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阿兰又回过来捣他的衣服。大颗的泪珠从她的眼里沉重地慢慢滴下，但她没有举起手来把眼泪擦掉；她只是用棒槌更使劲地捣着摊在石头上的衣服。
但在对中国妇女因落后而遭受种种不幸深表同情的同时，赛珍珠却在婚恋问题上表现出矛盾的态度。这多少有点令人诧异。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旧有的婚姻制度、家庭结构均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女性的观念和命运也在改变。与此相反，无论《大地》还是赛珍珠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东风·西风》（East Wind，West Wind，1930），都反映了旧式家庭中妻与妾并存的稳定的婚姻结构。《大地》中，“两个女人在这个家庭中各有各的位置：荷花姑娘是王龙的玩具和快乐，满足了他对漂亮、性欲的要求；阿兰则干活，生孩子，养家，伺候他、公爹和孩子”。《东风·西风》中那个在旧式家族锁链中辛苦而缄默地生存着的母亲叮嘱女儿桂兰，“不管怎样，在这个世界上，女人只有一条路——她必须取悦于她的丈夫”。然而最终，她不得不感叹“时代变了”。一度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家庭构成方式却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新的家庭模式。这些方面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赛珍珠对新旧制度交替时期中国女性生存命运的思考，同时又隐约流露出她对旧式世界的留恋。文化审美和道德判断之间的对立，又一次让处于边缘地位的女作家陷于两难。
早在1924年发表于《大西洋》期刊上的文章《也说中国》中，赛珍珠就站在中国女性的立场上，阐述了现代化孕育的力量对中国传统妇女的公众生活与私生活造成的颇具震撼力的冲击。她依旧对和中国古老文明有着深层联系的传统家庭恋恋不舍，仅仅出于变革将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她才勉强地接受了它的到来——
倘若这些年轻人让阳光照进了那些院落，倘若是不再敬畏那无形高墙而将它摧毁了，甚至在那些精雕细刻的龙凤身上亵渎地贴上了新潮画和海报——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新时代的大众启蒙，为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了争取美好的事物与环境，而在这死气沉沉、肮脏愚昧的古老小镇进行一场斗争，那么，就让这场风暴荡涤我因循守旧的灵魂，荡涤我对旧时代谦恭举止的喜爱吧！
因为世界在前进！
在她不久以后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国之美》中，无论是雅致古老的中国庭院，还是宝相庄严的鹤发老者，或是春和景明时节破土而出的淡红色花苞，无一不表露出她对源自古老文化底蕴的中国之美的深深迷恋。但即使如此，她在行文中也暗含着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的赞成，因为现存社会的腐败不堪，是她耳闻目睹的：
几百年来，那些极为贫困和没有文化的人们，只能默默地降生，又默默地死去，对那种妙不可言、令人倾倒的美默然视之，无动于衷。追求美成了贵族社会、有闲阶级的特权，穷人们则认为那只是富人的消遣，与自己无缘。
新的婚姻制度和爱情观念，是随着科学和民主，从西方传来的。传统伦理道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于异域的巨大挑战。赛珍珠在矛盾的心绪中，以同情的笔触写出了中国女性在其中苦苦挣扎的迷惘，甚至残忍。《东风·西风》中，桂兰的先人“五百多年来，一直居住在中国的古老城市里。至尊的前辈中没有谁具有新式思想，也没有谁想要改变自己。他们都安详自尊地生活着，坚信自己绝对正确。”正是在这样古老的永恒的习俗下，她被母亲以“全部老传统”培育起来，期待着和从未见面的未来夫婿建立夫唱妇随式的幸福生活。然而新婚之夜，留洋归来的丈夫和颜悦色却又冷漠异常的一席话顿时粉碎了她以往所有甜美的梦：
我想你不会马上就喜欢我，你是第一次见到我，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你。我们都是被迫结婚的。以前，我们对这桩婚事无能为力。可现在就我们两个在这儿，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创造生活。就我本人说，我愿按新方式生活。我将平等地待你。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你不是我的附属品，不是我的奴隶。你要是愿意，我们可以做朋友。
