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九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庭开设恩科乡试，以示普天同庆。浙江绍兴有个秀才叫周用吉，连考了几次都未中举，屡试不第，也愁坏了父亲周福清。周福清是同治十年进士，这年因为母亲去世，正辞官在家，为母守孝。
眼看大考在即，周福清又为儿子的前途担忧，忽然得知此次的主考官是殷如璋，不禁眼前一亮，心想天赐良机。两人是同年进士，而且私交很好，周福清打算去找殷如璋帮忙，无论如何也要让儿子周用吉中举。晚清官场贪腐成风，科场也非净土，这是公开的秘密。消息传出，又有五名秀才找到周福清，想通过他的关系去行贿主考官，并表示愿意出钱，周福清答应了。
主考官殷如璋从北京出发，取道运河南下，会在苏州稍作停留。周福清得知消息，立即带上仆人陶阿顺赶往苏州，提前等候殷如璋。周福清写了一封亲笔信，信封内还有一张一万两的银票、行贿考生的姓名、以及事先定好的关节。
所谓“关节”，就是在试卷上做暗号。自隋炀帝开设科举以来，各种作弊行为就如影随行，手段五花八门，夹带、替考、串通考官，无所不用，甚至还有飞鸽传书，用信鸽将答案传入考场。为了杜绝层出不穷的科场舞弊，到了北宋真宗时，推出了糊名和誊录制度。考生的姓名籍贯都必须装订保密，与现在的高考类似，除此之外，还规定考生用黑笔答卷，称为“墨卷”，然后由专门的誊录人员用红笔抄录一份，称为“朱卷”。阅卷考官看到的只能是朱卷，因此无法通过笔迹认出考生。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下，这种猫鼠游戏从未停止，舞弊行为依然防不胜防，最隐秘的手段，就是定关节。考生事先与考官串通好，在答卷上留下特殊的文字记号，比如第一段以“夫”开头，第二段以“也”结尾，考官阅卷时便有迹可寻。有一位考生与考官暗通关节，考官让他在八股文破题中连用四个“一”字。此人依计而行，破题中写道：“儒一而为不一，圣人一勉之一诫之焉。”发榜时，果然高中。
此法的确高明，天知地知，几乎无据可查。周福清为官多年，深谙此道，他让仆人陶阿顺带着信去拜见殷如璋。清政府规定，考官在赴任途中不准会见亲友，以防止营私舞弊。陶阿顺是个老实人，向来行事稳重，周福清对他很放心。当时，殷如璋正在船舱内与副主考谈话，看到陶阿顺送来厚厚的信封，已心知肚明，但不便当着旁人的面拆看，于是装着若无其事，让他先把信封放下，出去等候。
陶阿顺站在岸上，等了半天，却不见下文，不由得心急如焚。他心想，糟糕，万一这个殷大人收了钱不认帐就麻烦了，一万两银票啊，如果稍有差错，回去怎么交差呢？那时不像现在，还能打个电话提醒一下，他站在岸上，离船又挺远，最后实在急得没办法，只好对着官船大喊了一嗓子：“殷大人，信封里面还有一万两银票呢！”
船舱内听得清清楚楚，殷如璋吓得面如土色，为求自保，只好公事公办了，当即命人将陶阿顺拿下。陶阿顺只是个小小的仆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哪能想到，他这一嗓子喊出来，要让多少人头落地！而他更无法料到，此举会让他在中国科举史上留名，虽然并不光彩。
事已败露，朝庭震怒，严令查办，周福清无处可逃，只好投案自首。周家不得不变卖家产，上下打点，四处活动，家财散尽，总算保住性命。周福清被判“斩监候”，死刑缓期执行，入狱八年后释放。周福清的儿子周用吉，在案发两年后病故，周家迅速衰败。
这就是晚清的周福清科场贿考案。在中国科举史上众多舞弊案中，这不过是个小小的片断，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有谁还会记起那个冒失的仆人陶阿顺呢？但历史往往充满诡异，因为陶阿顺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无一人能够逃避。其中就包括周福清的孙子，也就是周用吉的儿子——周树人，即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
这一年，鲁迅才12岁。玲珑少年，还没来得及编织未来，却过早地经历了人生悲欢起落，少年丧父，亲眼目睹家族由盛而衰，让他切身感受到了世态炎凉。繁华旧梦，已成过眼云烟，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于一颗年少的心灵，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冲击，世人已无法揣测。
鲁迅在后来的文章中，几乎从未正面提起此事，只有几次偶尔流露。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片言只语中，我们还能依稀触摸到先生内心的苦痛。
人生无常，世事总是很难预料。一百多年后，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再来探寻这段往事，依然唏嘘不已。陶阿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竟与一代文豪鲁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当然不能说是陶阿顺成就了鲁迅，但假如没有他那一嗓子，中国近代会不会少一个文豪，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