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无所作为的失望留给懒惰。
你的明天也是我们的明天，
我们的选择也是你必然的选择！
腾格里啊，我们深深地爱着你，
在你的脊背上撰写《草叶集》。
治沙的人啊，我读不懂你们治理腾格里的经典科技，可是我读懂了你们这一代人的赤子之心。
腾格里啊，我读不懂你生存和沿革的深奥，可是我读懂了你并不与人类为敌，只是需要人类了解你的丰富与深邃。
古人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读大漠，则陶醉于培植大漠绿洲的大写的人。
（原载《宁夏日报》2008年10月24日）年年有鱼
锦州靠海，水产品很丰富，我家餐桌一年四季不断鱼，而且到什么季节吃什么鱼。
鱼这东西很有营养，据说壮骨健脑的效果最佳。我活了六十多岁，不懂得什么叫牙痛，至今满口牙齿还好好的。有人说年纪大的人身板会萎缩，可我仍然是一米八二的个头。有位了解我底细的保健医生说，这可能跟我母亲怀我时吃的鱼多有关系。我出生在营口，那也是个临海城市，旺季里的“臭鱼烂虾”比蔬菜还便宜。所以我相信保健医生的说法。
鱼虽然好吃，可是天天吃，顿顿吃，也有吃腻的时候。每到海货旺季，开饭时孩子们就不耐烦：“又吃鱼，真没劲。”我何尝没有吃腻了的感觉呢，可是我从来不肯像孩子那么坦率地讲出来。我觉得若那么说了就有忘本的味道了。
回顾一下我们的餐桌，大概家家都能讲出几个难忘的故事。
我家有一个传统风俗，不论多么穷苦，不论多么艰难，每年大年初一这天，餐桌上是必须有鱼的。不是为了吃，只是图个吉利：年年有鱼（余）。这是从父母那儿传下来的，据说父母亲是从祖父母那儿传下来的。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的日子碰到了最艰苦的岁月。官方把那几年叫做“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却叫“低标准”。1961年我在宁夏日报社工作，那年春节前夕，我和往年一样，早早就张罗买鱼，可是跑遍了大小市场、大街小巷，连个鱼苗也不见。眼看着这年的“年年有鱼”就要泡汤了，多少辈的风俗将在我这儿遭到破坏。后来听说郊区有一个跃进鱼塘，养着不少黄河鲤鱼，不供应市场，只供应交际处。我揣上一包存放了半年之久的前门烟跑了去，跟一个副场长拉了半天关系，又递烟又套老乡，拜年的话说了足有一火车，总算花两元钱求了一条不到半斤重的鲤鱼，如获至宝。还有十来天才过年，鱼怎么保存呢？那时候可没有冰箱，得先给鱼套个塑料袋，埋在南墙根的雪堆里，我称它是天然冷库。
除夕夜晚，我去雪堆里取鱼，把雪堆翻了个底朝天，怎么也找不到那条鱼了。是丢了还是叫猫叼去了？我站在墙根处寻思，于黑暗中发呆了好一会儿。没有了鱼，就仿佛没有了一切希望，一家人都打不起精神来。那年大年初一过得静悄悄的，没听见妻子说：“快吃鱼呀，年年有鱼（余）！”也没有听见孩子们喊：“爸，给我择刺儿，我吃‘年年有鱼 （余）！’”这个年过得一点情绪也没有。
那时，宁夏没有咸水鱼，偶尔靠上海支援一点，也是凭票供应。早些年还能见着黄花鱼、带鱼什么的，文化大革命时这些鱼都不见了，过年过节发一张鱼票，也只能买一种很不好吃的“扒皮鱼”。有一次七八个人在办公室里闲聊天儿，东一句西一句，不知怎么就扯到鱼上了。我说：“这几年怎么看不见黄花鱼了？”大家都说渔业生产跟不上大好形势，可能那里的“走资派”还没有打倒，或许是又找到了什么代理人了。人们显然是在调侃这件事。可是这时有一位我平常一向很敬重的同志表示大不以为然，他非常严肃地说：“同志们，听说小日本发明了一种什么光，只要把它打到海里，鱼就都奔光而去，所以我们没鱼可捕了。”一句话把大家说得目瞪口呆，人们面面相觑，对这不经之谈都表现出一种不置可否的尴尬。唯独我不知轻重地冒了一股傻气，很认真地反问：“那可就怪了，‘扒皮鱼’怎么没跑过去？是不是‘扒皮鱼’立场坚定，不受小日本的资本主义诱惑呀？”在场的人禁不住捧腹大笑起来。乐极生悲，第三天我就因为这件事挨了批，罪名是“否定文化革命的大好形势”。帽子很大，不过也就是那么说说而已，大多数人是在逢场作戏，批判过程中也冒出几句调侃性的语言。最后只是让我写个检查便不了了之了。
大概也就是因为我曾经和鱼有过这样一些故事，所以哪怕是一日三餐，餐餐有鱼，我也不允许自己有“腻烦”的想法，不敢说那种忘本的话。一个人常想昨天，爱和昨天比较，这也许是一种很没出息的表现。
（原载《人民日报》2001年2月18日）鸣岐书记要的照片
