫这么说，心里咯噔一下，她忽然觉得自己更加明白了这个家庭在邓小平心目中的地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家”的感觉，也不是一个“人老了”的感觉。邓小平考虑种种问题的出发点，很多方面都是以中国人所珍视的“家庭”为视角的。
卓琳当晚就把丈夫的这个意愿告诉了三个女儿。邓林、邓楠、邓榕一起说，让我们一路照顾爸爸吧。
北京开往广州的特快列车加挂了几节车厢，这就算是邓小平的“专列”了。“专列”上的邓小平一直读着文件，这是王秘书为他备好的中央军委全会的主报告初稿。
其实，军委秘书长罗瑞卿送来的这个初稿，他在离开北京前已读了一遍，这次在列车上又从头到尾读一遍，仍旧觉得字里行间有很多疙瘩，比如说“以阶级斗争为纲”。
他心里想，起草文件的这些秀才们怎么就是喜欢这样提呢？也许不是秀才们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国家，总是深陷于“阶级斗争”与“七斗八斗”之中，这绝对不是国民之福，也不是国家前进之途。
他站起身来，慢慢走向紧靠着他的另一节车厢。那节车厢里，坐着写作班子的二十几个成员，主要是军人，也有不是军人的，比如说田志远以及新华社副社长穆大江。这些人一路上也在叽叽喳喳地讨论着他们所写的这个主报告的内容，甚至争论不休。“爱抬杠”的田志远与总政宣传部的曲径副部长总是成为论战的两极。曲径叫屈说，老田，咱们不是老战友吗？怎么你老爱跟我较劲？
田志远说，你老兄的脑瓜子里，“阶级斗争”的弦总是绷得太紧，这样绷下去是要绷坏的，我得给你松松弦。
他们在这样大声嚷嚷的时候，却不防邓小平慢慢地走了过来。
车厢顿时安静下来，只听见车轮哐当哐当的声音，窗外的树木风驰电掣地往后闪着。
邓小平坐下来说，都说什么了？继续说嘛。你们的主报告，我都看了几遍了。
会议筹备班子的秀才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都不敢接话，因为他们不知道邓小平对这个主报告有着什么样的初步观感。
邓小平说，既然大家都不说话，那我出个题目，大家说说各自的意见可好？
曲径看了看大家，见大家一时都没有开口的意思，便说，邓副主席，您也是我的老首长了，我就有话直说了。对于“抓纲治国”，我是非常拥护的。这里面的纲，当然是“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嘛。这个纲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常抓不懈。我认为，抓纲治国应该贯穿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始终，一直到“四个现代化”建成。就是国家现代化了以后，我们也不能丢掉这个法宝，这也就是毛主席带领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邓小平点头，又问其余的秀才：你们看呢？也是同样的观点吗？
穆大江迟疑了一下，说，我觉得吧，中央提“抓纲治国”，主要是针对当前的形势。这个“纲”呢，我的理解，就是揭批“四人帮”。通过揭批“四人帮”，改善各项工作的面貌。我觉得，这个“纲”，应该能管相当长一段时间。
邓小平看着田志远说，你怎么不吭声？刚才你不是喉咙最响吗？
田志远笑了，说，我对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不同的看法，可能不太成熟。
曲径忍不住插嘴说，太不成熟了。
邓小平说，不成熟有什么关系，我这儿又没有棍子、帽子，随便讲嘛。
田志远说，刚才曲径同志和穆大江同志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他们所说的“纲”，都是我们国家针对特定的某个历史时期所说的。而我感觉，从长远来看，抓纲治国的“纲”，应该是搞四个现代化。
曲部长瞪眼说，老田，你这可是走偏了啊。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句话说得很清楚嘛，难道你连这个论断都忘记了？
田志远说，我没有忘，而是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搞四个现代化，实现国富民强，才是最根本的为人民服务。
曲部长摇摇头说，搞四个现代化没有错，但这不是纲，纲仍然是阶级斗争，这是不会变的。这个纲，当前具体的体现就是揭批“四人帮”。至于搞四个现代化，那绝对是“目”，这是抓纲以后所得出的结果。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这就是明确地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纲，搞四个现代化是目，纲举才能目张。
田志远说，老曲呀，你的观点，我不能同意。你一张口就给我背毛主席语录，咱们还怎么讨论问题？
