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杰克·伦敦倒是说对了：中国人和白人属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他们互为“精神上的外国人”。正因为这样，相互的理解才是艰难和长期的，才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宽容。而且尽管如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平等的，不应该有差异就产生歧视。但杰克·伦敦照旧一副“自大狂”的腔调，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视为长辈，而将中华民族看作晚辈。在他颠倒的镜像里，中华民族不可能改变他们的传统，整合成一个新的文化，因此也无法由低劣的人种进化到像盎格鲁一撒克逊那样优秀的民族，一如那个永远长不大、永远离不开棍棒教训的阿金。事实上，杰克·伦敦几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重复演绎着同一个偏见所扭曲的影像。
《空前的入侵》一开始曾遭到许多家刊物的拒绝，杰克·伦敦也为此深感迷惑不解：为什么他所做的一项自以为十分伟大的预言得不到别人的共鸣和支持？其实，杰克·伦敦杞人忧天的焦虑，反映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普遍的恐惧和耸人听闻的心理，这种心理在文学上早就有所流露，19世纪90年代起就有类似主题的小说在美国大众市场流传，如有的描写中国远征军向加州海岸发起两栖突袭，有的虚构出一个在美华人与印第安人及黑人的联盟，旨在消灭美洲大陆的白种人，等等，不一而足，唐人街也随之成了文学作品中涉及色情、欺诈与阴谋的必不可少的场景。所以《空前的入侵》在思想上没有什么新意，艺术上也缺乏饱满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没有多少文学价值，与其说是一部科幻小说，不如说是杰克·伦敦攻击中国和中国人的一篇梦呓式的政论。侥幸有一家杂志网开一面还是发表了这个作品，替我们保留了杰克·伦敦种族主义“黄祸”论的一个标本。而在美国和中国的交往史上，恐惧着中国人的威胁，幻想着黄祸蔓延的，杰克·伦敦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人，但在散布这个吓人的梦魔上，还是起了不良作用的。
作为20世纪初美国最有影响的作家，杰克·伦敦受到了尼采和马克思的双重影响，又同时向他们两人提出挑战，本身的创作倾向就是相当复杂的，他有关中国主题的小说自然也有待更细致的分析。但总体上，他对中美文化因进一步接触而引发的冲突和对立，采取了西方中心论和种族歧视主义的立场，对陌生的中国文化抱着轻蔑和仇视的态度，代表了美国当时更为普遍的潮流和倾向。重温这个历史的裂痕，尤其是表现在杰克·伦敦这样的大作家身上的裂痕，或许我们感情上颇难接受，但它也提示了另一侧面的真实，让我们清醒地估计到东西方文化碰撞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巨大坎坷。这一坎坷不仅根源于对方的偏见，也来自我们民族自身的某种缺憾，这些缺憾我们自己可能习焉不察，但经过恶意的放大，却会严重妨碍别人对我们的理解。是不是能够说，为了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融会，一个民族自觉的反省意识始终是需要的？
4.生命的脉动：红星闪耀下的斯诺
1928年初，一艘开往远东的“兰德口号”轮船从纽约港鸣笛起航了。船舱里，一名充满幻想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为了实现自己少年时代的夙愿——征服太平洋，到大洋彼岸的世界各地去历险，以临时锅炉工的身份，也随之出港走向世界了。
这个年仅22岁的美国青年，就是日后著名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他出生在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生性勇敢、正直、讲原则、重实际，既罗曼蒂克，又执著坚毅。他酷爱旅行，嗜书成癖，崇拜大作家马克·吐温，对能在“马克·吐温之河”——密西西比河的沿岸长大深感自豪。后来的事迹表明，在他身上同样具有马克·吐温那种强烈的正义感和深切的同情心及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他原打算随船作一次环球旅行，开阔视野，增长见闻，为以后专心致志从事写作和研究打下基础。但太平洋汹涌的浪涛改变了他的命运，把他推上了东方另一个宽广而轰轰烈烈的时代大舞台，深深卷进了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
斯诺被认为是中美两国美好友谊的最成功典范。早在1935年鲁迅就于致郑振铎的信中，称赞他爱中国，远胜过我们自己的有些同胞，这是大家熟悉的。1941年，斯诺因报道了皖南事变真相，被蒋介石取消了记者资格，离开中国前，宋庆龄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以后回来吧。你属于中国。”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斯诺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中国。斯诺本人生前就多次表达过心愿，希望死后将他遗体的一部分永远地同中国褐色的山、碧玉似的梯田、晨雾掩映的岛上庙宇相伴在一起，同曾经信任过他和保护过他的普通中国人相伴在一起。临终前，他最后一次吐露了毕生的感情：“我热爱中国……”如其所愿，今天他的墓坐落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南岸，坐落在松树、绿草、红花的映荫之下。
