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等母亲出来，屯长径直把父亲引进屋，边走边反复说：“我们关照不周，关照不周，真对不起长官，真对不起……”
父亲见到久别的母亲，本来有好些话要说，因为屯长在身边，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这是双安吧？”看见扯着母亲衣襟的弟弟，父亲俯身去抱，弟弟吓得连忙往母亲身后躲。从未见过父亲的弟弟，一点也不敢靠近生人，只是不安地偷看着父亲挎的那支盒子枪。
父亲无暇跟屯长寒暄，他掏出怀表看了看，对母亲说：“时间不多了，你赶紧收拾一下，今天我们就要赶回县上。”
母亲很有些为难，“家里还有好些粮食、柴火咋办？”母亲心疼那些粮食，也心疼那些柴火，那都是我一捆一捆从山上背下来的呀。父亲想也没想，就以命令的口吻对屯长说：“明后天你弄个车，把粮食送到县政府。”父亲指了指赶车的军人，“找这位小刘同志。柴火和其他东西，谁家困难就分给谁。”
就这样，父亲匆匆忙忙把我们接到了宁安县城。告别了于家屯，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小兵：转战辽吉黑
父亲在牡丹江被日本人抓到深山老林里，方圆几十里不见人烟。大约有几百个劳工，分别在两个地方给日军挖山洞。这些山洞是干什么用的，不太清楚。只知道有个翻译给父亲讲过一个秦始皇修墓的故事，说在秦王墓建成的那天，七十万民工一齐得暴病死了。念过几年书的父亲，听出了翻译的弦外之音，是在暗示几百名劳工的命运，毕竟都是中国人啦，心领神会的父亲只道了声“谢谢”，便佯装解手离去。
父亲紧急和几个可靠的难友商量，怎样才能逃出这个鬼门关。这个山洞的四周全部拉上了密密匝匝的电网，还有全副武装的哨兵昼夜看守。日本人经常警告说：“你们谁也别去冒险，连蚊子也休想飞出去。”
“我们决不能束手待毙！”一向很有主见的父亲说，“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冒险逃跑，逃出去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十多个难友跟父亲很铁，也很信赖他，请他设法带大家逃跑。
强烈的求生愿望，激发了人的生存智慧。经过好多天地形地貌的观察分析，大家都认为只有挖地道才能越过电网，避开哨兵。这件事要慎之又慎，考虑再三，父亲他们选择了从茅房下面挖地道口。茅房下面作地道口，最容易隐蔽，因为日本人从不进劳工的茅房，劳工们从茅房进进出出，也不太引人注意。
每当夜深人静，别人都熟睡了，父亲他们就悄无声息地下茅房，一铲铲、一锹锹，都怀着求生的渴望。先在茅房下面挖开一个小地道口，一直往下挖，挖到好几米深，直到上面的人听不见地下挖土的动静，然后才横向挖，挖一个仅能容一人钻的小洞，十多个人轮流挖，每次只能去一个人，神不知，鬼不觉，挖了几个月，终于挖通了一条长长的地道。在一个漆黑的风雨交加的夜晚，十多个难友通过这条地道，总算逃出了日军的魔爪。
死里逃生的十多个难友，有的回了老家，有的远走他乡，深受迫害的父亲为了报仇雪恨，同四个年轻人一起投奔了东北抗日联军。
光复后，出关的八路军与抗联合编，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原八路军中有一支队伍是渤海回民支队，合编后番号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回民支队”。我家是回族，父亲就调到回民支队去了。
1946年春，部队派出回民工作队到宁安，父亲也在端午节那天辗转找到了我们。宁安是革命先辈马骏烈士的老家，父亲委托回民联合会，将母亲和弟弟安置在马骏家。眼瞅着个头蹿起来的我，游游荡荡一时也上不了学，父亲决定把我带到部队上去。就这样，我便随父亲去了哈尔滨。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回民支队的司令部、政治部，驻扎在哈尔滨南岗区日军留下的一座旧军营里。