假日整理旧物，从一个大信封里翻出几张黑白照片，画面全是一些垃圾成堆、污泥浊水和特别肮脏的处所。我还清楚地记着，这是原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生前安排我拍摄的。
1994年夏天，鸣岐同志主持召开一次市委全委扩大会议，他作会议总结讲话，讲了一个半小时。最后他离开讲话稿说：“同志们，这个讲话稿秘书们准备了一个星期，我昨天夜里又修改了半宿，今天念了九十分钟。应该说内容都是很好的，关键在于落实，不落实就一点作用也没有，秘书们白写了，我白讲了，你们也白听了。凡事落实不落实大不一样，就说城市卫生吧，最近市里狠抓了一下落实，效果就很明显，大马路都变干净了。”他说到此处语锋一转：“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不要把粉都擦在脸蛋儿上。那些背街小巷的卫生状况更重要，老百姓一天二十四小时生活在那里，那里要是又脏又臭，对百姓的危害比马路大得多。三个区的区长都在场吗？你们有个精神准备，不一定哪一天，我事先不打招呼，咱们一起去察看察看背街小巷。”
会后鸣岐同志把我叫住，说：“报社安排一位摄影记者，把背街小巷里的脏乱差都拍下来，顺便听听老百姓的意见。不论抓什么问题，我们都得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我当时是锦州日报社的总编辑，第二天就亲自带着两位记者，在背街小巷里拍下了这些照片。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把照片送给他，锦州市就发了大水，大凌河、小凌河暴涨，淹没了许多农田和村落。鸣岐书记在安顿和转移被洪水围困群众的途中，遇到洪峰突然袭来，不幸牺牲在抗洪第一线上了。
捧着这几张照片，好像捧着人民公仆的一颗滚烫的心。鸣岐的心室有多大，我说不来，但是他心室里有很大一块的空间，装着老百姓，装着老百姓的喜怒哀乐。锦州市是国企比重很大的工业城市，改革中下岗失业的工人为数不少，其中有几千工人为支持国企改革，下岗后自筹资金买了三轮车拉脚，不仅减轻了政府负担、重新找到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同时也便利了那些打不起“的士”的市民。因为三轮车大多是以“神牛”为产品商标，锦州人便俗称三轮车为“神牛”。一座中等城市一下子增添了几千辆“神牛”，交通秩序必然要出现一些问题，也显得城市太土，于是不少人建议取缔“神牛”，可是也有为数不少的人认为再就业的压力太大，不赞成取缔。双方都想说服这位刚刚调来不久的一把手。知水问渔夫，识山访樵夫。有一天傍晚，鸣岐书记亲自坐了一回“神牛”，一边满城转来转去游览市容，一边问东问西跟“神牛”师傅聊天。拉“神牛”的师傅还以为鸣岐书记是外地来锦州的观光客，说话也就没有什么顾虑，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地把心里话都倒了出来。这次夜访“神牛”师傅的收获很大，鸣岐书记不仅仅是对取缔不取缔“神牛”有了感性认识，心里有了谱，而且还了解了不少从大楼里听不到的情况。他认为“神牛”师傅说得在情在理，工人支持改革支持减员增效，下岗了不给政府背包袱，自谋职业，利市利民利改革。再说我们国家有个管全局的方针，叫做“第一吃饭，第二建设”，还有个“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这些都是取缔不取缔的政策根据。于是鸣岐书记支持了“保留派”，并向“取缔派”作了耐心的说服。他提出主要是加强管理的意见，例如“神牛”要实行牌照制，严格控制数量，首先保障下岗工人领照；加强交通管理，规定出“神牛”通行的街道；同时要加强对“神牛”师傅进行交通规则教育。就这样，锦州市的几千辆“神牛”保留至今，虽然仍给城市带来一些不太雅观的现象，但是几千户下岗工人有活做，有饭吃，很安定。
鸣岐书记离开我们已经七个年头了。我们拍过照片的那些背街小巷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脏乱差已不多见了。这应该是鸣岐书记笑慰九泉之下的一件事情。可是“把粉都擦在脸蛋儿上”仍然还是一部分同志下意识的思维习惯，大马路一直在锦上添花，背街的巷道还有被遗忘的，就说我居住的那个小区吧，四面有两面的路坑坑洼洼，雨天常常汪水，一走在这样的小巷里，我就由衷地想起了鸣岐书记……