在这样一番彬彬有礼而理由充分的陈述前，桂兰不得不“在绝望与无知中低下了头”。不过，桂兰尚属这场变革中的爱情的幸运儿。在丈夫后来发展成爱意的真挚关怀下，她在被动和无知中渐渐学着去作一个现代女性。但她仍不免困惑，因为她“像一座摇摇欲坠的桥，横跨在无限的过去和将来之间”，也横跨在守旧的母亲与新派的丈夫之间，虽然他们都是她所钟爱的。
婚恋观念和制度的变革有时走向了另一极端。在长篇三部曲《大地》最后一部《分家》（A.House.Divided，1935）中，男男女女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恣睢放肆地生活着：“传统的道德观念已被他们撇开。他们公然地挽起手来，一个青年男子可以亲自要求一个姑娘嫁给他。当青年男女公开订婚之后，他们就像原始人那样自由地来来往往。”但自由不一定等于成功，老少两代女性都在矛盾与困惑中沉浮着。《分家》中，爱兰的母亲曾对爱兰的成长抱以热切的期盼，希望能尽她所能“去冲破一个女人与生俱来所受的束缚”。居住在繁华的沿海大都市中，新时代和新风尚意味着女儿将从此获得一种极为珍贵的“自由”权利，而这正是作为长辈的她一生未得到而深以为憾的。然而，事情结果却不像她所预料的那样完美。她发现，爱兰“唯一的才能存在于她的笑噱、嘲弄和漂亮的脸蛋之中，存在于她所有的那些赢得人心的争胜之道中。她什么事都不会尽心竭力去干，除了尽情地寻求欢乐以外，她什么都不爱。她是友好的，但友好中缺乏深情……她清楚自己的美丽，对人们对她美貌的欣羡而感到高兴采烈。”而她爱情上的随意，及为了保持身材不肯为孩子哺乳，都说明年轻一代女性澹忘地滥用了来之不易的自由权。妇女解放的意义，在她茫然的眼睛里只映现出一句“不做姬妾”的空洞口号。
王源的革命女友是另一种现代女性的典型。年轻而激进的革命者们“把不拘礼教和自由往来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她主动向王源示爱，她的爱就这样轻易地横陈在王源的面前。她甚至不在乎婚姻的形式，因为她相信，“婚姻是一种陈旧的绷带”。但当她激烈的爱意被王源拒绝之后，复仇的火种在她心中慢慢点燃。一旦她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落入敌人之手后，就轻易地出卖了王源，自愿地说出了他的名字。爱的“自由权”由此沦丧成为复仇的利刃。
另一个受到西式教育归国却充满着幻灭感的女性，同样展示了由恋爱自由引发出的悲剧。王源回国时曾与她同船。在那时，刚回到祖国的她兴奋地高喊着要永远自由。王源后来在一个舞会上又见到了她。在大都会的灯红酒绿之中，她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一如丁玲笔下的莎菲，疯狂而贪心地攫取感情，生命只是她任性地不断浪费着的玩物。从她那两片涂着刺目的口红的嘴唇间，吐露出她最真诚的失望，曾经呐喊过的“自由”早已堕落成苍白的幻影——
“我想我属于这儿，她是我的祖国，但我已离开她太久。没有一处是我的归宿，没有一个国家是我的安身之处。”……现在，源忘了这是个意味着寻欢作乐的夜晚；他被这个可怜的人的境况深深地感动了。他同情地看着她。她坐在他前面，穿着俗不可耐、珠光宝气的衣服，显得花哨艳丽；她描画过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不知为什么，源再没心思去跳舞了，所有的欢乐这时都从这喧闹的大厅里消失了。有一次，那姑娘在盛的怀抱里向源这边旋过来，但这时她的脸仰望着盛的脸，她的脸又变得神采飞扬空洞无物，好像她从来也没说过她时源说的那些话。
王源发现自己渐渐爱上了爱兰母亲收养的义女梅琳。然而他的求爱遭到梅琳的婉言拒绝，爱兰母亲也表示反对，他的内心无比激越，从而从另一角度表明了赛珍珠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女性获得的婚姻、性爱自由权的态度——
他感到她们在串通一气反对他。
这两个女人注视着他，在她们的新的自由中甚至带有某种敌意，年轻的挽起了年长者的手臂……
他怒不可遏地对他冰冷、受伤的心呼喊：“是那些外国方式使我们的女性变得如此冥顽不灵、自由放任，使她们违背自然天性，像尼姑或妓女似的活着！”
显然，在赛珍珠看来，婚恋的自由自主毕竟属于舶来品，是从外国传进来的生活方式，既非中国传统的产物，也不适合中国妇女的天性。那是无根的花蕾，虽然绚烂披离于一时，终究难逃摇落的悲哀。
分裂成两半的飘零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由于群众坚持根深蒂固的中国方式，接受外界的‘现代’方式就更加困难了。”且不论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历程，则是事实。走向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告别传统？固守传统，能否适应现代化的变革？是选择传统还是选择现代？这是每个中国人无可回避的两难处境。而问题的难以决断，又导致了现代化过程中以怀疑、迷惘乃至颓废为特色的精神危机。这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而这本身就是中与西、古与今的不同文化的矛盾的曲折反映。
