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伊朗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写到：“说实话，倘若那运筹帷幄、料事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城略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回顾蒙古人的征服史，我们对此评价不会有丝毫的惊讶。因为蒙古军队人数实在是太少了。成吉思汗的军队仅有12.9万人。到中原的蒙古军队，根据明末努尔哈赤给林丹汗的信，说大约是40万人。相对人口众多的中原来说，蒙古军队的数量不占优势；就身体素质而言，蒙古军队明显不如体格健壮的欧洲人，而蒙古人在12～13世纪的征战中势如破竹、不可阻遏，显然，像志费尼所说，蒙古军队的胜利是因为用兵谋略起了重大作用。
统战政策—辩证的军事哲学
统战政策，是指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联合自己可以团结到的力量去孤立和打击自己的敌人，生动地体现了利用各方矛盾各个击破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这一战略思想在蒙古人的征战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铁木真首次运用统战政策的时间，是在蔑儿乞部落劫走他的妻子孛儿帖之后。面对强大的蔑儿乞部落，铁木真明白单凭一己之力贸然行动，不仅不能夺回妻子，反而可能送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改变了过去单枪匹马恃勇的作风，利用蔑儿乞部曾俘虏过札达兰部贵族札木合以及蔑儿乞部和克烈部首领王罕的矛盾，成功地组建了三方联军，击败了当时面临的最大敌人蔑儿乞部。
大约在12世纪80年代，铁木真当上蒙古乞颜部首领后，札木合出于嫉恨，率兵来犯。铁木真又利用王罕与札木合的矛盾，联合王罕击败札木合。后来铁木真又趁金国征讨塔塔儿部之机，联合王罕帮助金兵消灭了塔塔儿部。待蒙古各部统一后，1203年，铁木真乘王罕不备，奇袭王罕牙帐，消灭克烈部，成为蒙古高原最大的统治者。
统战政策在蒙古对西夏、金和南宋的战争中运用得最为出色。成吉思汗考虑到西夏东邻金国，北接蒙古，如果金国和西夏结盟，蒙古将两面受敌。因此蒙古要想伐金，必首先离间夏、金的关系。成吉思汗便采用以打促联的策略，先后3次挥师进攻西夏。在1209年的第三次进攻中，西夏向金求救遭拒绝，便与金绝交，采用了“附蒙侵金”的政策，正中成吉思汗之计。同时，成吉思汗还利用宋、金世仇，联宋反金。最终窝阔台遵照成吉思汗遗嘱，联合南宋消灭了金国。
蒙古的统战政策是在战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为蒙古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统一蒙古各部落的过程中，铁木真善于利用矛盾，灵活运用统战政策，逐渐摆脱了对王罕的臣属地位。随着力量的强大，成吉思汗便以打击和联合并用的手段，对敌人的力量不只是利用、借用，而更多地是将敌人的力量转化为自己的力量，最终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
用兵方略——战争的艺术化
蒙古人用兵方略的基本特点是机动灵活，不墨守成规，敌变我亦变，带有浓郁的艺术化色彩。根据当时的作战实例分析，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先发制人、出奇制胜。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蒙古军队总是先发制人、攻击不备。铁木真被推选为蒙古乞颜部汗后，札木合兴兵来犯，他迅速集合部队，针锋相对。1201年，札木合又组成联军进攻铁木真，铁木真主动出击将札木合联军击败。1211年，野狐岭之役，成吉思汗并不畏惧拥有30万之众的金军而挥师攻击，大败金军，将金军主力消灭殆尽。综观成吉思汗一生指挥的战役，绝大多数都是主动进攻。这一用兵方略被后来的窝阔台、蒙哥、忽必烈等继承了下来，在征服西夏、金、南宋、波斯等战争中，他们都是不遗余力地发动战略进攻。可以说，由于蒙古军队数量不多，在这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利用骑兵的突袭积极进攻，才能掌握战争中的主导权，最终取得胜利。
2.迂回包抄，长途奔袭。迂回包抄是蒙古军队经常使用的战略之一。1213年，成吉思汗汇集大军，再入野狐岭，击溃完颜纲、术虎高琪所率金军，追至居庸关北口。因居庸关防守坚固，成吉思汗采用迂回包抄的战略，留怯台等正面进攻居庸关，自己率领主力驰向西南，从紫荆口（今河北易县北）入关，然后与怯台军内外夹击，攻占居庸关。成吉思汗在临死前，还不忘嘱咐儿孙们“假道于宋，兵下唐郑，直捣汴梁”迂回包抄的对金作战方略。在灭亡南宋的战争中，忽必烈便采用了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以偏师跨越川西草原，渡过泯江、大渡河，爬过岷山、大雪山，深入大理，接着从侧面迂回，由云南、四川方向，攻占福建、浙江等地，形成对南宋的夹击之势。蒙古骑兵的机动性和坚韧性，以及就地征发粮饷的作风，为长途迂回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迂回包抄的作战方略从来都是蒙古军队整个作战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不同方向发动进攻，使敌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最终取得全面胜利。
