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原是一个以游牧经济为主的民族。当蒙古铁骑一踏入中原，汉化也就提上蒙古统治者的议事日程。因为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解决农业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激烈冲突。面对先进的农业文明，蒙古统治者要统治中原，势必需要改变落后的游牧经济，采用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
改汉制、兴汉法
改汉制、兴汉法肇端于成吉思汗时期。1219年，正在中亚征战的成吉思汗邀请全真教领袖邱处机北上论道，表面看来，是要向邱处机学习长生不老之术，但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全真教治国安民之术。邱处机也坦率地说，他没有长生不老之术，只有养生之法。在和成吉思汗的密谈中，他针对蒙古军队的屠杀掠夺，一再阐释治国应“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应“以清心寡欲为要”的政治观点。他劝诫成吉思汗释放“驱口”，尊重汉地习俗，重视农业等等。成吉思汗指令耶律楚材将谈话记录下来，说是要传给他的子孙。这说明成吉思汗对汉法开始有所重视。邱处机离去后，耶律楚材也多次向成吉思汗进言采用汉法。由于忙于征战，成吉思汗无暇考虑怎样有效地治理统治区，因此，耶律楚材最初并没有得到重用，但成吉思汗晚年曾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这为窝阔台后来采纳耶律楚材的汉化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窝阔台时期，耶律楚材参照汉法，建议军民分治，建立赋税制度，废除屠城旧制，汉化取得初步成果。
忽必烈受过很深的汉文化教育，在争夺汗位和统一全国的殊死争斗中，又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这使他深深认识到汉法维护对其统治的重要性。忽必烈即位后，在全国推行汉法。具体而言，忽必烈在初期推行的汉法主要包括3个方面。
1.定国号及礼仪制度
忽必烈之前的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等都没有纪元年号。忽必烈即汗位后，便采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法，定年号为“中统”。阿里不哥归降后，改年号为“至元”。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等汉人文臣的建议，定国号为大元，设太庙，祭祀祖先，仿照宋、金朝礼仪制度制定节日、庆典的朝仪，将皇权提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2.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
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世祖忽必烈参照宋朝制度，建立了一套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中央设中书省，管理全国政务，其长官为中书令，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处理具体事务；设枢密院管理军事，长官为院使、副使；设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长官为御史大夫。除大都及附近地区由中书省直接管辖外，其他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各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分设总管、知府、知州、知县。从加强中央集权来说，元与宋的统治机构是一脉相承的。但宋朝的制度在加强皇权的同时，重点在对地方的防范；元朝的制度在加强皇权的同时，还让地方机构发挥积极作用。元朝行省制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机构的重要改革，对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虽改行省为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它为“行省”。今日之省，也是由元代行省制度演变而来。
3.重用儒士，尊崇儒学
蒙哥汗时期，忽必烈奉命管理漠北汉地。他开始广泛延揽天下儒士，咨询治国方略。这样，许多怀才不遇的汉族知识分子如窦默、姚枢、许衡、刘秉忠、郝经等，纷纷归附忽必烈，为他出谋划策。他们积极地用“以儒治国”的思想来影响忽必烈。刘秉忠向忽必列灌输“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同时又进言“孔子为百万师，立万世法”，应尊崇孔子。姚枢向忽必烈提出建立学校、重视儒学、培育人才的建议。郝经提出“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等等。忽必烈都一一采纳了这些建议，并重用了这些儒臣，如刘秉忠官拜光禄大夫；窦默官拜大学士，累赠太师和魏国公；郝经、姚枢等都被封高官厚禄。
汉化与反汉化
忽必烈早期对儒学有很大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期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他便认为儒臣不识时务，渐渐疏远了他们。蒙古旧贵族趁机掀起了反对汉化的高潮。从忽必烈后期到元朝灭亡，汉化与反汉化的斗争十分激烈，其中在两个事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1.太子真金之死
