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约在天津逗留了五天，买了六件乐器和几十套戏装。有些乐器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像萨克斯管，过去连听都没听过。戏装是准备排《李闯王》用的，有龙袍，有武士装，都是些古代服饰。
南去的客车班次很少，票也难买。我们跟天津站的军代表联系，同意我们搭乘一列给铁道兵运送枕木、道钉的货车。我们在道钉上铺了几条草袋子，还搞来两块防雨的“水龙布”，晴天遮阳，雨天当伞。马队长心细，还从药店买了防中暑的仁丹、治拉肚子的“斯拉发宽宁”、“斯拉发代剂”，这两种药现在都属于“磺胺”一类的药物，当时使用的是拉丁文。
傍晚时分，军用货车开出天津站。五月初的天气，温度渐渐升高，车刚走起来时还觉着挺凉爽，车速加快以后，冷风刺脸，穿透了刚刚换上的单军装，浑身哆嗦，直起鸡皮疙瘩。刘春像早有准备似的，解开背包，取出一条棉毯，我们三个人披在背上，暖和多了。
没到沧州，我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马队长以为我闹肚子，让我吃了两片药，还问我：“是不是想解手？”我说不想，就是疼得厉害。车进沧州后，马队长说：“要不你同小刘下车吧，到医院看看。”我不肯下车，就假意说见轻了，不那么疼了。马队长相信了我的话，没再坚持。
火车开出沧州时，天色大黑了。我们在沧州车站买了锅盔，还有几个茶叶蛋，准备当晚饭。这时我肚子疼得愈发厉害，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子。本来我还想隐瞒，可实在忍不住了，就躺在铺了草袋的道钉上直打滚，嘴里还爹呀妈呀喊个不停。马队长摸摸我的头，又摸摸腋窝，说：
“滚烫的，发高烧了。刘春，你准备准备，到德州下车吧。”
“下车？”刘春一愣。
“四师接替我们驻德州，下车，赶紧把小高送到四师卫生处去。”
“你呢？”
马队长犹豫了一会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钱包，拿出几张票子递给刘春：
“车上有这么多东西，我不能下车，你把小高护送到卫生处，安排好，坐客车能追上我。”
刘春把我送到四师卫生处时，已是深更半夜，值班军医问了问情况，还不能确诊，就让护士去请一个叫吉田的大夫。吉田是日本人，给我做过详细检查，又问了刘春一些情况，然后把值班军医叫到里间屋，两人交换了意见，出来时吉田对刘春说：“是急性阑尾炎，必须手术。”
刘春还不大懂什么叫阑尾炎，值班军医给他解释道：
“阑尾炎就是俗话说的‘盲肠炎’，急性的，除了做手术，没有别的办法。”
刘春配合护士把我安排在病房后，嘱咐我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然后又告诉护士长，说我是回族，不吃猪肉，吃饭时操点心。一切都安顿好了，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四师跟二师是一家人，你在这安心治病，早治好早归队。”
他临走时我嘱咐他：“先别告诉我爸。”一来我怕我爸惦记，二来我也怕他再动员我转业。
说是病房，实际就是腾空了的民房，一铺土炕，炕梢有个不大的窗户，没有玻璃，窗框上糊着麻嘟嘟的窗户纸，被褥倒都是新的，屋里刚喷过来苏水，一股“医院味道”直往鼻子里钻。
护士让我服了几片止痛镇静药，又在耳朵上采了血，说是化验什么，叫我安静地躺好，等待手术。
天已经放亮。我好像迷迷糊糊睡了一觉，一睁开眼就感到肚子仍然剧烈地疼痛。我咬紧牙齿，尽量不哼出声来。我知道这是在兄弟部队，不能让人家笑话俺二师的人是孬种，再小也是军人了，军人自然是坚强的。