初来回民支队，见到的都是一列列排队出操的军人，我有些不习惯，很想念母亲，更加怀念于家屯漫山遍野乱跑，跟满爷爷上山采蘑菇的日子。当然，部队上让我最开心的是能吃饱穿暖。高粱米、窝窝头，管够吃，有时还能吃上面条，白面馒头。我穿军装，吃军粮，却没有军籍，只能算个“随军家属”。混了几个月，直到1946年“八一”建军节那天。
“八一”联欢会上，司令员刘震寰一眼瞥见了我，问父亲：“小鬼几岁了？”
父亲没回答，却让我回答：“告诉首长，多大了？”
我眨巴眨巴眼，想多报两岁，看见司令员挺威严的，没敢多报，只好实打实地说：“周岁十一，虚岁十二。”
我个头猛，长相大，十三四岁的人也没我长得高。刘司令员大概以为我报小了岁数，又问我：“属什么的？”
“属猪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听了我的回答，司令员哈哈大笑：“好嘛，你爸爸是大猪，你是小猪。”（我父亲整比我大两轮，二十四岁，本命年生的我）司令员回头对父亲说：“小鬼个头不小，也还机灵，让他到宣传队去吧！”
从这一天起，我正式有了军籍，算一名真正的军人了。
以后，每逢“八一”建军节，我都会想起自己参军的那一天。
宣传队算得上藏龙卧虎之地，宣传队员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较高，有不少“大知识分子”，不光有“国高”，还有几名大学生，唯独我没上过学。排戏时，我不是演儿子，就是扮孙子，台词虽然不多，可全凭死记硬背也很难。宣传队队长马文忠是个小个子，比我高不了多少，队员们背地都管他叫马小个子。别看他人矮，本事可大，不但能编剧，会导演，还能吹拉弹唱，摆弄七八种乐器。
有一天，马队长把我叫到他屋里，问我：“上过学没？”我告诉他：“没有。”
他又问：“识多少字？”我说：“斗大的字，能识几口袋。”马队长笑了：“嗨，没念过书，俏皮话倒学得不少。”
马队长在一个木箱子里捣腾了半天，翻出一本书，用手掂了掂说：“这是半部《水浒》，是你的识字课本，一天最少要认五个生字，戏剧队的都是你的老师，你要勤学勤问，一年之后，要把这本书全都给我认下来。”
字我倒是认识一点。在牡丹江时，我和武伯元作邻居，伯元一放学就教我认字。家里穷，买不起纸笔，我就捡烟卷盒，用烟盒里包的白纸钉成写字本，捡别人用剩下的铅笔头。刚开始时用铅笔头写，后来羡慕人家写钢笔字，就买来一块黑墨，砸碎了泡成黑墨水，再买一个蘸水笔尖，插在秫秸秆上，做成“蘸水笔”。虽然没上过学，但我已经会用“蘸水笔”写字了。
过去的书，都是竖排本，一行很长。《水浒》又是古书，生僻字忒多。起初一行字要啃两三天，慢慢我就学得快了，几个月以后，一天就能学一行字了，愈往后生字愈少，我学习的劲头也愈来愈高，逢人便问，一年后，有时一天竟能认一页字。就这样，刻苦学了一年半的光景，常用字全认识了，读书、写信、看报，也难不倒我了。教我的“老师们”打心眼里为我高兴，他们跟马队长汇报：“小高初中毕业了。”
半部《水浒》，不单单是我的识字课本，也在一个童稚的心灵，埋藏了一颗文学的种子。
一边演戏，一边读书，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岁末，哈尔滨下起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的雪把军营装扮成一个洁白的世界。回民支队有个老规矩，每到年终，各部门都要召开一次民主大会。按照惯例，我们政治部所属单位在一起开民主会。那天来的人很多，政委、政治部主任、科长、队长、协理员、司务长，凡是有官衔的领导，全都衣冠整齐地端坐在会场一角，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地拿个笔记本，刷刷记下战士和下级对自己的批评。那一天，差不多每个人都发了言，有些平时上下级关系很不错的，在这次民主会上却当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名道姓，直截了当。
