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翻阅到了一些有关鲁本斯的资料，才渐渐解开了心中的疑团。鲁本斯除了是个画家、外交官以外，还是个地道的商人。他把绘画既当做至高无上的艺术，又当做盈利挣钱的买卖。他绘画成名以后，买他画的或请他画画的人很多，一时间应接不暇，他就灵机一动，开办了一个“绘画工厂”，招聘一批学徒，他把总图画好，或是起个草稿，次要部分或具体的活都让学徒们去“精雕细刻”。所以自他死后直到今日，到底哪些画是他自己的创作，哪些画是出自他徒弟之手，许多专家也很难分清。他的学徒的绘画，只要鲁本斯最后挥动几下画笔，或是点一下“睛”，就能在市场上卖到很高的价钱。应该指出，在鲁本斯的学徒中，有的人艺术造诣也很高，不亚于他们的师父，只不过名声没有鲁本斯那么响。如后来在法兰德斯画派名望很高的凡·戴克，他的肖像画技巧就满可以同提香和委拉斯凯兹等大师相提并论。所以鲁本斯徒弟的画完全能以假乱真。那位德国朋友后来又找来一些鲁本斯绘画作品的印刷品，让我一张一张地细看，并请我挑出真品。我对绘画一知半解，看了足有一顿饭的时间，觉得都画得很精细，很完美，似乎全是真品。
德国朋友怕我仍然对他的话抱怀疑态度，就又找来一份材料，上面有鲁本斯当年给他保护人写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表述：“……一幅《被锁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神》，上面有一只神鹰在吞食他的肝脏：是我的原作，神鹰是助手辛德尔画的，五百弗洛林；《丹尼尔在群狮中》，写生画：全部是我的原作，六百弗洛林；《豹》，写生画，和《森林之神》及《仙女》：我的原作，只有其中的一片美景是一位精于此道的高才生画的，六百弗洛林；一幅《最后的审判》是我的一个学生起草的……由于这是一张尚未完成的作品，我得亲自加以润色，故可以看做是我的原作，一千二百弗洛林；一幅化装成女人的《阿基里斯神》，是我最得意的学生画的，由我最后润色，是一张十分难得而令人满意的杰作，画面有诸多风姿绰约的少女，六百弗洛林……”
我完全相信了德国朋友的话，还由此想到了我国的一些画家。据说他们晚年的一些绘画作品，有的也是出于自己学生之手，有的最后经画家润色，有的可能只有画上的落款和印章才是真的。看来人类有些毛病是世界性的，而且还有相当顽固的遗传性。
（原载《鸭绿江》2004年第7期）诗人是改革的先驱
读了八十三岁老诗人李瑛给雷抒雁的长信（见2009年1月10日《文艺报》3版），也唤起了我的一些记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诗坛风起云涌，像鸟儿突然从笼子里飞了出来，放飞在蓝天白云之间，那种“解放”了的感觉，那种“自由写作”的兴奋，是局外人和后来者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的。
当年，李瑛与雷抒雁都有里程碑似的诗作问世。李瑛的《一月的哀思》，牵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周恩来总理的追思与怀念。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震撼了沉闷已久的诗坛，给了人们耳目一新的欣悦，诗坛出现了久违了的轰动效应。
记得那是1979年盛夏的一天，我正在同事李震杰家里聊天，电视开着，但并没注意播放的内容。突然电视里传出来：“下面请听诗朗诵《小草在歌唱》。作者雷抒雁。朗诵者瞿弦和。”我和老李同时打住了话题，一起把目光转向电视荧屏。李震杰是《宁夏日报》文艺部的诗歌编辑，文革时同我一起在“五七”干校养鸡，算是“五七战友”。老李是个资深编辑，早于上世纪40年代就同欧外鸥等诗人在广西办过《诗刊》。他做过雷抒雁的责编，很欣赏这位军旅诗人的才华。有一次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未来的中国诗坛，有一把金交椅，将属于雷抒雁。”我对此也深信不疑。所以当我们正兴致勃勃地谈天的时候，却同时被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所吸引。
“风说：忘记她吧！／我已用尘土，／把罪恶埋葬！／雨说：忘记她吧！／我已用泪水，／把耻辱洗光……／／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七尺汉子，／伟岸得像松林一样，／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却是她，冲在前边，／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
我和老李都屏住呼吸，凝神静听。不是吗，曾经在一个最神圣的会场里，当大会宣布“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党籍”的时候，不也是只有一个女党员极为“孤立”地没有举手吗！她和张志新都属于那种既伟大又光荣的“孤立”！我的喉咙有些哽咽，眼睛里含着泪水，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感到揪心，不无忧虑，不无羞愧。
