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与周武是不可分割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革命，革旧鼎新，不仅替天行道，改朝换代，而且德泽黎庶，恩被百姓，汤、武二王，虽相隔甚远，然而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同被中国人千古传颂。
巍巍乎汤武。殷开国有伊尹辅佐，周开国有周公辅佐，周公治绩并不比伊尹逊色多少。武王之治，也在“伊尹模式”覆盖之下，乃“伊尹模式”之再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除此而外，商汤伐桀与武王伐纣，合在一起构成了另一种模式，史曰“汤武革命”。
历史上只发生一次的事情，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偶然，发生两次的或多次的就是必然了。民族的基因就是由一个个历史“必然”构成的。“汤武革命”是中国历史众多“必然”中最突出的一个。
王权腐败到一定程度，便可以重新修订游戏规则，由有德者取而代之。有德无德，由二级、三级权力甚至百姓来定夺，他们认为谁有德就支持谁。需要注意，在中国，“德”具有特殊含义，“德”不单纯是品德与教化的意思，说穿了，“德”就是人心向背，人心向着谁，就说谁有德，哪怕此人是流氓或恶棍。用政治手腕与政治势力说话，有手腕有势力的便“有德”——这些是后话。武王可是德行高尚的人。
武王伐纣，极尽仁义之能事。先礼后兵。他几次说服纣王，只要他改恶从善就不讨伐他了，纣王不听劝告才遭灭顶之灾。
武王到达萌津时，有八百诸侯前来响应，与他会师，诸侯都劝武王下达进攻令，武王却说，还不到时候，退！这使得纣王更加残暴荒淫，纣王就是在此时剖了比干的心，把箕子囚禁起来，殷的太师、少师也都逃跑了。武王见敌方如鸟兽散，这才果断地下令进攻，一举成功。
武王不嗜杀人。他只砍下已经被烧死的纣王的头颅，杀死妲己，其余的大都得到宽宥。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不但承续殷的祭祀，而且权力比一般诸侯还高。只是由于后来武庚叛乱，才被镇压。
不仅如此，殷的规章制度、礼仪礼节、祭祀程序等大多得到保留，历史并没有因“武王革命”而被重新改写。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因为大凡革一个政权的命，都具有巨大的破坏惯性，砸碎一切而后快。武王则自觉地煞车，避免惯性力量对殷的疯狂屠戮。我们可以认为，汤武两次革命都是温和的，特别是武王伐纣是相当有理智、有节制的。“革命”只限于更换执权者这一条，分封诸侯的政治格局没有被打破，地方分权的体制也没有被打破，文化没有被扫荡。革命较少涉及其余范畴。这样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汤、武两次。从这个角度看，汤武革命乃“革命”之典范。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以暴易暴”的格局也由此而奠基。暴政，只能通过暴力消除，成为一种无奈，除了暴力别无选择。暴力很可能比暴政更残暴，但消除暴政的时候就顾不上这些了。革除暴政之“暴”，往往不被视为“暴”，而被视为一种需要。
糟糕的是，中国人始终没有寻找到防止产生“暴政”的机制，所以暴力总是不可避免的。“暴政”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预防暴力的侵扰，也总要想方设法让自己更“暴”些，因此暴政越来越残暴，反暴政的暴力水涨船高、泥多佛大，形成恶性循环。倒霉的最终是百姓。就这样，中国历史成为一种“以暴易暴”的历史。
汤武之治是孔子儒家政治思想的渊薮。仁政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孔子认为实现仁政的关键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本身极好，但孔子并没有解决“复礼”的具体方法，这就给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注入了理想主义色彩，师表每每化为肥皂泡（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详述）。仁君仁德广施、泽被天下的治绩被圣化成为后代君王的师表，昏君的劣迹与暴行同样受到后人鞭挞，成为后代君王的教训。然而这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奖惩机制。“仁者不寿”，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普遍规律。儒家学说并没有造就出更多的仁君，也没有能够阻止一个个昏君瓦解自己的王朝，以自己王朝的覆灭为代价孕育一个不同姓氏的仁君。这个仁君再如法炮制，传承几代——最多十几代后，便开始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完成自我瓦解的过程。在这一次次“瓦解”中，百姓成为无辜的牺牲。
巍巍乎汤武，尚且避免不了“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伟业至第三代、第四代，清明的政治便开始废弛，遑论一般君王。明君的子孙，非暴即昏（这个历史上暴君少，昏君多）所有的君王都想不出好办法，让自己的江山万代不易姓。这个难题，比歌德巴赫猜想还要难得多。
我常常静静冥想，如入禅定：假如没有发生汤武革命，中国后来的历史将如何演变？那样的话，也许会酝酿出民主机制，即使酝酿不出民主机制，民主因素也会多些，百姓流血会少些，中国的崛起会早些，中国人的文明素质会高些——当然，在这个假设之外还必须设立另外一个假设：必须有一种非暴力的手段结束桀纣的残暴统治——而这又何其难也。
华夏大地没有这样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