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的傍晚，小杨兵、我和千佛山的罗总顺着百鸟园后垮下来的土石勘查，计划泥石流一旦发生时我们的逃生路线，我们谢绝了乐团老人们请刘总睡他们帐篷的好意。三人仍然睡在车里。没有事情可做，我们就听车载电台的广播，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听到消息：国兴银行千佛山与会同志已安全回家，我们的家人都平安，以及组织上正在全力营救我们。这无疑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安慰，之后我们睡得很香。上午，洞经乐团的老人们似乎对我们不大放心，又找了个借口把水拿回去。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把所有的矿泉水都让他们拿了去。小杨兵有点生气了，说，算了，算了，树子砍了免得老鸦叫。王团长诚恳地给我们作了解释，我们知道那些老人家的心思，也就释怀了。为了消除大家对缺水的恐慌，我舀了一碗山泉，放了两瓣生蒜，观察了十多分钟，见蒜并未变色，就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半天过去，啥事也没有。看着停车场满是垃圾和乱飞的苍蝇，我与其他留守团队的成员一起打扫垃圾。小杨兵找来灭害灵全面进行喷洒，保持了我们栖息地的干净卫生。吃过午饭，千佛山的罗总说，下午将有直升机给我们空投物资，让我们在停车场做一个大大的白十字，飞机来了再舞动红旗。等啊等，终于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结果，飞来的是一架运输机，失望之余，我在下面大吼：兄弟们，给我们空投两个洗脚妹下来，我给你们摔两瓶矿泉水上去。那飞机理都没理我们就直朝北川方向飞走了。
5月15日的夜晚，有两三个当地老乡带来了解放军已到樱花湖的消息，但是，军队无法进山来营救我们，我们必须自己到樱花湖边跟他们一起撤离。听到这个消息，其他留守团队的个别成员颇为激动，因伤因病滞留的女旅客因绝望而抽泣起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居然说要去投诉。我与小杨兵对他们进行了安慰，让他们能走的先走，不能走的不要绝望，要相信政府不会丢下我们不管，大家一定能够活着出去。
回家
5月16日的清晨，听到解放军不能进山营救消息的人们，包括洞经乐团的老人们，收拾舍不得的东西先走了，留下的人包括我们只有十三四个。我想，你们走了，留下的生存资源就多了。我们把车开到了天音楼下的坝子里，我打算在那里好好练一下车技。我刚倒了一把车，就看到朱小林、毛小平、范振寰、蒋四哥（绵阳师院体育教授蒋洪）以及十个军人（预备役）走来，我们非常激动。国兴银行的兄弟带着解放军来救我们了。临走前，我们把仍然滞留在酒店的人逐个登记了名字，并注明了具体的情况。没走的几个人，尤其是两个因癌症在此疗养和转移下山时了脚的中年妇女哭得很伤心，再三请求我们出去后一定要请政府派人救他们。我们非常肯定而真诚地答应了他们。
紧急收拾了一些吃的喝的，我们就踏上了回家的路。这一路，我们用尽从远古到现代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在未损坏的公路上，我与预备役军人轮流搀扶刘总；在乱石中，我们架着他一步一步跋涉。路上，预备役军人砍了两根结实的楠竹绑了一副担架，怕抬不起刘总，就让我上去试了一下，那感觉真爽，可让刘总躺上去走了一截，他说把他屁股夹得难受，不能再用。又往前走，我们捡了一个建筑工地常用的小斗车，推着他前进，到了又一个滑坡乱石堆，只好又弃车步行。路上，有幸又捡了一辆女式自行车，尽管刘总把它压得嘎吱嘎吱叫，连轮胎都给压爆了，但只要钢圈还在，我们都舍不得丢了它。一路上，有路人骑车，无路车骑人，仙海的老彭硬是扛着它翻过了海拔近三千米的大山。16日晚近十点，经过十三个小时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到了茶坪，在宝藏村李书记的帮助下，我与朱小林找到了茶坪抗震救灾总指挥、安县总工会主席朱常委。朱常委对我们非常热情，他安排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另想办法住宿，把指挥部的帐篷腾给我们住，并派人给我们送来了方便面和啤酒，茶坪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倒上了热茶。我们详细向朱常委汇报了千佛山仍被困人员的具体情况，并借用他的卫星电话给国兴银行领导和家人报了平安。卫星电话管用却不好打，必须要等三颗信号满了才可通话，我给老婆打通电话的时候，感觉声音都变了。她问：“喂，哪个？”
