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远和曹慧是对出了名的冤家，一个曾是“二野”的秀才，一个是“二野”宣传队的笔杆子，两人的婚姻既传奇又磨难。“文革”中，田志远受迫害，进了秦城监狱，而曹慧一直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就必然使得坚持革命原则的曹慧果断地提出了离婚。一九七五年，田志远复出，开始的职务是国务院“生产办”的二把手，一九七六年再次被打倒，赋闲在家。也许是儿子田源努力“撮合”的原因，这一次曹慧并没有对前夫的“错误”严厉斥责，反倒是安慰了好几句。这也让田志远产生了“复婚”的愿望，毕竟前妻这么多年来也没有再嫁的迹象，一直窝在《红旗》杂志社的单身宿舍里。
曹慧对儿子田源的担心倒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儿子的每一次“出事”，都使得这位《红旗》杂志社的编委痛心疾首。在这一点上，曹慧觉得自己无法原谅田志远，儿子立场的危险程度与田志远肯定有关。这一次，一听说儿子又闯祸了，她便火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田志远笑着扶住前妻抖颤的肩小声说，你嚷嚷什么呀，等你来报信，黄花菜都凉了。
高兰冲着曹慧的耳朵皮轻声说，放心吧，前两天走的，是燕子和小妹送的，不会出事。
曹慧得知儿子去了广州，心里也有点诧异，说，小源去广州干什么？难道这小子要偷渡去香港？他可早就动过这个念头了。我可把话摆前头了，这小子要是叛逃，我跟他断绝母子关系，老田你也跑不了干系，你肯定是幕后策划者。
田志远听得前妻这么说，心里也犯了嘀咕，急忙问曹慧，儿子以前私下里是不是说过想去香港的话？在得到证实后，他心里的鼓点就更猛烈了。“逃港”，那可是一条危险的路，弄不好是要赔上小命的。
面对前妻的咄咄逼人，田志远的心里突然窝火起来，连声说，曹慧你别嚷嚷了，我是什么幕后策划者啊，儿子到了这个地步，难道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不也是他的亲妈吗？两个人之间又出现了以往斗嘴的场景，急得夏默夫妇赶紧劝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吵吵？老曹，我看你们俩化干戈为玉帛，赶紧复婚吧。往后国家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呢，老田这一个人日子过得也太苦了。
曹慧却对复婚的事情提不起兴趣，说现在谁还有心思办复婚的事。告诉你们，中央的斗争非常激烈，弄不好就要出大事。老田，江青可是记恨着你呢，你的骨头可要收收紧啊。
这话是警告，但明显地也夹杂着几分关心。
曹慧了解江青，以她的判断，毛泽东过世了，江青肯定是要上台的，只要江青上了台，很可能谁都没好日子过。她今天上午刚得到通知，从当日起，杂志社的党委成员开始集体办公。根据多年的政治经验，她觉得，凡上面有这样的规定，国家必出大事。
临走前，曹慧从包里拿出一件毛衣递给田志远说，天快冷了，记着加衣裳。
她惦记着儿子，同时也牵挂着前夫，这一点其实田志远心里也明白。
田志远收下毛衣，点点头，没有任何回话，只是将她一直送出了胡同口。外面风很大，已经干裂的“继续批邓”的大字标语与街树的叶子一起在风中簌簌作响。
就如同在北京的上空一样，电台播出的《老房东查铺》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也反反复复地飘荡在广袤而萧条的江淮农村上空。但是，这些歌声与略凉的秋风一样，并没有给贫瘠的乡村大地带来什么变化，该挨饿的还是挨饿，该逃荒的还是逃荒。
安徽凤阳的小岗村也是这样，这些天已经陆陆续续走了半个村的人了，公社干部要拦也拦不住。农民宋学友和严德旺两家，也选择这一天扶老携幼外出逃荒。宋家二妞一出村口，就敲起花鼓，边走边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宋学友一听二妞这么唱，心里不免有些焦躁，吼说，二妞，别唱了，要把干部招来就走不掉了，你以为出了村就没人拦你了？谁知刚说完这话，夏建红就气喘吁吁地追出了村口，一双破球鞋一路卷着沙尘。夏建红大声问，宋大爷，不是说好今年不出去要饭的吗，怎么又偷偷摸摸地出去了？