但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斯诺的意义和重要性更为突出。他代表着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人革命阶段后，美国人从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中走出来，打碎传统的歧视和偏见的可贵努力。革命使中国局势变得动荡，但也显现了中国潜在的能量，东方睡狮开始苏醒了；但一般的眼光，只注意上层的变革，而忽略了潜藏于民众之中的底层的暗流，即文化构成中的非主流部分。斯诺在跳出偏见的眼界后，就把注意力放在了正统上流社会熟视无睹或有意视而不见的地方，由此发现了另一个中国，即他所谓的“活的中国”，其实就是活跃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左翼力量。当时像他这样努力的，还有一批来华的美国人，只不过斯诺是他们之中最成功的。无论从哪方面看，斯诺和他的朋友们都体现了文化沟通中的更为进步的实践方法，而不再是辗转传播，道听途说，甚或凭空想象。你想看清一个远隔大洋的国家的面影吗？你想了解一个陌生的文化吗？那就踏进它的国土，投入它的怀抱，仔细察看它的所有方面吧！
走下“高等人”的地位
斯诺穿越太平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他本计划在上海稍事逗留后，用六周时间在中国各地做一次旅行，但当时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英文周刊之一《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约翰·鲍威尔一眼相中了年轻有为的斯诺；他竭力挽留，邀请斯诺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不久又让他当上了代理总编辑。当时，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过去后正处于相持状态，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云集上海，上海俨然成了新一轮政治较量的中心。斯诺为此情景所动，答应了鲍威尔的挽留。但很快，他又进一步为中国特有的魅力深深吸引，最终放弃了原定的环球旅行计划，从此在上海、北京等地居留下来，一留就是十三年。“这十多年，他迷恋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他为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种种创时代的问题所吸引，他为从远处听到中国革命风雷而操心（大多数外国人对此漠不关心）。当他认清了这场革命，并看到革命已经起来，即将成为历史上的最不寻常、最具深远意义的震撼世界的事件之一时，作为一个人和一名记者，他起来响应了。”
斯诺初到中国的年代，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继续向外扩张的年头。这期间大批美国人以各式各样的身份——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新闻记者、学者、教育家，或只是作为好奇的旅游者来到中国。在那个年代有个奇怪的现象，“旧常生活中，即使是最平庸的美国人……只要他们在上海一上岸，立刻就有一种高等身份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像中国的绅士一样，被置于群众之上。”这种“高等身份”或称“上海精神”，植根于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扩张的近百年历史。正如斯诺后来在他的自传《复始之旅》中指出的：“这种精神与美国一个世纪以来与中国打交道过程的实质相一致”，“尽管是不自觉的，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其继承人。”
斯诺刚开始也不例外。他生活在上海号称“国中之国”的租界里，耳濡目染，不自觉地受到周围许多外国人的影响，曾一度幼稚地将中国人看作是“低劣的卑贱者”。这种优越感产生的轻视、冷漠的情绪，在他早期的文章里有过流露。1928年，他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五大怪》（指旱、涝、虫和地震等五种自然灾害）的文章，附和外国人长期沿袭的滥调，用一种超然的态度发表议论，认为中国人对发生在自己国家里的这些灾害无动于衷，其源盖在人口太多。
但不久，斯诺便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抛弃自己的“高等身份”，这正是他最可贵的地方。事情的触媒是1929年6月，斯诺对西北灾区萨拉齐（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的一次终生难忘的采访。他走出上海，来到中国的内陆，在萨拉齐目睹了西北灾区赤地千里、饿莩遍野的一幅幅惨相，从此这些情景深深地嵌入他的脑海，促使他的思想产生了一次重大的飞跃。他在自传《复始之旅》中一开头这样写道：“在我离开故乡的第一年底，我已经远离了自己的故乡。我来到戈壁大沙漠以南炙热的城镇萨拉齐。在这里，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一共吞噬了500多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的觉醒点。这种惨状是我亲身经历的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事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幕。”