后来我被一架医疗车子推到手术室去，手术室也是民房，只是顶棚下面又罩了一层白布。吉田一面洗手，一面叮咛助手做各种手术的准备工作。听吉田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心里暗自嘀咕：四师怎么还有日本大夫？日本人做手术，能安好心吗？肚子一阵剧痛，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后来我才知道，吉田是日军中一位反对侵略战争的军医，1943年在华北作战时被我军俘虏，很快就加入了“反战同盟”，抗战结束后，他自愿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他医术高明，在解放战争中，抢救过不少解放军伤员，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躺在手术床上。手术开始时，只给我用了局部麻醉，切口时没有感到痛，等到寻找和割除盲肠时，像掏心抓肺似的疼痛，再也忍耐不住了，我大喊大叫，怀疑吉田没安好心，骂了一些日后想起来都脸红的话。像什么“日本鬼子没安好良心”呀，“要害死中国人”呀等等。
这时，护士在我嘴上扣了一个纱罩，罩上垫着一块纱布，然后吉田对我说：“跟着我数数，一——”
我跟数“一——”
“二——”
“二——”
数着数着我便失去了知觉。
不知又过了多久，我才清醒过来，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不记得了，仿佛我刚才逃离了手术室，去了哪里呢？为什么又跑了回来？我想，既然可以离开，何不找个理由再逃开？于是我又喊：“我要上茅房，我要撒尿！”谁也不理我这个茬儿，过一会儿吉田说：“别喊了，手术就做完了。”
这时我隐约听见站在窗外的人七嘴八舌：
“数到十一个数就不数了。”
“要不，还得骂吉田。”
“小孩子，不抽烟，不喝酒，麻醉得快。”
听了这些话，我渐渐记起来了，刚才是叫我数数来着，我并没有逃到哪里去，只是麻醉过去了。
手术还算成功。对外科大夫来说，如今做阑尾手术，只是小菜一碟，往往由实习医生主刀，可那时的条件差，医务人员缺乏，临床经验少，加之又处在战争环境，切除阑尾也算“大手术”了。
医疗条件简陋，术后很容易感染。不打点滴，手术后只给我服些消炎药。可以进食后，先是喝炼乳，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喝这洋玩意儿，据说那些炼乳还是战场上缴获的美国货。
拆线后吃流食，头一顿是面条。开饭前我再三嘱咐护士：我是回族，不吃猪肉猪油。护士心不在焉地答应着。不大一会儿，护士端来一碗热面。不知是心存疑虑，还是对味道的敏感，喝一口面汤就觉得味儿不对，便用筷子把面条翻了个底朝上，果然挑出一块肉片。这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让我又怒又恼，血一下子涌上来，冲着护士质问道：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我是回族，不吃猪肉。”
站在门框边上的护士，后退了一步说：
“那不是猪肉，是驴肉。”
“你还骗人。”我气不打一处来，觉得受了污辱，连碗带面一齐撇过去。幸好护士急忙闪进门框后，躲过饭碗，只是身上溅了一些面汤。
这件事情惊动了四师卫生处，先是护士长带着小护士给我赔礼道歉。午饭前，何处长在司务长、护士长的陪同下，也到病房看望我。何处长是老资格，抗日战争时在白求恩大夫手下当过护士，还认识我们师的模范护士向明。他说那个小护士刚参军不久，长期生活在汉族地区，不了解回族的生活习惯，就在有肉的大锅里挑了一碗面，以为没有肉就行了，不是有意的。何处长拉着我的手说：
“不知者不怪嘛，小高同志就原谅她这一次，我已经跟炊事班说了，专门刷一个干净的锅，以后给你单做。”
我本来一肚子意见，经过处长、护士长三番两次道歉，反倒让我有点下不来台。当时我咋那么冲动？要不是小护士躲得快，那碗要是砸到脸上，后果很难设想。我又羞又愧，又有些后怕，挣扎着坐起来：“我太浑，护士同志别记恨我，我给她赔礼，向她检讨也行，千万别再提起这件事了。”
我真怕传到二师去，要是让宣传队知道我拿饭碗砸一个女护士，肯定要给我处分。还好，四师知道二师的前身是回民支队，理解我当时的心情，不但不计较，护士长事后还特意嘱咐我，“别跟二师的同志说这件不愉快的事情。”