夏建红是北京下乡女知青，现在是公社的妇女主任，一个说话办事很利索的姑娘，谁都知道她的厉害。她一直在小岗生产队住着，平时对谁都客气，但是今天一听她的说话腔调，就知道她心里的不满意了。
宋学友心里发虚，一直瞪着自己的女儿二妞，埋怨就是二妞的歌声招来了公社妇女主任，然后转脸对夏建红讨好地说，闺女，我们知道你是好心，可是我们又有啥法子？前天算下账来，一个劳动日才一毛七分钱，一家六口分五百斤粮食，倒欠生产队二十九块钱。这日子怎么过？现在农闲时不出去要饭，明年春天春耕时吃啥？
夏建红耐下心，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这几位准备暂时逃离家园的乡亲。原来夏建红来这个生产队蹲点包队，就是公社派来的，目的就是帮助乡亲们解决缺粮的困难。这两天夏建红已经把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缺粮情况紧急报给县里了，她坚信国家的救济粮很快就会发下来，所以乡亲们千万不要急着往外跑，应该就地度过粮荒。一想到“凤阳讨饭大军”每年秋冬季节在全国丢人现眼，给社会主义社会抹黑，夏建红心里就发毛。所以这次下来之前，她已经拍着胸脯向公社领导保证，要全力以赴减少外出逃荒的户数。
宋学友一时不知该怎么跟夏建红解释逃荒的理由，用手指头捏着脸上皱纹里的泥土，嗫嗫嚅嚅。站在一旁的严德旺就小心翼翼地开口了，他说夏主任呀，咱是农民，是种粮食的，这年年不给国家交粮食，反而要吃国家的返销粮，我们没脸呀，你就让我们自己解决吧。夏建红立刻反驳说，我们的困难要靠自己的劳动来解决，不能靠出去要饭呀，你们这样影响多不好啊。宋学友忍不住了，说，不逼到这个份儿上谁愿意出去要饭丢人现眼啊？闺女，这事儿你管不了，别让我们犯难了。你看我们把介绍信都开出来了，盖着小岗大队的公章呢。我们呀，今年不去南方了，我们到北京唱花鼓去。
听到“介绍信”这三个字，夏建红有点哭笑不得，她知道这一带村子的农民出去逃荒，大多都带着由生产大队开出的介绍信，但她一直没有见过。于是她说，我看看介绍信。
只见介绍信上面写着：我大队农民宋学友一家因经济困难，外出求援，请予以帮助。特此证明。小岗生产大队。
夏建红便问，这是谁给开的？
金锁给开的，也是他昨晚一家一户亲自送来的。
刘金锁给开的？他人呢？
他昨晚就走了，说是往南边去了，看那样子好像不打算回来了。
听到这里，夏建红目瞪口呆，一下子瘫坐在大槐树下。刘金锁怎么也会走？他是带头人啊。两天前她见到刘金锁的时候，刘金锁还没有表达过要出去的意思。而如果刘金锁真的走了，他那位生病的母亲怎么办？一个人能撑得住吗？毕竟刘金锁的母亲也是自己的奶娘啊，当初刘妈妈就是在夏家做的保姆，非但是保姆，甚至还做了夏建红的奶娘。当时夏建红的妈妈高兰缺乏奶水，要不是这位刘妈妈又奶刘金锁又奶夏建红，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这也是一份天大的恩情啊。自从夏建红插队落户到了刘妈妈所在的公社，也是三天两头去看望刘妈妈的，而这位刘妈妈的亲生儿子怎么可以扔下自己生病的老母亲一走了之呢？
见公社妇女主任呆在那儿失魂落魄的样子，两家逃荒的农民互相使个眼色，赶紧就拔腿走了。
夏建红怀着满腹的焦虑，冲过村头石桥，赶紧奔往刘金锁家。
刘家是一个家徒四壁的茅草屋。一进屋子，夏建红就听见自己的奶娘发出一连串的咳嗽声。刘母病恹恹地走出灶房，见到夏建红就咧嘴笑，说闺女啊，金锁走以前留给你一封信啊，他说他没脸见你。