当瞿弦和以无比深沉的语调朗诵道：“我曾满足于，／月初，把党费准时交到小组长的手上；／我曾满足于，／党日，在小组会上滔滔不绝地汇报思想！／我曾苦恼，我曾惆怅，／专制下，吓破过胆子，／风暴里，迷失过方向！”诗人并不仅仅是歌颂、赞美英雄的勇敢与伟大，还把自身也丢进时代的浪涛之中，以英雄的“勇敢”“伟大”为镜子，质问良心，无情地剖析自我的怯懦与渺小。这是某些长着风向标的脑袋，见风使舵，蝇营狗苟的诗人，永远到达不了的境地。
“法律啊，／怎么变得这样苍白，／苍白得像白纸一方；／正义啊，／怎么变得这样软弱，／软弱得无处伸张！”
诗人勇敢地站出来，赤裸裸地质问法律！质问天理！其实这也是埋在几代人内心深处的呐喊，也是无数有良知的共产党人想喊而没有喊出来的声音。它不仅在我的心灵中，也在所有读者的心灵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与共鸣。现在看来，喊出这样的声音，像是很一般、很平常。可是三十年前能够发出这样的强音，如此质问法律和天理，那是需要足够的胆识与勇气的。
大约就在朗诵会的第二天，《光明日报》差不多以整版的篇幅刊载了《小草在歌唱》，同年，第8期《诗刊》又隆重推出。在以后的若干日子里，只要拧开收音机，经常能听到：“母亲啊，你的女儿回来了，／她是水，钢刀砍不伤；／孩子啊，你的妈妈回来了，／她是光，黑暗难遮挡！／死亡，不属于她，／千秋万代，／人们都会把她当做榜样！”
三十年了，我已年过古稀，李震杰也过世多年。多少往事，早已烟消云散，淡忘得一干二净，然而三十年前，那天在李震杰家里收看《小草在歌唱》的情景，以及听朗诵时的心境，却恍如昨日，烙刻般地印在脑子里。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诗人以一颗敏锐的赤子之心，呼唤社会正义，呼唤人性的觉醒。正如诗人雪莱说过：“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的斗争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在这个时代，人们积累了许多力量，能够去传达和接受关于人和自然的强烈而使人激动的概念。”这也是雷抒雁镌刻在心头的一句名言，亦是他整个诗歌历程苦苦不懈的追求。
人们没有理由对中国新诗持悲观态度。作家出版社2009年推出的《激情编年——从1979年到2008年雷抒雁诗选》，已经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诗人雷抒雁总是睁着一双睿智的眼睛，看待并关注着生活的阴晴冷暖，人民的喜怒哀乐。这本“激情编年”，既录下了伟大祖国三十年的健步与足迹，也定格了诗人在这段历史的每级阶梯上留下的感动与思考。
2008年，是中华民族在一年里集中经受了大悲大喜的一年。年初的冰雪迷失了方向，在不该留步的南方流连驻足，酿成一场几十年不遇的灾难。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是牵动举国上下神经的大事件。诗人在这样“令人刻骨铭心的年关”，以“保卫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的激情，写下了长诗《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老诗人李瑛非常欣赏这首“政治抒情诗”，他虽视力不佳，仍用颤抖的手，以“歪七扭八”的字迹写道：你的这一类诗“以奔腾澎湃的激情燃烧着读者，激起人们强烈的共鸣。”纵横诗坛，老诗人也对近年来产生的一些类似的“篇幅恢弘、气势壮阔”的诗篇，善意而又含蓄地指出：“在谋篇上，如何避免构思板滞，流于叙议和艺术处理上抽象政治术语直白入诗，这些有碍于语美素质的表达等方面的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三十年，我们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建国六十周年前夕，雷抒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曾为这个时代歌哭；这个时代不曾辜负我们，我们亦不曾辜负这个时代。我们的作品，是我们真诚的心，为这个时代的进程一步步立下的路碑！”
激情三十年，激情的李瑛与激情的雷抒雁，两代诗人以他们的作品，感染与打动了无数读者。
“人间要好诗”。好诗凸显着诗人的魅力，诗歌的力量！
（原载《中国诗人》2010年第1期）人不能没有祖国而生活
去年年底，央视《小崔说事》节目对梁启超的小儿子、中国导弹控制系统创始人之一梁思礼院士，进行了一次亲切而诙谐的访谈。整个节目感人肺腑，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赤子之心，令人景仰。
我以往对梁先生有一点了解，看过这个节目后，更加深了印象，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有很高的人生境界。