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参加民主大会，很新奇，也很受鼓舞。总觉得上自政委、主任，下至科长、队长，对我都特别关心，倍加呵护，想不出他们还有什么缺点错误。可这是民主会呀，人人都得发言，我总不能像个哑巴似的干坐着。想来想去，猛然想到了我父亲，父亲不也是“领导”吗！对他，我倒有一肚子意见呢。于是我举起了手：
“我发言。我给我父亲高龙波同志提个意见，他有非常严重的家长作风，说话像个军阀，见了面就训斥我，态度生硬，还说‘老子跟儿子讲什么民主？’再说他在司令部，我在政治部，他也管不着我呀！”
一开始大家吃了一惊，等仔细听完我的发言之后，满屋子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一个挺严肃的大会，硬让我给搅成个“娱乐晚会”了。听见大伙儿笑，我脸上微微有些泛红，也偷偷跟着乐了。不过，政治部主任李子华没有笑，他很重视我的发言，肯定了我勇于批评的精神，还当场表示，一定把我的批评如实转达给司令部的高龙波同志。
“小高给老高提意见”的佳话，顿时传遍了全支队。司令员听说后，笑着夸我“小家伙倒敢于斗争”。马队长说我读了《水浒》“很有点造反精神”。父亲得知我在民主大会上出了他的“洋相”，气得早饭也没吃，还扬言要好好教训教训“这愣小子”。
那时部队有一条铁的纪律，战士和下级在民主大会上提的批评意见，不论有没有出入，干部都必须虚心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听说父亲要教训我，政治部李主任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父亲说：“老高同志，你这话有打击报复之嫌哪，就为这句话，你也要向小高检讨道歉呢。”
带兵打仗的父亲，多多少少总有些长官意识，有些“大父亲主义”，他一时拉不下面子给我道歉。过了几天，父亲带着他的通讯员上政治部办事，特地到宣传队来看我。不知父亲找我有什么事，想到前两天，我冒冒失失提意见，弄得父亲挺尴尬的，心里更加忐忑不安。父亲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事，故作轻松地说：“没啥事，小刘想跟你一起照一张相，我来作陪，我请客。”一听说照相，我高兴得手舞足蹈，上照相馆用玻璃底版照相，那是件多么奢侈的事呀。我很感动，父亲以这种婉转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歉意。
我一直保存着那张1946年末拍的照片。里面最小的那个是我，背着一支演戏用的枪，站着的我还没有坐着的父亲高，中间坐着的是我父亲，另一位是父亲的通讯员小刘。三个人都打着绑腿，也许是过于紧张，我和通讯员都绷着脸，气嘟嘟的，只有父亲面带微笑。
一张老照片，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纪念。
我的记忆总是和冬天，和雪花结伴。1947年严冬，松花江畔，吉林市郊外一位满族老乡家，两个娃娃兵和四个女兵挤在一铺炕上睡。
吉林刚解放不久，我们部队就从哈尔滨开到了吉林。每到一个新解放区，我们都要给老百姓演几场歌剧《白毛女》。一天，我们到一个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大屯子演戏，演出归来已是深夜，又冷又饿。那时候可没有军营，部队走到哪都是住在老乡家里。政治部的管理员叫老张，是个挺抠门的老头，号房子总是紧打紧算，唯恐多占了老乡的房子，每次遇上房子紧张时，就把我和一个叫沙金的娃娃兵安排在女队员房里。他还振振有词，说四个女的住一间屋浪费，又说两个小鬼跟大姐姐住一起，还有个照顾。
那年我十二岁，好多事情，好些道理，都似懂非懂。宣传队演黄世仁娘的演员叫韩凤兰，是女队员中年纪最大的，人很善良，把我当做亲弟弟一般，我的衣服脏了她给洗，破了她给补，还教我认字、识简谱，我有啥话都先跟她说。韩凤兰有个七岁的儿子，一直寄养在姥姥家，她总把儿子的照片装在上衣兜里，有空就拿出来看一看，还让我看，说她儿子又漂亮又聪明。可是，自从她扮演了黄世仁娘之后，她那刁恶凶狠的形象，她对喜儿的迫害，伤害了我对她的好感，一个恶毒的地主婆影子总在我脑海里闪现，挥之不去，我再也跟她亲近不起来了，连衣服也不想让她洗，心里话再也不跟她说了。