夏建红接过信。信上是这样写的：建红，请原谅我不辞而别。辛苦一年，只给社员们分到半年的口粮，还害得家家欠账。我没脸再见你和乡亲们。我实在想不明白，解放二十多年了，怎么家家户户连饭都吃不饱？不是我们的地不好，也不是我们的人不好，照这么“农业学大寨”学下去，越学越打不出粮食，越学越饿。一个国家的农业，不应该这样搞，我也说不上什么道道来，我总觉得是国家的政策出了问题。但是我们可能几十年都无力改变这个政策，我已经绝望了，我想到与我们很不一样的地方去看看，那个地方就是香港。我有好几个回乡的同学，听说都游过界河跑到香港去了。听说游过去也不是特别难，水面不宽，只要不给这边的警察和对方的水警抓住，跑进香港市区就能拿到临时身份证，就算那儿的居民了。我也想试试。我如果站稳了脚跟，就会想办法把我的妈妈也接来香港，给她好好治病，她那病再在农村耗下去是没有指望治好的。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乡亲们，作为生产队长，我以前发过誓要带领大家好好生产，让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可是我食言了，看着乡亲们一户一户地出去讨饭，我心里都在流血。我还有一个对不起的，就是你建红。我知道你关心我，政治上关心，方方面面都关心，但是我却不辞而别，因为我怕你拉住我，批评我，教育我，改造我。我没有办法，才留下这封信。建红妹妹，你就骂我吧，往死里骂，我是个不争气的货。你骂完以后，气出过以后，也就赶快回北京吧，别在公社里做妇女主任了。整个小岗村和整个梨园公社，都是没有出路的，快回你的北京吧。
夏建红看完信，愣了半天，然后把信拍在桌上狠狠地说，刘金锁，你这个逃兵，你难道就不想想香港是个资本主义世界吗？你这是叛国，你在边境线上是要挨枪子儿的，你太危险了，我非得把你抓回来不可。
刘母赶紧说，我不碍事，我的病不算啥，我还有点儿口粮，灶房里还有大半袋红薯。闺女你别着急，别恨金锁，他也是没有法子，他要去寻一条活路也没有错。建红，奶娘也劝你回北京吧，别窝在这苦地方受罪受累了。
夏建红抱住奶娘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嘟嘟囔囔地说，我还是要把金锁追回来，他好歹也是个革命青年，他不能背叛我们的国家，他这是立场出大问题了，他犯大糊涂了，他不应该这样的。我不把他追回来也对不起奶娘您啊。
在中国的年轻一代普遍对政治前途感到渺茫的时候，肆虐中国的“四人帮”已经覆灭的消息，却如一缕挤过厚厚云层的阳光，逐渐地显露出自己的光亮。
好消息是怎么捂也捂不紧的。
贺平的自行车就这么一路咔嚓咔嚓地响。在骑车人贺平的耳朵里，这种咔嚓咔嚓的声音简直是一支乐队的伴奏。
贺平是邓小平三女儿邓榕的丈夫，此时他心里像有一颗炸弹要爆炸一样。确切地说，这不是炸弹，说是信号弹或者礼花弹更加妥帖。
自行车连续地转了几个弯，贺平听见街道上那个广播匣子依旧在反复地播放那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当然已经明白，祖国大地上为什么要反反复复地响着这样铿锵有力的旋律。
邓小平此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小女婿即将带回来一个什么样的消息，他正坐在桌边摆着扑克牌，一边摆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响着的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歌听得多了，他也觉得有点蹊跷，是不是自己的推断已经变成现实了？想到这里，他的扑克牌越摆越慢。
从战争年代起，邓小平就喜欢上了打扑克牌，而且越打越有兴趣，打牌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而此时，他的精神却放松不下来。
他想，一定有什么大事已经发生了。
这时，里屋传来大儿子朴方的声音，那声音说，奇怪，从昨晚到现在怎么老在播放这首歌曲，什么意思？
卓琳进门，看到邓小平还在摆牌，便说，老兄，休息一会吧，别太累了。
邓小平抬脸，还没有回话，便见小女儿邓榕进门了。邓榕语气中既有几分抱怨又有几分愤怒，说，爸爸，有新情况，前院值班的通知，要我们最好不要外出，一定要出去的话需经过批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把我们都软禁了吗？
