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去世前一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死》：“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礼仪，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不知道他哪来的仇恨，到死都“一个都不宽恕”，这也许就是战士的性格，到死都不会服输。在写《死》时，鲁迅其实已经病入膏肓，脑子里时时盘旋着这个“死”字。“死”的到来没有让他糊涂，反而令他更加清醒。但是这份清醒无法阻止死神的脚步，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早晨五时二十五分，一个在中国无法抹掉的文化巨匠鲁迅，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有数万人参加他的葬礼，甚至包括后来的旗手江青——当时她只是一个进步的文艺青年，举着挽联，走在葬礼队伍的最前列。很多人惋惜鲁迅先生去世太早，但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他还算死得其时。假如鲁迅不是死在一九三六年，而是活到一九七六年，那么不仅会让毛泽东尴尬，鲁迅自己也会很难堪。因为只有死人才能供起来，供奉活人是很困难的，但供奉死人就容易得多。鲁迅死后，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
一九四零年，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说：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样的赞美之辞出自毛泽东之手，肯定没有第二次，也不会再给除鲁迅之外的第二位作家。对于胡适，毛泽东其实也一直在争取，即便“道不同、志不合”，但是毛泽东是一代领袖，他有他的心胸与眼界，他一直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胡适也是和鲁迅平起平坐的文化巨匠。抗战胜利后，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中共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大会，会上与胡适相逢。按着毛泽东的指示，他与胡适进行了一番长谈，希望胡适支持共产党的主张。结果，胡适没有接受，毛泽东虽然不再对胡适抱有幻想，但他还是做了最后一次争取，他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笑着婉拒，胡适很清醒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形态，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到来”。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无疑证明了张爱玲判断的正确。而胡适远比小女子张爱玲更为老辣，他不可能留在大陆，即便他愿意留下来，等待他的结局不可能像沈从文停笔那样简单，要么就像傅雷那样上吊自杀，要么就是像老舍那样的投湖而亡。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看到胡适的拒绝，毛泽东很生气，大笔一挥，从统战名单中将胡适的名字删除。后来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写的《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一文中，毛泽东写道：“不论战和，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的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你们现在就应侦察他们的动向，以便你们在不论是和平开进或者战斗解决时，能够不失时机，一律拘捕，交给人民法庭判罪。”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胡适日记》为空白，仅附有一则剪报：
本报收音：陕北二十六日广播，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有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应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吹者胡适、于斌和叶青。
一月二十九日也附了一则剪报：
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战犯名单如左（报纸为竖排）：
蒋介石 李宗仁 陈 诚 白崇禧 何应钦 顾祝同 陈果夫 陈立夫
孔祥熙 宋子文 张 群 翁文灏 孙 科 吴铁城 王云五 戴传贤
吴鼎昌 熊式辉 张厉生 朱家骅 王世杰 顾维均 宋美龄 吴国桢
刘 峙 程 潜 薛 岳 卫立煌 余汉谋 胡宗南 傅作义 阎锡山
周至柔 王叔铭 杜聿明 汤恩伯 孙立人 马鸿逵 马步芳 陶希圣
曾 琦 张君劢
是进步人士还是人民公敌，全在一念之间。
§§第三章 西装与小脚
“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忍受痛苦。”
——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