（原载《人民日报》2001年5月17日）马家墙框子的一夜
电视正在播放一个“水”的专题片：西部干旱山区，山有多高，土有多厚，没有草，没有树，干燥的黄土地，随风刮起的沙尘遮天蔽日，所有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不清。水，是这里奇缺的资源，老人和少女从二十里远的地方运水，有车的人家用车子拉水，没车的人家就只能肩挑。他们对水的珍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淘米洗菜用过的水，再用来洗脸，洗过脸的水还留着饮牲畜。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告诉记者，他一年只能洗一次澡……
看着这个专题片，我想起了一个人。
多年前，我在宁夏日报社当农村记者，有一次随同县委书记杨明到灵武县马家墙框子大队调研。这是个滴水贵如油的牧业队， 二百多口人的用水，几千只羊、三十多头牛马驴骡的饮水，都靠十四里路外的一口井。此前，杨明书记接到一封马家墙框子的群众来信，反映他们人畜用水如何艰难。此行他就是想实地考察考察这件事。
当年马家墙框子用水的情况，同今天电视片反映的情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里的农牧民，多年来形成了一个习惯，每逢晚饭后，家家户户陆续赶上毛驴车，没有驴的就人拉车，到十四里外的井边排队提水，不少人家都是傍晚去排队拉水，次日黎明才能把水拉到家。
吃过晚饭，杨书记说：“今晚咱们跟老乡一起拉趟水。”
那天是上弦月，山路若明若暗，我这个近视眼，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不快。我们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井边已经排起了长队。有眼尖的认出了杨书记，便一个传一个，传开了。有位老伯走到我们面前，握住杨明的手：“书记，黑灯半夜的，你咋来了？”
杨明说：“听说咱们队吃水太难，我来体验体验。”
“唉，几辈子都是这么过的，难惯了，也就不觉着有多难了。”
有几辆车子已经装满了水，陆续往回走了。不一会儿，提水的人停了下来，井水见了底，要缓一会儿，等水慢慢升上来再提。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人们才再次开始提水。
山那边飞过来一片阴云，遮住了如钩的新月。随阴云而至的还有夜风，山口的风愈到深夜刮得愈凶，风最大时对面说话都听不清。几位上些年纪的社员劝我们回去。杨书记说：“你们不怕，我们怕啥！”
风终于将天空的阴云扫尽。黎明前，最后一辆水车装满了水，我们同几个社员疲惫不堪地往回走。我要去帮助社员拉水车，杨书记拦住我：“山路不好走，要是拉翻了车，这一夜的辛苦就白费了。”于是我们便在后面帮助推车。
在一颗颗晨星的点缀下，长庚星像一盏最明亮的灯在很远的天边闪耀。这一夜的所见所闻和切身体验，就像心头打碎了一个“五味瓶”，什么滋味都尝到了。杨书记一路上一言未发。
回到县上，杨明书记查阅了一些地质、水文资料，又访问了几位水利技术人员，第三天召集县委常委开会，邀请水利局长列席。
杨书记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开会只研究一件事：马家墙框子大队吃水问题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
他把一天一夜的考察，耳闻目睹的一切，如实向与会人员作了汇报。人们看得出，这位一向粗喉咙大嗓门的书记，今天声音低沉，语气凝重。
在场的人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水利局长还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最后杨书记说：“灵武县解放这么些年了，却没能解决山区人民的吃水问题，这是个羞耻。党把这个县交给我们‘一班人’了，我们就要负起这个责任。如果我们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甚至连吃水问题也解决不了，我奉劝诸位，咱们一起辞职，别再占着这个位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