梁思礼先生1941年（十七岁）赴美求学，因为“二战”，与家庭断了联系，失去了经济来源，只好去餐馆洗盘子，去食品厂装豌豆罐头。经过八年勤工俭学，刻苦攻读，主修无线电专业，后来又读自动控制，先后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
1949年，当他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时，没有考虑留在美国的各种优越条件及优厚待遇，也不顾虑是“保皇党”后代的家庭出身，就凭着一颗纯洁而又单纯的爱国之心，毅然决然地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位老知识分子的行动，印证了法国诗人雨果的两句诗：“人们不能没有面包而生活，人们也不能没有祖国而生活。”
他在乘船归国的途中，预料到“十·一”这天，北京一定会举行盛大的庆典，就天天用无线电收音机收听，果然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广播，天安门广场万民欢腾，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广播里只说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梁思礼与同他一起回国的同胞，想象不出是怎样一个“五星”，于是就找出一块红布来，把大五角星贴在红布的中央，四个小星贴在红布的四角，他们就是在这样一面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下，在轮船的甲板上，开了一个欢声笑语的庆祝会。
梁思礼这种对新中国诞生的热爱、欢欣、鼓舞，是由衷的。我深深地感到，他那颗热爱祖国的心，就是一个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非常虔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不用细说，回国后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多少委屈，遭遇过多少不公正的对待。只说一件事，有一次他赴美访问，在西雅图遇见了当年的同窗好友，也是个华人，也是个研究导弹的专家，他的年薪是三百万美元，可是当时梁思礼一年的工资还不到一万元人民币。访谈中，小崔咄咄逼人地问他：别的不公正待遇你都不计较，但这件事对你一定有很大的刺激吧？
八十五岁高龄的梁思礼，面对提问，十分冷静，极为沉稳。他掷地有声地回答：“那位同学研究出来的导弹，当时也许就瞄准着中国；我研究出的导弹，却是保卫祖国。我为此非常自豪！”老人微言大义的回答，铿锵有力，全场嘉宾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也流下了热泪。
“爱国”，这两个分量极重的字，使梁思礼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非常达观、非常乐观的心态。小崔拿出一张他下放河南时养猪的照片：一个扎着白围裙的导弹专家站在猪圈旁，圈里的猪看见他都特别活跃，有一头猪的两只前爪搭在圈墙上，特逗。梁先生看见这张照片，开心地说，他一向是抓质量的，养猪也同样抓质量，从配种到接生，从育肥到出栏，他都一项一项严把质量关，就是不敢杀猪。谈起这些不无辛酸的往事时，他很坦然。不是说他没有思想，没有反思，忘记了不幸与痛苦。梁思礼在困惑与苦难中，想到亲人，想到集体，想到祖国。相信未来，使他充满了信心。
他说，他之所以能永远保持达观的心态，也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结果。他欣慰地告诉亲人、同事和朋友：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大的财富是爱国。因为自己很小（五岁）父亲就去世了，或许是读了父亲不少著作的缘故，也可能还有遗传基因方面的东西。
确实如此，梁思礼的许多做派，待人接物，都体现了父亲基因的传承，比如积极向上、豁达乐观、对亏欠自己的事情不耿耿于怀。他多次谈道：“父亲说过，人的一生活在苦恼里，跟生活在沙漠里一样，有什么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人的一生应该达观、乐观。”
听了对梁思礼院士的访谈，让我看到了一位老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心。也使我深深地感悟到：“爱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国庆节日里一篇演讲词中的“老生常谈”，它是人生很具体很生动的信仰与追求。“爱国”两个字，不是一般的红墨水蓝墨水写得出来的，是用血水、汗水和泪水书写的。
（原载《中国监察》2009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