又过了几天，我搬进了大病房，六七个病员在一起，整天里有说有笑，再不那么寂寞了。尤其是那个锯掉了两个脚趾头的李老头，为人乐观诙谐，装着一肚子笑话，讲“三国”，说“水浒”，往往把其他病房的病友招一屋子来，听他津津有味地神聊，有时笑声传到院子里，半个医院的人都跟着我们一起乐。
说是李老头，其实他四十刚出头，只是面相老些。同他相处一个多月，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当时并不自觉，后来回忆起这位老兵，他的坦荡胸怀，真的影响了我的一生。
李老头叫李志成，抗日战争时投身革命，最高的职务当到副连长，“百团大战”被俘，后经地方游击队营救归队，却有半年时间被误认当了“叛徒”，划入另册。解放战争时，他降职当排长，在攻打四平战役中，他带领一个尖刀班插入敌后，穿插中获取了敌人的一个重要情报，必须立刻汇报给师指挥部。当时没有通讯设备，必须派一个人穿过封锁线去送情报。这是九死一生的事儿，他怕别人送不到，又怕牺牲战士，就安排班长带领战士原地潜伏，自己承担了这个危险的任务。穿越封锁线时，他肚子负了伤，硬是捂着伤口，忍着剧烈的疼痛，及时将情报送到师指挥部。按说应该给他记功的，可是战役结束后，团里竟然以他“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罪名撤了他的职。忍辱负重的他，当了近一年的炊事员，直到部队“三查三整”时，才得以昭雪。
李老头多次遭受误解，受到不公正对待，提职也好，撤职也罢，他宠辱不惊，上下淡然。他讲罢自己大半生经历后，以饱经风霜的口吻对病友们说：
“人的一辈子，不可能总是吉星高照，也不可能总是狂风暴雨，关键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最重要的是上对天，下对地，自己要问心无愧。”
我当时只有十四岁，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这些话的含义，只是记住了他坎坷的一生，记住了他对生活的豁达态度，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中潜移默化。当我头戴荆冠的那些岁月，这个老兵的话，一直支撑着我，像一根拐杖伴我在泥泞中跋涉。
一个月后，我完全恢复了健康。出院那天，我特意找到吉田大夫，感谢他为我做的成功手术，并向他表示歉意：
“我年幼无知，以为日本人都是坏人，其实中国人里也有汉奸。您是中国人的朋友，现在又是我们的战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功不可没。我再次请您原谅我的无知和鲁莽。”我给日本大夫深深鞠了一躬。
你别以为我那么懂礼貌会讲话，那全是李老头教的。他给我讲了鉴真和尚东渡的故事，早在唐朝中日两国人民就友好往来，以后应该成为好邻居。李老头像父亲似的命令我：
“临走时必须给吉田大夫道歉，就按我教你的说，要大大方方的，表现出中国人的风度，别吞吞吐吐的没诚意。”
吉田大夫接受了我的道歉，还说了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
“我有个女儿，比你大两岁，她来信对我说：‘爸爸，你好好给中国人治病，我和妈妈都爱你，支持你。’战争结束了，你们这一代，将来会成为朋友。”四
六月初，我回到宣传队。
师部驻扎在长江北岸的河南信阳。信阳是一座有八千年悠久历史的古城，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原地区一个非常富庶的城市。
信阳有一条横跨淮河的铁路桥，国民党撤退时炸毁了桥梁，还在桥两侧埋下地雷。南下大军的大批军用物资亟待南运，桥梁团接受任务后，首先排雷清理工地，动员全团精锐，实行三班倒，以枕木搭建临时桥桩，夜以继日地抢修桥梁。打桩的战士要把桥桩打到水下几米深，二三十个人握着绳索，放声唱着夯歌，一起一落，一寸一寸地往下夯。那夯歌生动有趣：
大军要过江啊／咳——哟咳呀，
快快架桥梁／哎咳哟啊。
英雄铁道兵啊／咳——哟咳呀，
