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贵义篇》）这话说得何等痛快？大凡天下人没有不会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的，正如盲人虽不曾见过白黑，也会说白黑的概念。需是到了实际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概念是没有用的。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
甚至有许多道学先生一味高谈王霸义利之辨，却实在不能弄清韭菜和麦的区别。有时区别义利，辨人毫芒，等事到临头，不是随波逐流，便是手足无措。
所以墨子·说光知道几个好听的名词，或几个虚空的概念，算不得真“知识”。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去应用。
这就是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后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此说多有相似之处。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很像上文所说“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之意。
但王阳明与墨子·有绝对不同之处。阳明偏向“良知”一方面，故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墨子·却不然，他的是非“准则”，不是心内的良知，乃是心外的实用。
简单说来，墨子·是主张“义外”说的，王阳明是主张“义内”说的（义外义内说，见《孟子？告子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人服从于良知的命令。墨子·的“知行合一”说，却是要把所知的能否实行，来决定所知的真假，把所知的能否应用来定所知的价值。这是两人的根本区别。
墨子·的根本方法，应用之处很多，说得最畅快的，莫如《非攻》上篇。我且把这一篇妙文，抄来做我的“墨子·哲学方法论”的结论罢：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
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牛马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
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
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辨义与不义之乱也。
三表法
上章讲的，是墨子·的哲学方法。本章讲的，是墨子·的论证法。上章是广义的“逻辑”，本章是那“逻辑”的应用。墨子·说：
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言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参观《非命》中、下。《非命》中述三表有误。此盖后人所妄加）。
这三表之中，第一和第二有时倒置。但是第三表（实地应用）总是最后一表。于此可见墨子·的注重“实际应用”了。这个论证法的用法，可举《非命篇》作为例子：
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墨子·说：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同盍）尝尚观于圣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先王之宪，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先王之刑，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先王之誓，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非命》上）第二表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墨子·说：
我所以知命之有兴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兴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自古以及今，……亦尝有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非命》中）第三表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最重要的还是这第三表。墨子·说：
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非暴故罚也。”……是故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崩叛；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送。……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
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吾命固且贫。”昔上世暴王……亡失国家，倾覆社稷，不知曰：“我罢不肖，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非命》上）学者可参看《明鬼下》篇这三表的用法。
如今暂且仔细讨论这三表的价值。我们且先论第三表。第三表是“实际上的应用”，这一条的好处，上章已讲过了。
如今且说它的流弊。这一条的最大的流弊在于把“用”字、“利”字解释得太狭隘了，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许在几百年后，才可看出来；或者虽用在现在，它的真正用处却不在表面，而在骨子里。譬如墨子·主张非乐，说音乐无用。为什么呢？
因为（一）费钱财；（二）不能救百姓的贫苦；（三）不能保护国家；（四）使人染上奢侈的习惯。后来有一个程繁驳墨子·道：
昔者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驰，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三辩》）这一问也是从实用上寻找根据。墨子·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性情有所偏，想不到音乐的功用上去，这便是他的非乐论的流弊了。次论第二表。这一表（百姓耳目之实）也有流弊：（一）耳目所见所闻，是有限的。有许多东西，例如《非命篇》的“命”是看不见听不到的。（二）平常人的耳目最易错误迷乱。例如鬼神一事，古人小说上说得何等凿凿有据。我自己的朋友也往往说曾亲眼看见过鬼，难道我们就可断定有鬼吗？（看《明鬼篇》）但是这一表虽然有不足之处，却极有大功用。因为中国古代哲学不讲究耳目的经验，单纯地讲心中的理想。例如老子说的：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孔子虽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是他所说的“学”，大都是读书一类，并不是“百姓耳目之实”。直到墨子·始大书特书的说道：
天下之所以察知有兴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诚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明鬼》）。
这种注重耳目的经验，便是科学的根本。
最后说第一表。第一表是“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墨子·最恨儒者“复古”的议论，所以《非儒篇》说：
儒者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
墨子·既然反对“复古”，为什么还要用“古者圣王之事”来作论证的标准呢？
原来墨子·的第一表和第三表是同样的意思，第三表说的是现在和将来的实际应用，第一表说的是过去的实际应用。过去的经验阅历，都可为我们做一面镜子。
古人施行了有效，今人也未尝不可仿效；古人施行了有害，我们又何必再去上当呢？所以说：
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这并不是复古守旧，这是“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鲁问篇》说：
彭轻生子曰：“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子墨子·曰：“藉设而亲在百里之外，则遇难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则生，不及则死。今有固车良马于此，又有驽马四隅之轮于此，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曰：“乘良马固车，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不知来？”（从卢校本）这一条写过去的经验的效用。例如“良马固车可以日行百里”，“驽马四隅之轮不能行路”，都是过去的经验。有了这种经验，便可知道我如今驾了“良马固车”，今天定可趋一百里路。这是“彰往以察来”的方法。一切科学的规律，都与此同理。
墨子·的宗教
上两章所讲，乃是墨子·学说的根本观念。其余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都是这根本观念的应用。墨子·的根本观念，在于人生行为上的应用。既讲应用，须知道人生的应用千头万绪，绝不能预先定下一条“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公式。所以墨子·说：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鲁问》）。
墨子·是一个创教的教主。上文所举的几项，都可称为“墨子·教”的信条。如今且把这几条分别陈说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