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有五惊：
一惊司马迁极天高峙，崒焉不群。
司马迁以其超人的天赋、思想、器识，写出流传青史的不朽之作。他摆弄史料驾驭文字，犹如师旷之于乐，造夫之于与御，无不驾轻就熟。
首先是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敏锐感觉，诸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范蠡经商、司马相如作赋、东方朔之滑稽等一般史家看不上眼的事情，都进入了司马迁的视野。司马迁对“历史”之理解可以说是洞幽烛微，自成一系。
其次，司马迁具有非凡的文学天赋，天赋是坐骑，思想得坐骑而游心于泰玄，加之司马迁好古敏求，积而至圣。经史、掌故、义理、词章熟稔于胸。焕云霞之章，扬日星之色。瀚瀚汹涌，骇耳荡心，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
二惊司马迁毅力。
司马迁受宫刑之后，为鬼非鬼，为人非人，仍然扳鬼神之思，揭造化之秘，以残疾之身包纳天宇苍穹，以笔代言，无往而不胜。司马迁贞百折不挠，勤力劳心。尤其可贵的是，他勇于闯学问思想之禁区。每每揭发帝王之疮疤，暴露佞臣之短拙，有惊世骇俗的史学创新与思想创新。
过谦者怀诈，过默者藏奸。司马迁得其中矣。
司马迁心平如一泓止水。他的心灵世界拒闻外界的喧嚣，拒纳世俗的欢乐。他有自己的做人准则与欢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伍子胥复仇之前，曾忧心忡忡地吟唱道：
日已夕兮，
予心忧悲；
月已驰兮，
何不渡为？
平静归平静，那是针对功名利禄而言的。司马迁的内心是焦灼的，他希望早日完成父亲的嘱托：
（以下变字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变字体完了）
完成不了父亲的嘱托死不瞑目。司马迁之焦灼，一定在伍子胥之上。然而，伍子胥只是为报一己之仇，而司马迁却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华夏传统的薪火传递。司马迁从来未曾想过报仇问题。在他心中根本不存在“报仇意识”，只要完成《史记》，其它都可以一笔勾销。
司马迁四十七岁受宫刑，至五十六岁失踪（=去世？），这九年时间，他不仅要殚思极虑地写作，而且还要以百倍的毅力与勇气战胜自我，战胜屈辱，战胜外界对他的流言蜚语。高标见嫉，他所受到的各种压力是可以想象的。没有顽强的意志，别说写作，活下去也是困难的。
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反过来说，司马迁以诚待史，以诚待人，贵人人自贵，所以成为中国史家之翘楚、文人之楷模，成为一个孤独而又伟大的形象。那些热热闹闹地争权逐利的权贵们，不配与司马迁站在一起，二者一为凤凰一为鸱枭，一为兰芷一为蒿莱。
三惊《史记》史料翔实、人物鲜活。
《史记》史料翔实指的是，作者用五十二万字记载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无一遗漏，一共写了四千多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援古陈义，宽然有余！让今人写，扩容十倍，也绝对容纳不下那么多史料。
《史记》所涉及的领域，几乎近于无所不涉。除了由政治、军事、外交组成的主线而外，还涉及文化、学术、经济、民族、宗教、医术、巫术、民俗、说客、刺客、游侠等。述志阐发无遗，抒情踔厉风发，评史虚实交替，编辑博收约取……
司马迁为后人烹制了一道美味的精神大餐。
四惊《史记》体裁新颖。
悠悠历史，征战杀伐，弑君杀父，兄弟阋墙，仁人志士，刺客游侠，儒法阴阳，歧黄之术，商贾货殖，日者龟策……千奇百怪人，千变万化事，浩如烟海，如何放舟？
司马迁以高超的文字驾驭术，使宫商角羽各归其音，君臣佐使各归其位。除天赋与才华而外，有赖于体裁选择得当。先秦两大名著，《左传》以叙事为线索，《国策》以辞令为中心。司马迁不袭旧套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以事件为依托的写法，将事件置于人物之下。因此，《史记》不仅是历史纪实，更是一部有声有色的文学力作，兼有“虚而灵”的诗人气质与“质而实”的学者之风。以传记写法写史，始于司马迁，后人因之。迨至今日，仍富有强大生命力。
五惊汉武帝刘彻宽容。
作为专制帝王，汉武帝有其暴戾的一面，也有其宽容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他的宽容，《史记》得以流传后世。
实际上《史记》应该算作禁书，其中诟病帝王、讥讽权贵的文字，绝不能为平庸帝王所容。司马迁借助屈原之口，一抒胸臆：
（以下变字体）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变字体完了）
如果说司马迁写《史记》，为了发表的目的不得不施些韬晦之计的话，那么写《报任安书》则完全放开了手脚，心想笔至，毫不遮掩心迹：
（以下变字体）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
（《报任安书》）（变字体完了）
《报任安书》“出笼”，司马迁人去书留。
专制者出于本能，肯定要把一切皆攫为己有，发表权当然也在攫取“范围”之内。专制者理应效法始皇，不允许人们发出不同声音。特别是汉武帝已经“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堵塞言路已经顺理成章。《史记》中的大量言论均不在“儒”之列，有的甚至可能震撼朝纲。将“异端邪说”扼杀于襁褓，既简单又可行，然而汉武帝没有那样做。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晚于司马迁，有足够时间清除《报任安书》的影响，然而他放了一码，使这封信与《史记》一起保存下来。
诵读《史记》，感慨良多。
感慨之一，司马迁所详细记载的那一段历史，刀光剑影，寒气袭人，贯穿一个“杀”字。
