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居住在博福尔斯工厂附近柏格博的一所贵族庄园里。当然，他也在庄园内建造了在各处住所都有的实验室。博福尔斯的实验室在1895年建成，比圣雷莫的大得多，在这里进行试验几乎和工厂生产的规模一样。这里除四间试验室和两所厂房外，有制作炸药的厂房和机械室，还有电解试验室、水煤气厂、大蓄电池房，还备有供各种试验用的特别器械等等。
在买下博福尔斯公司不久，诺贝尔又把韦姆兰省的比尔波路易铁工厂买了下来，主要从事开发高炉、贝塞麦特炉等。
与此同时，他还购买了附近的卡拉斯大瀑布，计划开发这条河流的水电资源。这是瑞典利用所谓“白煤”的早期先例。而水电开发，成为现今这个国家拥有的最重要的电力资源。
诺贝尔本人也想就此在祖国定居。但由于瑞典那种严寒的北欧气候使诺贝尔病弱的身体很难适应，因此他也就只能在每年夏秋季节返回瑞典居住一段时间，而冬春两季就在圣雷莫度过。
由于诺贝尔自幼体弱，他在二十岁那年就去矿泉疗养，在他整个一生中常接受同样的治疗。工作的疲劳和经常旅行自然也伤害了他的身体。死神已经夺走了诺贝尔几个心爱的人的生命，现在心绞痛又威胁着他自己的生命。1893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却使他感到非常幸福和自豪。历史悠久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授予他名誉哲学博士的学位。他一向推崇那些一心专攻难题、毫不考虑其商业价值的科学家。这项荣誉使他深受感动，他仔细思索，为了真理而寻求真理是否仍然行得通。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现在就死未免有点可惜，因为我正在考虑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自从大学评议会授予我哲学博士学位以后，我几乎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哲学家，而且开始觉得‘实用’这词只不过是个幻觉而已。”
但是，自从1893年以后，他的病情日趋严重。1894年他说：“我的病况几乎比以前更坏，风湿性病魔隔几天就来侵袭我心脏的肌肉或那地方附近。我觉得随时可见死神张开双臂欢迎我。”
1896年，诺贝尔在他一生最后一年中仍然在瑞典、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奔波。这一年春天，他的心情似乎特别好，因为近年来的几件事办得令他很开心。第一件事是他在1893年从瑞典聘用了一位他很满意的工程师索尔曼做他的助手。
第二件事是他在1894年回到瑞典投巨资买下了博福尔斯公司，从而使他的报国之情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第三件事则是他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同索菲娅的关系。所以，这年夏初，他再次途经巴黎回到圣雷莫时，心情一直都比较舒畅。
1896年8月，诺贝尔的大哥罗伯特不幸死于心脏病，这一噩耗打破了诺贝尔心灵的平静，他在赶回瑞典参加罗伯特的葬礼之后，顺道赴巴黎治病，并在巴黎住了数月。他在逝世前两个月在巴黎发出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来巴黎是为了请一位著名的心脏病专家治病，他和我的医生都说我的大动脉进一步硬化，不能再像往常那样苦干了。这并不是说我得整天闲着不干事。只是要尽可能避免紧张疲劳的旅行。”
第二天他在给他的助手索尔曼的信中说：
“我为了心脏病要在巴黎住上几天，一直要等到医生们商定最好的治疗方法。他们开的处方是内服硝化甘油，这好像命运和我开玩笑。他们为避免吓坏药剂师和公众，把它叫特宁克酊。”
1895年2月，斯德哥尔摩专利局某部门主任、一位著名的发明家在瑞典科学院做了一次报告，提出了一个乘飞船到北极探险的计划。过去有许多探险者葬身于冰天雪地之中，没有一个人达到他们的目标——提供有关北极圈的科学数据，填补地图上的空白。
这个发明家叫萨洛蒙·奥古斯特·安德烈，他既是工程师，又是冒险家，而且还是一个精干的组织者。他在青年时代就已越过大西洋，到过美国费城，学习了当时有关航空学的全部理论。他制造过一些气球，在上面装配了牵引绳、导向绳和风帆，使之成为可操纵的飞船。他的飞行试验在美国和欧洲都引起了轰动。科学院的成员倾听了他的计划，但对这项计划是否切实可行仍有怀疑。报界以嘲讽的口吻评论这项计划。不过，安德烈的计划却引起了一个人的兴趣，那就是诺贝尔。他是在专利局结识安德烈的，他们在那里讨论了各种各样的科学问题，尽管在每个问题上他们几乎都持不同看法，可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友好的感情。诺贝尔信任这位杰出的瑞典人，听过讲座后更加敬重他。安德烈周密地考虑了考察中会碰到的每一个困难——地理、技术、体力和气象方面的困难，并挑选了三个优秀的学者和技师作为同伴。
他需要十二万瑞典克朗来装备和发射飞船，配置考察设备。