萨拉齐之行使斯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想来中国寻找“东方的魅力”的青年记者，结果却在萨拉齐“第一次见到了死人”，目睹成千上万中国人民的不幸，严酷的现实使他恍如隔世，人间这场浩劫，彻底地唤起他内心的情不自禁的巨大冲动。惊心触目的现实与他领略过的文明古国的悠久历史如此极不协调地糅合在一起，使他开始关心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这是他结束“罗曼蒂克”时代，告别“高等人身份”，与中国结缘的真正开端。他在发表于《密勒氏评论报》的《拯救二十五万生命》等文章中怀着对中国苦难百姓的深切同情，以悲怆难抑的沉痛笔调详细报道了灾区哀鸿遍野、阴森恐怖的惨相，还尖锐抨击了上海外国人对此习以为常、轻描淡写的态度。他写道：“在上海居然还有人把这里发生的事称为‘所谓的饥荒’，甚至还劝别人不要受‘饥荒宣传’的骗。”“他们当中就是没有人亲自到这里来看看中国人一贫如洗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斯诺开始觉醒，他反思自己从前的那种“幼稚”的想法，意识到上海“十里洋场”里那种纸醉金迷的西方文明生活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在死亡线上挣扎呻吟的中国农民与自命高雅、鄙夷不屑的外国人，对斯诺来说，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对比，他从外国人对待中国灾区漠不关心、无动于衷的态度中感到了“种族优越感”的虚伪、残忍和自私自利，他甚至对美国人那时在中国从事的商业、宗教、文化等种种活动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强烈的鄙视。为此，他写下了《在上海的美国人》一文严厉地抨击“种族优越感”的虚伪和丑陋：
在上海的外国人对周围发生的事一概置若罔闻，与世隔绝。当叼着雪茄，出入夜总会的传教士为他们的女儿操办豪华的婚宴时，在数百里以外的大西北，两千万中国人正在渴望得到拯救——但他们并非想通过“圣餐之路”到达天国——他们所乞求的，仅仅是每一天有一点点粗粮充饥……
来这里的国会议员说，上海是美国在中国影响的辉煌象征，但我决不这么想。事实上，在这里没有人真正关心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大家只是忙着拼命赚钱。商人卖货，传教士兜售圣经；来冒险的、来混吃喝的、来寻求刺激的，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就因为在这里发财比较容易，日子过得更舒服。
斯诺敏锐地觉察到，“没有人真正关心中美之间的相互了解”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美国人在中国“只是忙着拼命赚钱”，如此利欲熏心的驱动，只能造成双方更大的对立。那种奢华安逸，光怪陆离的租界生活其实是“最丑陋不堪”的。
斯诺此文一出，立即捅了马蜂窝，遭到许多外国人声色俱厉的责骂，他顿时成了租界里一个“孤立”的“亲华分子”。但这恰恰说明斯诺改变了自己从前“幼稚”的想法，摆脱了长期以来西方殖民主义传统对华政策造成的影响。对于一个生活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能告别“高等人”身份，与“白人优越感”的种族观念决裂，并勇敢地站出来向它们挑战，这需要何等的勇气！这是斯诺与当时大多数的外国人的根本区别和了不起的地方，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和中国劳苦大众结缘并成为他们好朋友的决定性因素。斯诺说，许多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的苦痛习以为常，漠然置之，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两个种族不属于同一类”。当斯诺看到在中国的美国人带着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而对中国人抱着蔑视或冷漠的态度时，他意识到这和19世纪殖民主义时代的西方白人没什么两样，因此他要以实际行动来纠正这种偏见。
斯诺不仅这样想了，也这样做到了。他的中国朋友们在回忆当年和斯诺在一起时的情景时，无一不亲切地感到，“他不同于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外国人一般都是看不起中国人的”；“他是我们很难遇到的一位真诚的朋友”；“他没有白人的优越感”；“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大都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斯诺却是其中的一个叛逆者。”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也说：“作为一个外国人，斯诺在中国是有特殊优越感的地位的，但他能超越这种地位。他正视了事物的实际意义，正视现实，正视白种人的虚伪、庸俗的‘金钱万能观’，自私自利、丢丑的‘基督教信仰’。”
正是凭着对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的超越，斯诺深信自己才是美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真正代表，将自己看作是人类善良天性的体现，相信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达到中美之间的互相了解。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中文名字“施乐”，这两个字一方面隐喻着“乐善好施”之意，有着中国文化传统的韵味，一方面体现了乐于助人的西方人道主义精神，从而融会了他所理解的中外文化的精髓。他非常喜欢这个中文名字，专门挑选带有大肚弥勒佛雕像的铜制印章特意刻了一枚方印。他身为美国《纽约太阳报》新闻社和伦敦《每日先驱日报》的新闻记者进行采访活动时，使用的中文名片也是署名“施乐”的。后来因《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个中译本（即1938年版的《西行漫记》）原著者被译为斯诺，加上该书的流传风行，“施乐”才被“斯诺”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