赛珍珠敏感的心灵完全感受到这一文化选择上的困惑，同样以她跨国度的广阔而独特的视角，聚焦了彷徨不安中的中国年轻一代。
在《大地》最后一部《分家》中，王龙的儿孙们随着时局和命运的摆布，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王源的堂兄们以各自的方式，在沿海大城市中过着不求闻达的生活。追求优雅的王盛“决不愿意为任何事业而死”，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美”。他来到国外，信奉着西方式的实用性和开放性，沉迷于物质生活的舒适之中，以至于最终脱离了祖国的人民，在纸醉金迷中乐而忘返。在王源的眼中，王盛“面貌和举动中有某种近乎邪恶的东西，就好像一朵被狂风吹拂着的花”。激进的王孟则在鲁莽中进行着一场从一开始起就注定有缺憾的革命。他疾恶如仇，为受苦的人民落泪叹息，痛恨所有守旧势力和外来压迫。加人新政府后，他更为激进，但却改变了原来的信念，狂妄地脱离了人民。他断言，“人民像绵羊一样无知”，“穷人是没有希望的人，要让饥荒、洪水和战争卷走他们，让我们只保留下他们的孩子，然后在革命的过程中塑造他们”。但不久，他又失去了信念，陷于颓唐之中。故事结尾之际，王孟再一次决意投向另一种“新型的革命”。可以说，王盛与王孟都没有始终如一的信仰，所以他们也永远担负不了新时代的重任。
王源也以自己的方式寻找着自己的生活。他是父亲——军阀王虎全部的野心和梦想，王虎曾决心把儿子王源“培养成真正的勇士”。儿子使得王虎的勃勃的雄心锐减，他在儿子身上耗费着温存与时光。而王源从小就缄默而不自然地服从着父亲威吓一般的爱抚，内心并不快乐。这个“小将军”一心只想当“躺在水牛背上的牧童，有空的时候，只想到城外的田里走走，“爱和农夫谈谈，听他们讲讲怎么种田”。随着逐渐长大，“他幼小的心灵整个儿被一些伟大、勇敢而美好的言辞点燃起来”。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王源与王盛程度不同地参与了国内革命，结果被迫踏上了美利坚陌生的土地以寻求庇护。王源首先便被大洋彼岸这块强盛富庶的大地所吸引，然而一开始的“新鲜有趣”、“赏心悦目”一点点被他遭遇到的严重种族歧视所消解。西方人尽管看上去并无多大恶意，但却确凿无疑地相信，“东方人习惯于以蜗牛、老鼠、蛇、狗为食。在那遥远的古老国家，所有的女人都裹脚，所有人都会抽鸦片，都把头发编成辫子”。一旦王源想获得对这个异族的更深切的体认时，“异域的灵魂始终回避着他，他只是在他们急速运动的躯体之间徘徊”。
甚至最洋化的中国人也不会丧失其具有中国特点的意识，在国外居住反而会增强这种意识，文化的摩擦只会带来产生炽热的爱国心。令王源加倍感到痛苦的是，在与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的两相对照之中，更显得落后的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帝国，庞大臃肿的身躯已摇摇欲坠。于是，强烈的古老民族的自豪感在王源的心中于一瞬间迸发了出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遥远的祖国在他眼中日臻完美。他忘记了一切丑陋的东西，忘记了到处可见的苦难。在他看来，在祖国，所有的农民都诚实知足，所有的佣人都忠心耿耿，所有的主人都仁慈善良，所有的孩子都孝顺父母，所有的姑娘都贞洁温柔，谦恭有礼。
在异国的土地，如果要怀疑自己民族的伟大性，他宁愿死去。他也忘记了祖国一切丑陋的东西，忘记了到处可见的苦难。
事情甚至发展到以他人的病灶来为自己的痈疽辩解的地步。当王源发现在美国繁华的都市的隐蔽处，也隐藏着贫民窟时，竟有一种病态的快感。在对异族既欣羡又蔑视的复杂感情的交互作用下，王源在异国他乡陷入了深刻的失望。
终于，王源带着报效民族的雄心回到了祖国，但他再一次失望了。故国家园，依然旧貌。年轻革命者统治着的新政府，因为不了解它的人民，日益陷入各种荒谬与矛盾中。但对王源更致命的是，他属于夹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代人，他生长在新时代，根却扎在旧时代，他的心孤寂飘零，无论在何处都找不到一个完全的归宿——
他只是以某种方式生活在人民之中，他曾是他父亲生活的一部分，是军校和那些对事业充满了热忱的青年中的一部分，是土屋的一部分，也是那宏伟的新城中的一部分，但在这各部分之间，没有将它们连为一体的纽带。
他植根于旧时代的土壤中，总是被分裂成两半。因为他没有力量将自己的根拔出来，重新植根于那新的、必要的、他的生命赖以生存的时代的土壤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源和美国姑娘玛丽相恋却最终舍弃，正是出于一种新与旧之间的艰难抉择。玛丽代表着活生生的西方世界的一切新事物，那对他具有无法言喻的吸引力，但终究因为是异己的东西导致他的厌恶感和排斥感。他最终选择了梅琳，正是因为她同他一样，都在体验着面对中西不同文明的冲突的困惑：“只有梅琳，才能使他分裂的心灵在一条隐秘的畅通的道路上弥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