曲径说，那咱们总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啊。
田志远没有接话，他一时觉得说不下去了，于是看看窗外那些一闪而过的树木，又看看坐着的一直在眯眼思考的邓小平，久久没有吭声。
列车放慢了速度，哐当哐当的声音稀疏下来。
本次列车的列车长，在王秘书的陪同下走进了车厢，报告说，首长，前面就是广州站了。
邓小平起身，微笑着说，我看，大家的讨论很好，很热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思考。现在准备下车。
邓小平一家下榻于广州南湖宾馆的三区七号楼，而叶剑英当时住的是四区一号楼，相隔得不算远。叶剑英一见赶来广州的邓小平，心里就高兴，紧紧拉着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啊，难得抽空来广州，把工作放一放，好好休息一下。许司令，你可要尽好地主之谊呀。
坐在会见室一角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马上站起来拱手说，早就盼着邓大人来，酒管够。
邓小平呵呵笑说，你许司令是酒仙，周总理都喝不过你，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这次到广州来，一是看看叶帅，就军委全会的筹备工作听听叶帅指示；二是也想到下面去看一看，特别是贫困地区，还有边境。
叶剑英说，好嘛，我要是走得动，也同你一起去看看。
许世友说，不用劳烦叶帅，我陪同。
邓小平说，不敢劳驾你们了，我不要陪同。您许司令一出门，地动山摇的。你们这几位将领，就在家里商量军委全会的文件。我们罗秘书长搞的文件一大摞嘛。你们好好看看，多提提意见。我悄悄地走，悄悄地回，回来再和你们细谈。
于是在座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总政主任韦国清、海军政委苏振华、广州军区司令许世友和政委向仲华一起点头。
邓小平离开会见室的时候，专门走到罗瑞卿的轮椅前，握着他的手说，难为你了。罗瑞卿说，我这腿脚坐飞机没事儿，现在感觉也好一些了，但是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好好治一下，现在形势这么好，军委工作又这么多，我不能站起来走路，心里真是有点着急。说到这里，罗瑞卿又不放心地问，听说邓副主席在火车上又审看了我们的主报告，还听了写作班子的讨论，是不是不满意我们这份报告？我心里真是没底啊。
邓小平看着这位一脸着急的四川老乡笑了，说，你莫着急，急啥子哦，我们在广州有时间好好讨论这个问题嘛，大家的看法会慢慢统一起来。
罗瑞卿听了这话，心情舒畅了不少。他回到房间之后，曲径跟了进来，向他汇报了一路上田志远所说的许多怪论，说田志远试图拿掉主报告征求意见稿里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思想倾向很有问题。罗瑞卿听他讲了半天，始终没表态，只是心里隐隐约约地生出了几分厌烦。
在曲径背后汇报田志远的许多“谬论”时，田志远却抽空连续跑了广州的好几家书店，竟没能买到一本数理化的中学课本，最后无奈地跑进一家邮电局，向北京挂了长途电话，告诉儿子小源说整个广州没有一本有助于高考的复习参考书，叫儿子加紧向朋友借抄。儿子在电话里说，爸爸您好好陪邓大人视察吧，我可知道怎么复习。我数学稍微差点，可是语文成绩肯定会挣回来，我对作文充满信心，这可是您的遗传。
田志远听了这话，心里才放下心来。可是当他回到南湖宾馆之后，却又叫曲径给当头浇了盆冷水。他是在宾馆大门口遇见这位老战友的。曲径知道他是为儿子去买教科书，便把他拉到一边凑着耳朵小声说：老田你是我的老战友，我也不怕冒昧了，说句倒霉的话。您家这个爱闯祸的公子，上过清查名单，身上那么重一个包袱，怕是高考没资格吧？你别往他灶膛里送柴火，免得他到时候心理打击更大。
曲径的话倒一下子叫田志远愣住了。他左思右想之后，觉得曲径的这番忠告还是有道理的，于是心里七上八下起来，紧接着跑到穆大江的房间里，悄声询问穆大江关于“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央口径有没有松动迹象。穆大江说不知道，田志远说你别瞒我，透露几句嘛。穆大江说华主席方面真的没有任何消息。心里忐忑的田志远晚上又通过宾馆总机向《红旗》杂志社的干部宿舍区挂了长途，前妻曹慧在电话里说中央对这件事情的立场是始终鲜明的，因为这个案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是铁案，又问田志远为什么要问这件事，是不是听邓小平说了一些妄图翻案的言论。田志远连说不是、不是，慌忙就把电话挂了。
田志远直到后半夜也没有睡着，一直望着窗外月光下的椰子树。那椰子树的剪影，在月夜里呈现出一个个的“不”字，搅得他的心情益发烦乱。
