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学年结束后，芳芳他们又要从紫金港新校区搬回西溪校区了。原来紫金港新校区还没有完全建设好，那里只能容纳大一、大二的学生，大三、大四学生必须回西溪校区完成学业。搬家是件累人的事，女生寝室到处都是东西，显得乱极了。我们找了一辆面包车，满满地装了一车东西回到西溪校区。安顿好行李后，学生就放暑假了。
这个暑假我一方面给芳芳准备赴香港岭南大学的行李，另一方面着手安排她去上海新东方学校上托福班。在去上海的火车上，芳芳告诉我大一大二她都拿到了奖学金，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并且同时拿到了四级和六级英语证书。
我父亲在上海淮海中路上的石库门弄堂里还有老房子，只是一直出租着。我送芳芳到住在上海复旦大学教师宿舍的亲戚家后，再陪她去上课地点探路。路真远啊，从复旦大学到徐家汇新东方的授课处，简直就是横穿了大半个上海。我们走路，坐轻轨，换地铁，再走路，最后才到达目的地。盘算了一下，最快也得一个多小时。也就是说，芳芳每天用在来回路上的时间，需要3个小时左右。暑期的上海和杭州一样炎热，芳芳这么来回跑，不免让我心疼。
第二天我就回家了，芳芳在亲戚家住下。亲戚是一对年迈的退休教授，我的伯父伯母。这是芳芳第一次独自在上海亲戚家住，并将在上海早出晚归一个月。一般来说，上完新东方后，孩子就可以知道一些考托福的门道了。
我不陪芳芳在上海亲戚家住，是为了让她在去香港前，锻炼一下独立生活的能力。当然我时常会给她手机短信，关照她一些什么。从上海回来，我盘点着上半年出版的4本书，虽然是不同年份写的，但差不多是一起出版的，仿佛这一年剩下来的时间都可以休息了。于是我打算给自己充电补课，不再写作了。我想得美滋滋的，觉得要开始保养自己的身体了。这些年我每写一部作品，都会发几次高烧，这说明我的抵抗力巳大不如从前了。
可是不写作的日子，我的精神依然不能放松，因为内心总是在思考些什么。芳芳在上海，我一个人在家里看书、听音乐，整天过着慵懒的生活，连饭也不高兴做。当然带着研究性质的阅读，一天下来也很累。读完了那一堆书，我忍不住又开始写作了。只是不再是小说、随笔，而是给作家朋友写印象记，或者给他们的作品写评论。我发现我的生命就像一团燃烧着的火球，只有燃烧才会感到痛快。那天我刚写完一篇书评，就接到芳芳的手机短信：“晚上我#回家来了。”时间过得真快呵，眨眼芳芳在上海生活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没见到她了，真是想念得紧。晚上八点多，我来到火车站，早早地买了站台票进到月台上。每一趟火车进站，我都把脖子伸得老长。终于，我盼来了芳芳乘坐的列车。在8号车厢，我接到了她。第一次离开杭州独自在外地待那么久，我的小芳芳真的长大了。我仿佛看见她插上了羽翼，即将腾飞了。
还有一个月，芳芳就要去香港岭南大学读书了。她已办好一切出发的签证手续，我也给她准备好了行李，并且订好了来回机票。然而就在这当儿，芳芳去医院看病被误诊了。如果不是我坚持不开刀，差一点就挨错刀了。那个坐专家门诊的中年女医生，数落我道：“你怎么带孩子的？怎么不早带她来看病？现在她那个肿块那么大，要马上住院开刀。”我说：“这太突然了。她年龄还小，我不能马上让她住院做手术。”女医生说：“住院开刀是最好的治疗，不开刀是不行的。”我说：“我们不要住院，也不要开刀。”女医生说：“我没见过你这样的母亲，你不让她住院开刀，一切后果自负。”我说：“你放心吧，我没叫你负责。”我说着就把她开的住院单撕了，然后拉着芳芳走出专家门诊室。
芳芳大为惊讶，也十分害怕。她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说：“你别怕，我们慢慢再检査，多检査几次，最后再做定夺是否开刀。我们不能听这医生的。你还小，开刀必须慎重。”芳芳说：“不是有肿块吗？”我说：“生命是在流动的，人体内有时气血淤结了，手摸上去和X光拍出来都会感到是肿块。”芳芳说：“你又不是医生，乱说。”我说：“我从小在医院长大，也可算半个医生吧！”第二天一早，我陪芳芳去抽了血。回到家，我让她卧床，她就很乖地躺在床上休息。我一空下来，她就抓住我的手让我陪她，我知道她很紧张也很害怕。我说：“你好好休息，别怕，一定没问题的。我们下个星期再去做8去上海超。”芳芳说：“医生不是说要下个月再做8超吗？”我说：“我们多做两个8超，比较一下，也许下次去做肿块就小了呢！”“真的吗？”“当然真的。”我自信地说。
其实，我这是安慰芳芳。我的担心无与伦比。我度曰如年，焦急而耐心地等待芳芳的验血化验单出来，内心直期盼她平安无事。
