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40年代，有两个重要事件对世界文学学科产生影响。第一个事件是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中文系课程的调整和规范，它的成果是产生了一份“中国文学系科目表”。这份科目表由教育部委托朱自清等人编制，因此它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清华大学国文系课程设置的宗旨和思路，世界文学类课程“西洋文学”在列，其角色是“所以资借鉴也”。科目表颁布后，在学界引起热烈讨论。由于对“西洋文学”的界定不同，有学者把“外国语”、“文学批评”等课程一并列入它的范围；又因为“科目表”附注中有“本系得选修外国语文学系学程”的要求，科目比例占到中文系全部课程的七分之一，学分比例占到五分之一，有学者认为西洋文学一类课程太多了。在发表议论的学者当中，没有人否定世界文学类课程在中文系的存在。这是世界文学学科获得官方认可的开始。
第二个事件是1946年清华大学酝酿学科大调整时，因闻一多建议所引起的讨论。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西南联大行将复员，清华大学面临学科调整、课程规划以及发展等重要问题。闻一多在遇刺前，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另立两个系，即文学系和语言系，文学系包括中国文学，也包括其他主要国别的文学。他的理由是“大学文法两学院绝大多数系所设的课程包括本国的与外国的两种学问：如哲学系讲中国哲学，也讲西洋哲学，政治学系讲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也讲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但现在并没有一个大学把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或把中国政治学和西洋政治学分为两系的。这便是说，绝大多数文法学院的系是依学科的性质分类的。唯一的例外是文学语言，仍依国别，分为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两系”。这种对等类比的诉求的确有相当大的合理性。仅从世界文学学科的角度看，闻一多的建议反映了学科最理想的状态，尽管这一建议现在看来也是相当超前的；此外，闻一多的建议大大提高了世界文学学科在大学相关系别中的地位，它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同为“文学系”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不是“谨供参考”的另类；最后，闻一多是在中外的范围内理解文学，具有一定的“世界文学”的视野。闻一多的建议发表后，得到朱自清、冯至、王力、浦江清等学者的一致赞许和支持，他们又从各自的角度论证学科调整中闻一多思路的合理性和意义，丰富了闻一多建议的内涵。虽然在1949年以前，由于这种原因，清华大学的学科调整没有能够进行，闻一多的建议也被束之高阁，但这次讨论在学科史上的重大意义是不容忽略的。
1952年，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由教育部出面规划和指导的院系调整与课程改革，以范围更广的“外国文学史”课程代替“西洋文学”课程，并分出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两个教学系统。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综合大学，其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由外语系的师资承担，这些教师又按照语种、国别分工教学。在师范大学中文系，则设立外国文学教研室，外国文学史课程由此教研室的师资承担。新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教研室1952年诞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领导该教研室的是创造社诗人、外国文学专家穆木天。1955年，穆木天在全国率先招收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1956年，受教育部委托，由穆木天负责，制定出第一份在全国通用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举办了国内第一个大型的、正式的外国文学研究班，即由苏联专家柯尔尊担任主讲教师的俄苏文学进修班和俄苏文学研究班。进修班与研究班共招收近百名成员，他们于1958年毕业后，分配到全国许多师范院校，成为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的学术带头人和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北京师范大学为世界文学学科的师资培养、组织建制、教学规范等作出了突出贡献。
众所周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文学学科发展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从80年代初到1997年以前，学科恢复甚至扩大了它的组织建构和队伍，有了硕士点，但相对于中文系其他学科，它的地位和重要性比四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却大大下降了；由于学科内部没有出现像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穆木天那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学科建设是沉闷的。1997年新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成立后，世界文学的境遇如何？这些问题我在下文予以讨论。
三、新学科中世界文学的机遇和挑战