邓小平看着自己的妻子又看着自己的小女儿，神色平静，淡淡地说了一句：那就不要出门，平心静气，以静待变。
同时，他翻开了手中的一张牌。一缕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照在牌上。这是一张黑桃Q。邓小平急速地把一张红桃K往上面一放，说，开了！
贺平就是这时候举着一瓶茅台酒气喘吁吁地跳进屋来的，他压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小声说，重大新闻、重大新闻！
卓琳眉头一皱说，这孩子怎么毛毛躁躁的，这是怎么啦，满头大汗的。
贺平把茅台酒递给邓小平说，老爷子，这是我爸给您的，他说今天您要一醉方休！
邓小平平静地说，有啥子好消息，快说嘛。
贺平看看四周，又看看邓榕，说找个僻静的地方说吧，这是最高机密。
邓小平忽然敏感到什么，马上挥挥手，站起来把迅速聚拢的一大家子人都领进了那个不大的卫生间。大家都很惊讶，邓小平举举手，示意大家安静，他自己则坐在抽水马桶盖上，手里拿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
为了遮掩说话的声音，卓琳打开了水龙头。卓琳生怕那些不该听到说话的人听见卫生间里即将开始的一些话，也包括不该听到这些话的那种有可能存在的装置。邓小平看见妻子这个动作，默默地点了点头。
紧张的空气里响着哗哗的流水声。
这一刻，全家人都紧张得不行，只有邓小平的神情十分平静。邓小平从耳边响了几十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敏感到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他知道自己的女婿即将说的话肯定与这个命运有关。
贺平定了定神，认真地说，老爷子，今天一早，王震叔叔给我爸爸打了个电话，我爸爸接完电话，就满脸笑开了花。他跑到我屋里揪着我的耳朵说，臭小子快起来，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立即跑步去见毛毛的爸爸，把这瓶茅台酒交给他，让他一醉方休。
这时，贺平卖了个关子，故意停顿了一下说，老爷子，您猜，我爸爸让我完成一项什么重要任务？
邓榕戳了一下丈夫的脑袋，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说你呀你，都什么时候了。
于是贺平表情激动地挤到邓小平身边说，这是叶帅亲自打电话交给王震叔叔的重要任务，王震叔叔知道我们两家的关系，就打电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爸，我爸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卓琳着急了，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罗唆，快拣重要的说。
贺平严肃起来，正正经经地对大家轻声说，昨天晚上，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全抓起来了。叶帅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是执行毛主席的遗志，他要王震叔叔想一个稳妥的办法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您。
邓小平尽管心里早有发生大事的准备，但一时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下子站了起来，声音有些发抖地说，贺平，你再说一遍。
邓榕激动地抱着父亲的脖子，凑近他耳边说，老爷子，贺平是说，中央昨天把江青他们抓起来了。“四人帮”被粉碎了！
小小的卫生间顿时沸腾了，孩子们都兴奋地跳了起来，卓琳的眼眶里充盈着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