拿化验单那天，我和芳芳一起去医院，走到化验室门口，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结果，化验单还没有出来，还需要在门口等。终于有化验员拿着化验单喊：“解芳。”我说：“哎，来了。”接化验单的那一刻，我的魂都飞出来了，紧张得双手直颤抖……我鼓起勇气，定睛一看：阴性。
顿时，我冲坐在発子上愁着脸的芳芳直喊：“囡囡，化验单好的，你可放心啦！”“真的。”芳芳脸上露出了笑容。她已经很多天愁眉不展了。
“我们现在马上去做个8超。”我说。
“好吧！”芳芳显得轻松多了。
我之所以马上让芳芳做8超，是想看看这肿块小了没有。如果缩小了，那么就继续让芳芳卧床休息，等到开学时，也许肿块就完全消失了。
去上海芳芳做完8超，已近黄昏。虽然肿块依然在，但和上次做的对比后，明显小了不少。这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八月底，我又带芳芳去医院做8超。自从认定我的判断正确后，我已不再挂专家门诊了。普通门诊医生给你开一张8超单，基本不用排队。等待做8超时，我跟芳芳说：“相信我吧，待一会儿做出来那肿块一定没有了。”芳芳说：“你像女巫似的，如果你说得不准呢，那我怎么办？”“不会不准的。”我自信地说。
一会儿，轮到芳芳做8超了。她巳经喝了几大瓶水，做8超不成问题。大约五六分钟，8超做完了。8超单出来后，果然发现那个肿块已经消失了。但我还是不放心，拿着8超单去问做8超的医生，她说：“巳经没有肿块了。”接着我又问了普通门诊医生，她也说：没有肿块了。我说：“真的吗？”她以为我不相信那个做8超的医生，说：“这是医院里最好的8超医生做的呢！”我这才彻底放心了。
我十分欣慰芳芳通过在香港的学习，打开了自己的视野，并对人、对存在、对生命、对社会有了新的更多的思考。
我的判断完全正确，这让芳芳大大地增强了对我的信任感。她奇怪地问：“怎么你比医生还有经验呢？”我说：“不是我有经验，而是现在不少医生太依赖高科技。凡有肿块就马上让病人开刀，开刀最省事了。其实身体内的血液是循环流动的，有一肿块你不去碰它，慢慢地它也许就自动消失了。即使肿块不消失，只要没有低烧，胃口好，吃得下饭，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就让它去吧。”我这样和芳芳说。当然，这仅是我的一家之言。
虚惊一场后，我们感到浑身轻松。8月31日，芳芳出发的日子来临了。我们一早坐民航班车到达机场，办完行李托运，芳芳就通过安检进候机厅去了。她并没有怎么依依不舍，仿佛去上海一样，和我挥挥手，便开开心心地进去了。我直到看不见她的影子，才转身回家。
等回到家里，我才想起来，怎么就忘记给她准备棉被和床毯了？香港岭南大学总不会像浙江大学那样，连铺盖也给发吧？我讨厌自己的粗心大意，担心女儿到了香港人生地不熟的，如何去买这些东西！本来家里那条鸭绒被用空气泵压缩后，完全能装进行李箱的。只是我的担心已经没有用，只能随她去了。
家里的电话每每响起来，我都以为是芳芳打来的。在期待中时间过得特别慢，那种孩子第一次出远门的焦虑，还是让我按捺不住地给香港岭南大学有关部门打了电话。当然，他们只知道已经接到了大陆来的学生，具体安排住哪里并不十分清楚。不过有这一平安到达的消息，我就放心了。
黄昏时分，芳芳终于来电话。她说：“中午学校派人来机场接我们，现在已经安排好了住宿。我与香港的一个女生住一间房，非常好。下午香港同学陪我买了手机卡，还买了被子和床毯。这里食堂吃一顿饭，要三十多元钱，太贵了。香港女生都自己烧，我也要自己烧着吃。”我说：“好啊！那你就慢慢学着烧饭吧！”第一次到香港的芳芳，很快安顿好了自己，而我的担心倒成了多余。我突然发现芳芳几乎天生有比较快的适应能力，这让我欣喜。第二天，芳芳就上课了。老师不讲普通话，全用英语和粤语。英语能听懂，可是粤语她一句也听不懂。一堂课下来，她常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办呢？芳芳毕竟是聪明的，也敢于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天她电话里告诉我：“嗨，第一堂课老师用粤语，我一句也没听懂；第二堂课我就要求老师讲完一句粤语，用普通话或英语再讲一遍。”我夸她说：“你真能干。”她说：“这是老师应该做的。”我说：“人乡随俗，你也应该学学粤语。”她说：“嗯，我会学的。”香港岭南大学的学生公寓里没有电话，如果芳芳手机关了我就找不到她了。她也没带电脑去香港，上网什么的有时去学校图书馆，有时就借用同屋女生的台式电脑。同屋女生是香港人，每个周末都回家，电脑就借给芳芳用了。所以没有什么急事，一般不打电话，只在]^5一上对话或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