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收到一张10元汇款单。汇款寄自湖南江华县码市乡大柳村，汇款人是李丁财。大柳村我当然熟悉，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下放插队落户在那里整整住过两年。李丁财我当然也记得，当年我的确曾经偷偷送过他10元钱。问题是那是个秘密，他知我知，别人不知，而且我离开大柳村不到一年就听说李丁财病死了。如今事隔20多年，谁替他还这笔“无头”帐呢？
我想后面肯定会有说明原委的信，我等待来信。
李丁财当时是大队民兵营长兼治保主任，专管下放干部、下放知青和四类分子。李丁财黑瘦，冷峻沉默。我在大柳村两年，他总共只对我说过四句话。李丁财是个荣军，抗美援朝肚子穿了两个洞眼。因此，公社武装部特许他个人保管一支“七九”式步枪，把我从公社“押”回大柳村的。路上，他突然问我：“你当过兵？”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一天下着大雨，公社通知李丁财领我去公社写大标语。路上隔条河，靠一道简陋的浮桥沟通。等我写完标语，山洪下来，河上的浮桥漂脱了。我和李丁财返回时，只好搭渡船。船资每位5分钱。我先上船，掏一角钱给摆渡老头。李丁财大声说：“不要给我那份钱！”他卸下肩上的步枪，脱下上衣，一起塞到我手里，自己硬是泅水过河。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二句话。
李丁财小崽一大堆，年年铁定当超支户。李丁财就靠他手里那支步枪打野猪，十天半月打得一头，杀肉卖几个现钱，买些杂粮，好歹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可是村里有人害“红眼病”，联名状告李丁财搞资本主义。公社便下令缴枪，李丁财不分辩，把枪擦拭干净，亲自送归公社。结果野猪横行，不久便将队里的一山丘包谷毁掉了。我和李丁财在路上相遇，他站住叹口气，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三句话——毛主席的话。
从此，我和李丁财似乎有了默契，成了无言的朋友。清早开门，我的门口时不时会有一码新鲜青菜或豆角，我明白是谁送来的。我出工时则灌满一壶白糖开水，歇息时随便放到一处，再开工时，水壶便空去一半，我明白是谁喝掉的。
正是“双抢”农忙季节，李丁财最小的儿子得了痢疾，送入公社卫生院。李丁财铁青着脸找大队会计支点钱。会计说全大队只有2元9角现金。李丁财蹲在河边咬根空烟杆，瘪的烟荷包扔在一边。我去挑水，弯腰汲水时，将一张卷成细条的10元钱钞票塞入他的烟荷包里。冬天我离开大柳村到县里分配工作。李丁财送我到车站，握握我的手说：“我一定还你！”这是他对我说的第四句话……
3天后，我果然收到了李丁财一个儿子的来信。信上说，父亲生前写下一张字条：欠××10元一定要还。字条塞在灶洞里，最近拆灶才发现，至于如何打听到我现在的地址，信上没说。
10元汇款单我没去邮局兑钱，保留做个纪念。
感恩之窗
一个只说过四句话的朋友，心中却盛满道义和对朋友的深厚情谊。再少的语言也足以让他血肉丰满，关键是这样的朋友有一个高尚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