修桥不打仗／哎咳哟啊。
为了新中国啊／咳——哟咳呀，
吃苦赛蜜糖／哎咳哟啊。
一夯千斤重啊／咳——哟咳呀，
砸烂蒋匪帮／哎咳哟啊。
今日多流汗啊／咳——哟咳呀，
明天把福享／哎咳哟啊。
革命成功后啊／咳——哟咳呀，
咱坐上火车逛苏杭／哎咳哟啊……
宣传队正在排练的两出大戏，角色都已经分完，我被分派下工地做宣传鼓动。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使我深受感染，我又是唱歌，又是说快板，很快活跃了工地的气氛，鼓舞了士气。
这天下午，整个桥梁工地人声鼎沸，车水马龙，运枕木的战士，个个像下山的猛虎，扛的扛，抬的抬，一路小跑。抡大锤的战士，清一色光着膀子，汗珠从脊背上滚到腰间，裤腰都湿透了。抡锤的战士运足了气，脖子、手臂上一根根青筋凸露。今天打最后一座桥桩，士气高昂，夯歌唱得格外嘹亮。远处运输的小火车，吐着黑糊糊的浓烟，汽笛不停地尖声呼叫，穿梭于货场与工地之间，把修桥用的各种材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工地。
大约下午四时左右，太阳仍然很毒，没有风，树叶一动不动。我和金玉廷正在工地给战士们说对口快板《夸夸新兵连》，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夹着泥沙的水柱冲向空中。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顿时人心慌乱。这时，有线广播传出紧急喊话，命令全体指战员迅速撤离现场，听候指挥，不要惊慌，不要乱跑。
那一声巨响，是没有排净的地雷，被运送材料的战士踩着了。指挥部很快清理了现场，发现这次爆炸共有一人牺牲，十二人受伤，二人重伤。我距爆炸点较远，但也未能幸免，一小块弹片，正崩到我阑尾手术的刀口处，流了不少血。起初我一点感觉也没有，直到金玉廷喊“血！血”！我低头一看，眼前一阵眩晕，马上感到疼痛了，虽然还不知伤势轻重，却本能地哭喊：
“我受伤了！疼死我了！疼……”
人们急忙把我抬到卫生队，医生仔细检查，用镊子夹出一小块弹片，连连宽慰我：
“没事，没事，弹片取出来就好了。”医生拍拍我，“不过你也算是光荣负伤了，上些药，小心别感染，想着到卫生处填张登记表，好好休息几天。”
说老实话，我还是很感激这次“负伤”的，它给了我军旅生涯一个安慰。当了几年兵，没上过前线打仗，总觉着是军人的一个缺憾。这次负伤，好歹也算流过血，挂过彩，做过几天伤兵。将来谈起这段少年从军记来，总有点“光荣历史”可以回顾了。
就在正式通车的前一天，上午十一时许，从郑州方向驶来一辆单机，车头后面只挂了一节车厢，前后车门各站着一个身穿蓝制服、挎着盒子枪的人。
这天碧空如洗，已经竣工的工地显得格外宁静，远处传来的一阵阵鸟鸣，让战士们感受到一种惬意的和平心境。
师首长一个不少，全体到车厢门前迎接。来者一行十几人，下车后与师首长一一握手，师首长们伸出手之前，都把右手举到帽檐边虔敬地敬礼。然后陪同客人径直走进苏联专家的住勤车厢。大家猜测，可能是郑州铁路局的领导来验收工程，并没有在意这伙人的来头。
大约两个小时后，单机返回郑州方向。火车刚刚开走，有线广播先播放了一曲欢庆的鼓乐，然后以极其兴奋的口吻播报：
“全体指战员注意，报告大家一件喜讯，刚才野战军林总、刘亚楼及郑州铁路局的首长，到工地看望大家，慰问我师全体指战员。野战军首长接见了师领导、苏联专家和英模代表。首长对我师提前完成桥梁抢修任务，表示热烈祝贺，并给予嘉奖，慰问每一名指战员一条毛巾、一只搪瓷缸子、一斤豆瓣酱。野战军首长鼓励全师将士乘胜前进，跨过长江，夺取更大的胜利！”
从工地到营房，到处是一片沸腾的声浪。人们情不自禁地呼起口号，放声歌唱《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那首四野战士最熟悉的歌曲：“……总司令命令往下传／红旗一展大军冲向前／人民解放军像猛虎下了山／猛打（那个）猛冲一个劲地猛追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