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供奉在神坛的鲁迅已去世多年，他不能说话，只好任人谀颂。胡适不同，虽然与蒋介石交好，但他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一直以独立学人的姿态与一切政权对峙，行使批评与监督的权利，这让国民党恼怒。后来暴发的《自由中国》雷震案，让他与蒋介石隐藏多年的冲突公开化，这是一代学者与政治强权的分歧所在。
自当年留学美国接受了西式民主之后，美国式的自由与民主精神一直潜伏在胡适的血脉之中。早在离开大陆赴美之际，他在轮船上就决定要在台湾创办一份自由主义杂志——《自由中国》，并草拟了刊物宗旨：向全体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革除弊端，把台湾变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社会。轮船在美国檀香山停泊期间，胡适发了一封信给先期到台湾的“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雷震，将拟好的《自由中国》刊名、宗旨一并寄上。后来胡适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民主和极权的冲突》一文，胡适说：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与此相反，极权主义“根本不允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范围之内”。后来他在《自由中国》创刊三周年时发表讲话说：“民主社会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论自由”，他认为“单单在宪法上有保障言论自由的规定是不够的，我们还须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纵使宪法赋予我们这种权力，我们也是不一定会得到的”。
胡适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生命最高准则，一直以《自由中国》为阵地争取言论自由，当台湾军政当局下令逮捕《自由中国》全体编辑人员时，胡适撰文说：“压制《自由中国》是台湾政治最大的耻辱”。以后几年中，他不断给《自由中国》撰写政论，要求国民党开放舆论自由，规劝当局“当政的人，应该努力培养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判，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占一地位而无惭愧”。这些言论让一党专制的国民党当局如芒刺在背，但是鉴于胡适的声望，他们又无可奈何，只好隐而不发，转而拿雷震开刀，开除了雷震的党籍。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是蒋介石七十岁生日，《自由中国》特别出版“祝寿专号”，批评蒋介石大权独揽，要求国民党限制“总统”权力，实行“责任内阁制”。甚至有这样的文字：“今日的台湾，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这一个殖民地在骨子里完全被置于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之下。”——读者反响强烈，杂志再版十一次，发行一百万册，这一下大大触怒了蒋介石，一场围剿《自由中国》的行动在台湾展开。胡适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本小小杂志的存亡之争，它是文明包容的文化与落后专制的封建暴政的观念之争，也就在这场纷争剑拔弩张之时，胡适回到了台湾，与雷震一起进行了更过火的行动，筹建“中国民主党”——这其实是胡适的一贯主张：在台湾成立一个反对党，以便彼此制约。在得知蒋介石连任“总统”后，他发表了“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一文，他说：“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蒋介石大怒，以涉嫌叛乱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胡适更是怒火中烧，不顾朋友劝阻，对记者发表了义愤填膺的话：“太失望，太失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十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监狱，这是很不公平的！”胡适说完最后一句话后，在面前的桌子上猛击一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