为了霸权与江山厮杀倒也罢了，许多厮杀不过是为了得到心理的愉悦而已。
战争之“利维坦”百捉不僵，难于降服。每读到屠城杀降、人头落地、血肉模糊的场面，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积久乃成条件反射，故读后不能不更衣，不能不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按照世界惯例，“战争”与“杀人”并非同一概念，二者既有交叉一面，又有相异一面。但在司马迁笔下，每每出现坑杀俘虏与滥杀无辜的场面。白起坑杀赵国降兵与项羽坑杀章邯降卒的场面让人毛发倒竖。假如将被“坑”者放到一起，这个坑还不得如同一个露天煤矿那么大！这无疑是“杀人工程”的吉尼斯世界之最。
“战争”与“杀人”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可怕的传统。
不是吗？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就是杀人成嗜的魔王，见一杀单，见两杀双，为的竟是把天下人杀尽，让李自成当光杆皇帝这样一个促狭卑鄙目的。张献忠并不孤立，他之前有黄巢，他之后有洪秀全。他们杀人就如赌徒之挥金、才子之浪情，只在举手之间。中国人对杀人者的批判并不激烈，相反，对杀人不够狠的，往往以“妇人之仁”讥讽之。
感慨之二，内讧内斗，无止无休。
《史记》中没有出现“窝里斗”这个词汇，却不乏“窝里斗”的场面。秦灭周而刘季生，梁灭齐而侯景降，严格说这种毫无意义的权力更换是广义的“窝里斗”。
千百年来，治者只知道“以孝治天下，以忠昭天下，以节励天下”，面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或民怨四起的局面，无所措手足。不会心平气和地谐调解决，最终往往采取“杀”之下策。对内，以窝里斗求平衡，对外则采取高压禁锢的政策。就在中国人厮杀得红了眼的时候，西方思想家康德已经发现了一条伟大的原理：社会进步不在于“消灭”，而在于“保存”。康德说，唯有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里，其成员有高度的自由，而成员之间有高度的对抗，但社会却使这种自由具有精确的规定和保证，使每人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彼此共存——唯有这样的社会，大自然的最高目标，它赋予人类的全部才智禀赋，才能获得实现。
显然，窝里斗是排斥“彼此共存”的，中国人很少考虑到自由的“规定”与“保证”这一比战争更其重要的问题。
感慨之三，历史无非是争“一人之天下”
争国者之关键是“争人”，诚如管子所言：“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管子·霸言》）。所谓“明大数”，不过是拉拢人心而已，得天下之后，一切诺言皆变为空头支票。
汉高祖刘邦，一人耍弄众人，如拨算珠，如捏泥团。打天下时是此集团对彼集团，刘邦不过是“军事首领”，他的利益似乎是与众人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江山到手开始执行另一套游戏规则，成果完全归一人所有，一人威威而万人唯唯。
司马迁对一人政治是相当反感的，作为史家，他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手中资源，揶揄讽刺，表达己意。然而“一人政治”一直在持续着，形成了一个无法更改的宿命。
感慨之四，百家之学，归于“人治”。
《史记》中涉及学术思想的篇幅甚多。司马迁就说论说，没有任何偏执，由于他自小就涉猎百家，所以他能以对待历史的冷静对待百家之说。
司马迁如疾雷破山，自由言说，乃是秦始皇言论禁锢的反拨！这种暂短的“发言权”，他在世时就被取缔了。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董仲舒向汉武帝献计邀宠：提出“以教化为堤防”的全新治术。
至此，百家之学归于“人治”。
言随人废，万众学舌于治者。
学术成为帝王的私有财产，谄谀者取代了思想者，阐释取代了创作，一家取代了百家，“争宠”取代了“争鸣”，顶礼膜拜取代了怀疑。
亚里士多德曾深刻地指出，怀疑出哲学。但中国讲究“一言兴邦”，一切怀疑均被视为“异端邪说”。
感慨之五，中国历史，争起争息，循环不已。
我喜欢将争起争息、循环不已的中国历史比喻为“怪圈”。大禹建夏以还，夏灭而商兴，商灭而周兴；周室式微，引发春秋战国数百年乱战，最终统一于秦，秦祚不长，引发了规模宏大的楚汉战争，最终刘邦建立汉朝。
仁贤者祀，昏虐者替。或许偶有明君政简刑清，布德施恩，然而“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周期”一至，不以意志为转移，还是重新卷入怪圈，陷入混乱，诚如一位记不清姓名的作家所言，外国曾有为宗教而战，为自由而战，但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为一个皇位而战！每一个朝代的亡国君主都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梁书·邵陵王纶传》），丝毫不值得同情。应该反躬自省的是：历史天平的一端是战争，另一端是什么？
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性复归？
虽然，司马迁的思维触角没有伸展到这一层次。但他似乎在努力向这个层次靠拢。《史记》对武功卓著的人不乏赞美之词，但更对那些与战争杀伐不沾边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倾注了满腔热情。
在列传篇中，司马迁以《伯夷列传》开首，以《货殖列传》结尾（《货殖列传》同时又是全书结尾），寓意深长，耐人寻味。司马迁高度评价了以范蠡为首的货殖家，赞扬了他们以钱生钱、勤劳致富的事迹。他隐约感觉到，货殖家们的所作所为比兵家的所作所为意义更大些。
读《史记》就是读中国、读祖宗、读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