邓小平在广东的“顺便看看”，还是惊动了广东省委甚至一些基层的区县，尤其是毗邻香港的宝安县。这个县的地方官员不知道邓小平的车队会突然停在哪一个公社的哪一个村口，所以一时都有点紧张，因为许多村庄的墙上都还有“继续批邓”的大标语，来不及刷掉，要是被邓大人见了，那可真是了不得。另外，有些村子太破败，太贫困，也不忍心给北京来的大首长看。
于是县领导纷纷给各个公社摇电话，要他们尽量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宝安县龙岭大队的杜支书是当天晚上接到县里电话的，于是连夜在那个四处漏风的大队礼堂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他站上那个地板已经碎裂的舞台，在一盏结满了蛛网的昏暗的灯泡下面，诚诚恳恳地向他的男女社员们说，各位社员同志啊，有件大事要赶紧跟大家说啊。明天早上，有一位北京来的中央首长，可能会路过咱们大队，而且可能进村来啊，大家可要作好准备。
社员们大多是老人和妇女，大队礼堂里一时间嗡嗡嘤嘤一片。
有人喊，来的是谁啊？不会是叶剑英吧？听说叶剑英喜欢咱们广东啊。
杜支书说，我也不知道是谁，公社领导说这是保密的。
有人说，不会是邓小平吧？报纸上说他重新上台了。
杜支书说，别问了，我真的不知道。
又有人喊，县里那么多公社、大队，哪会偏偏往我们龙岭村来啊。
杜支书一下子严肃了脸色，说，我们就是不能有这种侥幸心理，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公社领导再三强调了，我们这一带的每个大队都要作好准备，说这个中央首长的车队没有规定路线，他爱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危险也就在这里。
然后，这位杜支书又说，大家不要再吵吵嚷嚷啦，现在我就把我们大队党支部紧急会议的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喽。
见大队支书这么严肃，众人就都安静下来。杜支书说，第一条，明天，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全部监督起来，不出工，不出门；第二条，家里缺桌子的、缺凳子的，会开完了，把会场里的条凳拿回去一张。大队部里还有几张木桌，也可以搬回去，明天下午来还。家里再没东西，也要摆个面子，听见没有？
众人说，听见了。
有个老头举着烟杆说，要是中央首长问我们政治觉悟的事，“批邓”那是不能说了，邓小平又上台了，再说“批邓”，我们就没觉悟了。
杜支书立即肯定说，对，不说“批邓”。他又接着说，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明天都打起精神来，中央首长问生活怎么样，怎么回答呢？就说：通过学大寨，大队精神面貌大变样！
众人应说，听见了。
杜支书说，大声点！
众人大声说，听见了！
那个举烟杆的老人又问，明天来的不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吧？
杜支书一听这话就有点恼了，说，不是再三讲过，这是保密的吗？反正是中央首长不假。你连这点保密观念都没有，还算个贫下中农吗？
由两辆面包车和一辆开道吉普车组成的邓小平车队，第二天上午就出现在宝安县境内。车队所开往的方向，就是毗邻香港的边境线，而那条相距边境不远的岔路，就是通往龙岭村的。
而在驶进那个岔路口之前，邓小平的视察车队还被一个突然的情况“路阻”了一下。原来车队突然遇到一辆临时抛锚的军用大卡车，满头大汗的司机正在掀开的车头盖下忙碌着。
开道车里的两位军人急忙下车，喝令说，快让开，快，快！
满载的卡车载的不是物，而是人，车厢里挤满了灰头灰脸的成年男女，押车的是公安边防警察。警察看见军人，马上抱歉地说，首长，对不起，老爷车，坏了！
军人警惕地问车上什么人，边防警察说是偷渡逃港人员，是要押回原籍的。军人说快让出道来，这是首长车队，于是几位边防警察急着向车内人吆喝说：全体下车！快，推车！让出道路！
听见喝令一声，被用麻绳连串拴着手的偷渡客纷纷跳下车。由于麻绳牵绊的缘故，好几个人在跳下车的时候集体摔倒在地。
警察挥着枪吆喝说，快！起来！推车！
三十几个像蚂蚱一样被拴成串的偷渡客一齐推车，大声喊，一，二，三！一，二，三！
邓小平隔着面包车的窗玻璃，注视着这一幕，他听见王秘书在耳旁小声说，据说是边境上抓回来的外逃香港人员，要押回原籍，大多是农民。
邓小平一动不动，一直凝视着，直至车队重新启动，他那凝重的神色还没有缓过来。
这些娃子，他想，账应该算到他们头上吗？是娃子的责任，还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他们要跑，还是我们要推？
邓小平的眉头越皱越紧，许久得不到舒缓。在遇到一条岔路的时候，他仿佛看见一排椰子树后面坐落着一个村子，于是吩咐说，转弯，去村里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