3.以战养战。蒙古军队征伐时间之长，地域跨度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不多见。远离本土长期作战，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军需补给问题。蒙古军队无论是近攻还是远征，所带战时所需的粮食、器具等辎重都不多。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以战养战的战略，虽不是军事上的创举，但成功地解决了蒙古大军的给养问题。毫无疑问，这为蒙古军队纵横欧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提供了保障。西征途中，蒙古军队伤亡不少，又远离本土几千里，难以从国内补充军需和兵员。因此绝大部分军需物资来自敌人。每攻占一座城池，蒙古军便将该城物资洗劫一空用做军需，甚至强迫其他民族的人补充兵源。西方的很多民族的人们都被蒙古军征发充做兵源，如高加索的阿速人，组织成阿速卫，钦察、斡罗思等族都分别依照族籍组织成军。忽必烈攻打南宋的军队，除了北方的汉人外，几乎还包括了中亚细亚一带的各族人。
4.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作战中，蒙古军队不在乎争夺一城一池的得失，始终将攻击目标放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上，凡作战力求做到全部歼灭敌人。史书记载，蒙、金野狐岭之役，“死者蔽野塞天”。居庸关城破之后，“杀的人如烂木般堆着”。更有甚者，蒙古军队每破城后，城内居民除留少数壮丁补充兵源，留下工匠制造武器装备外，其余的人几乎都被杀尽。从政治上来说，屠城是极其残酷的，但是，敌人的人力、物力受到严重的打击之后，在短时期内无力再起来反抗蒙古军队，这对蒙古军队四处征讨又起到一定作用。成吉思汗后期虽然规定不许肆意屠杀平民，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他临终前还不忘遗诏处死西夏国王及王室成员。蒙古大将哲别、速不台在征讨花剌子模国时，也直至其国王死了才罢兵。忽必烈攻克大理，便处死了大理国王、王室成员及部分将领。南宋幼主赵也被逼跳海而死。这些都体现了蒙古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思想。
与中原传统兵学相融合的产物。
战术体系——纵横捭阖的保证
蒙古军队的主要战术是在长期的征战中逐渐形成的，大体可以分为蒙古和元朝两个时期。前者以成吉思汗为代表，具有浓厚的蒙古兵学特色；后者以忽必烈为代表，是蒙古兵学成吉思汗总结了3条作战原则：“进如山桃皮丝，摆如海子样阵，攻如凿穿而战。”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战术思想体系。“进如山桃皮丝”是蒙古大军推进时采用的战术。派出数队精锐骑兵，警戒侦察，探听敌人虚实，同时以大部队采取正面、纵深开进。“摆如海子样阵”是蒙古大军摆阵时采用的战术。分散军队，三五成群，十五一队，互为犄角，以防被敌人包围，但军队分而不散，聚合自如，可迅速攻击敌人。“攻如凿穿而战”是蒙古大军攻击时采用的战术。对敌作纵深突击，直逼敌中军首脑统率部。通常将骑兵分成数队，梯次配备，轮番攻击，直到突破敌阵。
此外，成吉思汗常用的战术有：
诱敌战术。与敌军交战时，故意示弱败退，诱使敌军追击进入埋伏圈。蒙古将领哲别以3万兵力战胜斡罗思与钦察部的10万联军，采用的就是诱敌战术。
两翼包抄战术。蒙古骑兵作战时，以部分兵力正面与之交锋，同时又从两翼包抄，最后四面总攻。有时遇到敌人顽强抵抗时，蒙古军队就让开一条路，让他们逃走，随后掩袭。
忽必烈领导的军事斗争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与蒙古地区不同，每个地方都有城池驻军。因此，忽必烈除了因袭成吉思汗的战术思想外，还制定了针对汉地的攻城略地战术。主要有：围城战术，即长期围困守城之敌，切断其粮水供应，迫使敌人投降或乘机攻破城池。挖城战术，即掘开城墙或挖隧道偷偷进入城内，然后里应外合攻破城池。水淹战术，引水灌城，冲毁城墙或水淹城池，造成城内混乱，迫使敌军投降或乘机攻入城池。火药战术，元朝时火药已广泛使用于军事。元军常发射火炮或火箭，杀伤守军，乘机破城而入。
总之，在蒙元征战史上，无论是战时谋划、策略采取，还是战术运用，都非常巧妙。这不但确保蒙古军队逢战必胜的战绩，显示出蒙元时代军事思想的日臻成熟，而且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的一笔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