太子真金是忽必烈的儿子，深受汉文化的熏陶。真金为燕王时，由王恂讲解儒学的三纲五常和治国之道，许衡讲经史。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真金开始参与政务。他选用了许多儒士为幕僚，以“仁”字治国，凡是扰民的苛治，一旦听说，即刻废除。他对阿合马、桑哥等旧贵族视若仇人。因此，真金的仁政招来了许多仇视汉法、坚持蒙古旧制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在忽必烈晚年，他们离间忽必烈和真金的父子之情，使忽必烈怀疑太子真金阴谋夺位，便严厉追查。太子真金在忧惧中死去，汉化受挫。
2.南坡之变
英宗崇尚儒学，大兴“汉法”，任用汉文化素养较深的拜住为相，同时又不断削弱守旧势力的力量，推进汉化的进程。但随着汉化的深入，反对力量也渐渐汇集到以铁失为代表的守旧势力的麾下，对抗英宗的汉法政策。至治三年（1323）八月初，英宗南还大都，在上都南面的南坡（距上都30里）驻营，铁失等守旧派调集所管辖的军队，发动兵变，将英宗大帐包围。铁失先杀中书省右丞相拜住，再杀英宗，后世称之为“南坡之变”。继位的泰定帝实际上是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利益的代表。这反映了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汉化和反汉化的激烈冲突。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也就是说，不管落后的征服者愿不愿意，客观上他都会被先进的文明所同化。因此，不管元朝中后期反汉化的斗争如何激烈，元朝推行汉法政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首先是尊奉孔子。忽必烈虽采取过一些崇儒措施，但对孔子没有特加尊崇。成宗即位后，下令尊崇孔子，称“孔子之道，垂宽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尊奉。”武宗即位后，又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超过了历代王朝对孔子的尊奉。仁宗时，命令国子监刘赓到曲阜，以太牢（牛牲）祭祀孔子。皇庆二年（1313）又以宋儒周敦颐、程颢、张载、司马光、朱熹等从祀孔庙。次年又封孔子第五十三世孙袭封衍圣公，以表明对儒学的尊崇。
其次是正式实行科举。早在世祖忽必烈时期，朝廷便围绕科举的行废问题展开讨论。一直到皇庆二年（1313）中书省上言实行科举，以经学取士。这年十一月，仁宗才下诏正式开科取士，规定各地推举年25岁以上的举人经乡试后，次年二月在礼部会试，然后御试，以后科举每3年开试一次。科举考试内容以《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四书五经”为主。与前代相比，元代科举在考试程式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发展和完善。元代开科取士，在政治上多少满足了汉族知识分子要求广开仕途的愿望，也使汉文化在蒙古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后是编纂和刊刻书籍。汉文化造诣比较高的文宗图帖睦尔即位不久，就创设奎章阁学士院，专门研究鉴定书画，同时又设艺术监，负责校正、刊刻儒家书籍。从天历二年（1329）年到至顺二年（1331）文宗组织一大批文人，编纂了《经世大典》，是一部集元朝典制之大成的著作。顺帝时，又编纂金、宋、辽三史，另又修订《大元通制》，书成更名为《至正条格》，这是元朝在汉化道路上取得的最后一项比较大的成就。
二元格局
尽管元朝中后期陆续取得了一些汉化成就，但由于守旧势力的阻碍，使元朝的汉化呈现出二元格局的特点。大量不适应汉地情况的蒙古旧制继续存在，主要有下列内容：
1.投下制度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便将占领地的俘虏赐给将领和贵族。忽必烈建国后，蒙古草原和汉地都分设投下制。投下民户为主人服劳役、兵役。忽必烈灭南宋后，又增拨江南各地人户封给诸王、后妃和勋臣。此外，他还以岁赐的名义，每年赐给王子、后妃和勋臣许多投下民户。名义上，投下的民户都归属州、县管辖；实际上，元朝还规定蒙古贵族在所受投下民户的府、州、县，可以重派监督官吏。这样一来，在一些地方就形成了以蒙古旧贵族为主的集团，成为元朝政治保守势力的主要代表。
2.怯薛制
怯薛制原为斡耳朵的宿卫制度。成吉思汗时期，怯薛协助大汗处理军国大事，实际上成为国家的中枢行政机构。忽必烈建国后，怯薛仍有特殊优越的地位和各种特权，虽不再是中枢机构，但作为皇帝的近侍，仍可以干预国事。因此怯薛形成越来越大的特权集团，对元代中后期的政治产生不良影响。
3.札鲁忽赤制度
札鲁忽赤意为断事官。成吉思汗时期，札鲁忽赤是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统管行政、司法、财政等事务。忽必烈以后，这一蒙古旧制仍保留下来。它所在的机构为大宗正府，主要负责审理投下中蒙古和色目人的犯罪案件，兼管汉人的重大刑事犯罪。元朝中书省之下本已有刑部掌管司法，同时又设大宗正府，双方权限互有重叠，职责不清，造成元朝司法体制混乱。
其他被保留下来的蒙古旧制还有很多，它们并未构成独立的系统，而是被分别配置在国家的不同部门，因此，元王朝自始至终是一个中原王朝政权模式和蒙古旧制的混合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元朝的早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