1998年学科调整后，新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诞生。作为新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文学由原先独立的专业变成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学科运行的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新学科中，世界文学有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面对和思考的。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世界文学在大学中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学科合并前，它受到的惯常责难是中文系的学者研究外国文学，不具有外语系学者的语言优势。这种指责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合理性。世界文学虽然以整体性为特征，但落实到具体的研究者身上，却往往限于国别。所以，研究成员常以国别配置，研究生多按国别培养，于是有了“俄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等领域。这与外语系的国别文学区别何在？最便当的辩解是语言不同：一个用所属国语言，一个用汉语。既然如此，在与外语系国别文学正统性、权威性、有效性的竞争中，中文系的世界文学有何优势可言？值得高兴的是，随着国内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语言问题已经不再成为阻挡学科和研究者发展的障碍。再一个责难是“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不具有合法性。在有些人看来，外国文学与中文系不相干，“中国的”与“世界的”似乎不能相容。这一看法如紧箍咒套定了世界文学，常常被中文系以正统自居的专业视为异类。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合并而为新的学科后，世界文学与本土全方位的联系成为它在中文系立足的依据，并最终获得合法性。
在学科合并后，世界文学在发展上虽然克服了外来的挑战，但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是比较文学逐渐在吞并世界文学。但只要对十余年来世界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两个方向的此消彼涨的发展稍有了解，就会发现，中外文学关系取代世界文学倒更像是大势所趋。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学科合并，福耶祸耶？
如前所述，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全体文学的研究。它是在不考虑译文影响，不包含中外文学关系介入的前提下获得独立发展的。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中国人不只是通过把中国文学投入其中的方式去与世界比较、沟通，他们更是直接面对外国文学。在新的学科中，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度。如果我们只着眼于“文学关系”层面，无疑会大大限制学科的视野。事实上，当前我们对“文学关系”的偏执，已经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严重者甚至使学科蒙上恶名。当中国文学在具体的研究层面与外国文学以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方式摆放在一起时，类同关系的探究会伤害中外文学的具体性，在研究方法上流于形式化和庸俗化。对中外文学关系的探讨引起了学者对中国文学“被纳入到外国文学的标准下被感受、被理解”，比较文学成为“我们自己文学的掘墓人”的担心。有学者甚至怀疑中外文学关系中影响研究的有效性和可能性。本文无意探讨“文学关系”研究的这种弊端，但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会起到补救缺漏、维持平衡、增强特色的重要作用。
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
应该认识到，不论世界文学作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研究主体的介入都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约翰·玛西在他的《世界文学史话》中宣称，“有些国民文学（指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似乎并不成为欧罗巴的集体文学的一部，却只是关进在国民底及语言境界内，和外界隔断的”。因此拒绝将其纳入这本《世界文学史话》。作者这种“英语国家”立场，使他借用“世界文学”的名义，却遗漏了大量重要民族、国家的文学。同样，中国学者撰述的同类著作，在材料的取舍，章节的分配，对象的分析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对此中国学者是有自觉的，如曾艳兵指出：“任何世界文学的研究和教学都必然是‘比较’的，因为任何的研究者和教学者都必定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眼光，凭自己的好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文化积累去研究和教学世界文学。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无论你借鉴和应用了多少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你的研究必然首先是中国的。”从一百多年来中国研究世界文学的经验看，这种主体身份的确是激活世界文学研究的主要因素：20世纪初，对于刚从“一点四方”中土观念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现代学者，“世界文学”观念的产生意味着重建中国文学体制。世界文学范畴内的“外国文学”，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诞生于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此基础上派生的“西方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欧洲文学”、“欧美文学”等第二层次的概念，在历史演进中积累了丰富的内涵；不同时期对不同区域文学的重视，深刻反映了我国文学、文化发展的律动。在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学术队伍，出现了一批著名学者，形成了独特的组织建构。因此可以毫不谦逊地说，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我们已经建立起独具特色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是东方关于西方的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内学界面对西方各种理论思潮的大举“入侵”，痛感主体性丧失、“失语”之时，本土的“西学”资源或许是救治的良方；深刻的世界文学意识和研究世界文学的勇气或许能帮助我们在更大范围和深度上参与到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使我们在世界的声音有更大的分量。世界文学大有可为！
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