诺贝尔完全可以提供全部经费，但他觉得如果公众能参加捐款，就会加深这次考察的意义，起到相互推动的作用。因此，他捐献了两万克朗，同时建议安德烈向社会呼吁捐助。
可是，新闻界对此仍然态度冷漠。于是，诺贝尔表示愿意承担一半的费用，并叫安德烈启奏国王奥斯卡带头捐助。他担保，如果国王答应资助一笔，剩余的金额立刻就会有人来捐献。结果国王同意了，诺贝尔的建议果然奏效。
事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和安德烈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解决关于考察的无数问题。对这次考察北极的目标谁也不了解，乘飞船到北极的方式也从未经过试验。可这两个人都喜欢解决难题，未知的因素激发了他们的热情，而他们各自又是不同领域的探险家。
诺贝尔周围的人看着这位年老多病的人满腔热情地帮助安德烈的事业，都惊诧不已。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实业家，现在竟热心于一项荒谬的设想，这使一些人感到迷惑不解。然而，这项前所未有的冒险计划却为诺贝尔制定遗嘱起了催化作用，为他处置遗产指明了方向。诺贝尔确信他找到了造福人类的最佳途径。起初，他漫无目的地接济了一部分人后来才发现得到资助的大多数是狡诈的人。这件事使他认识到，只有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才能最有效地帮助值得帮助的人。
诺贝尔在1893年设立过小规模的奖金。起初，诺贝尔奖金只是用来鼓励献身于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而现在准备用于激发公众的热情。看到公众和新闻界终于对安德烈的考察计划表示出巨大的热情，诺贝尔从中找到了设立奖金的根本意义。
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一直饶有兴趣地从报刊上阅读有关这项大胆的考察计划的报道和有关考察队成员的介绍。
诺贝尔受到启发，决定在遗嘱中设立一项新的奖金。这项奖金特授予文学界最杰出的作家，他的著作宣传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帮助公众认识人的伟大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
诺贝尔极其关心北极考察队的每一步准备工作，关注“鹰”号飞船的工程进展，参与各项讨论工作，向帮助人（首先是国王）汇报情况，尽一切可能促成这次探险行动。
1896年6月，“维哥”号货轮载着飞船、考察队员以及设备物资，开往挪威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那年夏天，大气层情况一直不佳，飞船无法起飞。同年9月，安德烈宣布把飞行计划推迟到下一年，诺贝尔闻讯非常失望。
遗憾的是安德烈与其他两位立志征服北极的同伴在探险的征途中不幸遇难。
诺贝尔最后一封信是在1896年12月7日写的，收信人是拉古纳·索尔曼，发信地址是他已经逗留近两个星期的圣雷莫。但这封信尚未寄出，在几小时以后他就心脏病猝发，并于1896年12月10日上午2时去世。而那封信仍被搁置在办公桌上。12月11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去世后的第二天，他的两个侄儿海尔马·诺贝尔、伊曼纽尔·诺贝尔以及助手索尔曼赶到了意大利圣雷莫。在此之前，他们收到了电报，当时这位伟大的发明家陷入了昏迷状态。两个侄儿为了寻找叔父遗嘱的线索，正在埋头翻阅他的私人卷宗，这时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突然发来一份电报。电报上说：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存在银行的金库里，现已打开。银行将邮寄一份遗嘱给他们。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体遵照他的遗嘱，先交医院解剖静脉血管，让医生查明死因。第一次丧礼在圣雷莫别墅举行。他新交的一位朋友苏德布劳姆——教皇驻巴黎公使馆的一位青年牧师来到圣雷莫，并在他灵前致悼。
苏德布劳姆的悼词中说：
他所受的孤独和磨难是他的命运，是天赐的结果，在众人眼里他是一位富有而显赫的人，而也有人把他看做一位平常的人。现在他已经死了，让我们不要永存这错误，因为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所有和成就带进坟墓。我们也必须抛弃这种尘世的幸福。我们可以正确看待这位死去的人，虽然他富有，有亲友的情爱，但他也是贫穷的。他孤独地生活，孤独地死去，没有家庭的喜悦，没有妻儿的安慰，这是他的选择或命运。他的天性是不为名利所动，不为孤独所苦，他一直到生命的末日，仍是热心的、仁爱的。他的生命是高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