我说：“我梁德新。”
她说：“你还活着呀？”
我说：“我活得好好的，你莫忙改嫁啊，我说不定明天下午就回来了。”
这话，把那几个预备役军人笑得差点岔了气。
5月17日的晨曦把我们（至少是我）从沉沉的梦中唤醒，听说，朱常委已请部队到千佛山去营救我们汇报中的那九个被困人员了。我们每个人用正红花油揉搓了还很酸痛的脚踝，早上六点半就向着云遮雾绕的茶坪山出发了。一路上大约有两三千人扶老携幼与我们同行，我们把水和药送给老乡，相互鼓励并帮助对方往上攀登。有个老大爷八十五岁了，他老人家边走边嘟哝，说他还是在民国二十四年“躲”老红军的时候爬过这座山呢。在盘旋而上的水泥公路上，我们遇到一辆从山上下来的摩托，营救我们的预备役军人请司机帮我们搭载一下刘总，质朴的山里小伙儿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等把我老母亲送上去，马上下来接你们。”
当时我认为小伙子不过是托词而已，在这个时候，除了解放军和志愿者，大家都是自顾不暇，谁还愿意再往返救人！然而，我的主观判断是错误的，过了一会儿，小伙子如约而至，把刘总送到了摩托无法再前进的山体崩塌处。我们要给他钱，他说什么也不要。大约在登到半山腰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牵马下山的老乡，我请他帮我们驮一下伤员，因为刘总太壮太重，那马和马夫都没有答应，否则，刘总算是把土洋的交通工具都坐遍了。在一个树林休息的时候，一位女同志盯着我手中的竹棒，不好意思地说：“叔叔，把你那个棒棒给我老爸调一下行啵？”
原来他们是看到我这根竹棒比较粗，上山的时候借得上力，她老爸的那根有点细，没法使劲。我说：“好吧，到了山顶可要给我换回来哟，我要把这根棒拿回去作纪念。”
实际上，我是和她开个玩笑，中午十二点半，我们终于登上了茶坪山顶，大有山高我为峰、一览众山“无”的快感，因为在云雾缭绕中，其他山都看不见。短暂休息之后，我们下山了。路上有红绳指引着下山的路，走到一个岔路口，不知道是谁有意地横放着一根树枝，此树枝把向导也给搞迷糊了，他说向下走，我们跟着他走了一截，他又说，咋个有点不对，原来的路不是这个样子啊。走过了药材地，他又带领我们顺着悬崖边向右走，脚下是仅容一人通过的崖边，只能紧贴着里侧的岩壁，揪着杂草或树根慢慢地挪过去。我想，等会儿刘总咋个过去哟。过了这段险路，又到了一片缓坡药材地，刘总他们已经坐在横七竖八的木头上休息，原来他们随当地老乡走了一段直下的大路。休息完了向前走，老乡说前边是一个很陡很高的悬崖，人必须一个一个攥着绳子吊下去。因为那块山体已经有裂缝，全靠野竹和灌木的根系连着，人必须分散着站，于是，我们就在坡地边等前边的人下去了再走。不一会儿，来了十几个解放军，带头的是一个中尉，他说：让开，让开，我们到前边去看看情况。我满以为他们是去维持秩序，帮助我们下山，我就动员其他老百姓给他们让开路，谁知等我到了拴绳子的悬崖边，解放军连影儿都没有了。我知道，他们是执行特殊任务的。我扔掉竹棍，死死抓住绳索溜了下去，我那还没洗过的牛仔布裤子居然磨出了两个洞洞。我们就这样在悬崖峭壁、山体裂缝间溜了三个多小时，终于下到了半山腰。上山的老百姓对我们讲：你们的领导就在山下接你们。听到这一消息，疲惫不堪的我们来了精神，死死地盯着脚下的路，因为崎岖的山路上有许许多多的细石米，稍不注意就会一溜到底。据老百姓讲，这叫“赶火炮子”。我们不时望一望山脚下的人和车，下山会师、回家成了我们唯一的念头。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德新，我们来了。这是邢行长的声音。德新，快喝口盐水。这是郭行长的声音。曹二哥也上来了，问我要不要紧。我说没问题。本来，我与小杨兵走的是一条路，不过，我看到了杨雅，心想他们相见可能要激动一下，我还是先走吧。郭行长说：“大家快走，堰塞湖要塌了。”
我本来想装出镇静的样子下山，听了郭行长的话，只得将先前的两步并作一步走。快到山脚的一段路上站满了山东省临沂的消防武警，他们蜿蜒的队伍，像火一样的消防服，恰似一道绚丽的生命接力线，时不时有人扶我一把，或者给我拍两张照片，我颇有点英雄凯旋的感觉。大约下午五点半左右，我们终于一路狂奔到了山脚，老远，我就看到了国兴银行昝行长率领的救援队，我当时心里那个激动和高兴呀，已没法用语言来表达，我拼尽最后的力气，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吼了声：
“我们胜利了——！”
也许是疲劳过度，体力透支过大，吼完之后，我就昏了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