演出归来那晚，西北风像小刀子割脸，冻得我浑身颤抖。我的被子很薄（怕行军背着太沉，拿掉了一层棉花），棉大衣又借给老乡的小儿子穿着打猎去了。那天夜里我蜷缩成一团，真的当了一回“团长”。后半夜我醒了，觉得有个东西搭在我的脖子上，我慢慢摸过去，是一只手，再向身边一摸，摸着一把毛茸茸的头发，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我迷迷糊糊，连大气也不敢出，我使劲想呀想，突然明白过来，原来我是被别人搂着睡的，我霍地从被窝里跳起来，又惊恐又害臊地大声喊叫：“地主婆，地主婆，你真坏……”把一屋子人都喊醒了，闹得大家很不愉快，韩凤兰也十分尴尬。
事后，别的队员告诉我：“你那天晚上感冒发烧，躺下就做梦说胡话，还喊救命什么的。韩凤兰觉得你这么小就离开家，离开母亲，她想到自己的孩子也远离母亲，就更同情可怜你。出于善良和母爱的天性，她把她的被子给你压上，自己盖棉大衣睡，后来冻得扛不住，就和你合盖两床被子，用自己的体温温暖着你。”
很久以来，这件事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我为自己的鲁莽感到羞愧，总想寻个机会向韩凤兰道歉，可是我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不久她便在解放九台的战役中牺牲了。那天她在战壕里给战士唱鼓舞士气的歌曲，正当她引吭高歌时，一颗罪恶的流弹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时她年仅三十岁。解放后，韩凤兰的墓迁至当地烈士陵园，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一次出差途经吉林，我专程去烈士陵园为韩大姐扫墓，在她的墓前敬献了一束鲜花，并以忏悔的心情请求她的宽恕。
辽沈战役期间，宣传队到一个团去作庆功演出，一辆刚缴获的美国十轮大卡车，拉着演员和道具，奔驰在一条积雪很深的公路上。
我们穿着关东军的大衣，乘着美国的汽车，一路高歌“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天气也怪，打仗的时候总是冷飕飕的，下雪之后就更冷了。我和沙金还有几个女队员，被男队员们裹挟在中间，男队员用自己的身体为我们挡风寒。
汽车很快开上了一座石桥，正在桥上行驶着，一架敌机迎头俯冲而来，毫无经验的驾驶员，心里一慌，车的前轮滑到桥下，乱了方寸的司机，慌忙中紧往外手打轮，结果后轮也掉了腚，整个汽车失衡，一下子从桥上翻到桥下。那座石桥很高，车子正好翻了个360度，一车人全部翻到河里，河上结了冰，我摔在沙金的身上，连摔带吓，晕了过去。
缓缓地，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仍然晕头转向，不知身在何处。又过了片刻，我彻底清醒了，发现沙金的头正摔在一块凸出冰面的大石头上，他的太阳穴还在流血，人已经断了气。我忘了浑身疼痛，发疯似的抱起沙金鲜血和脑浆四溢的头，紧贴着他血肉模糊的脸，泪水和他的血迹融汇在一起。我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沙金是那么热爱生命，那么渴望和平，他还盼着革命胜利后去学校念书呢！
十六岁的沙金死了，死在胜利的前夜。
沙金喜欢松树，他的墓地就选在三棵松树的脚下。他生前正在学习拉胡琴，马队长将一把崭新的二胡放进他的墓穴，陪伴他。部队按照回族的习俗安葬了他，头朝西脚朝东，全体队员轮流为他培土。我从人群背后挤到了最前面，想最后再看一眼战友，看一眼比哥哥还亲的人，马队长用大衣把我裹在他怀里，轻声说：“别看了，你年纪小，晚上会做噩梦的。”
活蹦乱跳的沙金，就在我的眼前牺牲了，战友的血，时时让我感到窒息，感到战争的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