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成功的老板们并不拒绝接受有关部门的具体指导。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往往要通过各级主管部门的具体管理来实现。对于主管部门向自己下达的各项生产计划指标、措施，他们通常在心领神会之余，根据自身及市场的状况，恰到好处地执行。
优秀的商家老板不仅非常熟悉国家以及有关部门的有关方针，而且针对领会政策变动的精神、原因以及趋势，并以此来具体指导自己的经济活动。
正的商家老板们不仅关心影响政策决策，使政策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而且，即使有关方针政策并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他们也能做到应付自如，游刃有余。
但是，精明的商家老板们决不会守株待兔一般坐等国家各项政策的出台，他们会以自身的行动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因此，许多商家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汇报企业的生产经营、销售盈利情况，保持企业与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信息渠道畅通。
大家都很清楚：政府制定的许多政策都是以基层（企业）的情况为依据的。企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与扶植。国家大政策，对于商家老板来讲，自然是利益攸关。但是，也有不少商界投机人士无视国家政策，甚至热衷于钻国家政策的“空子”，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有些老板热衷于从事效益高，来得快的生意，比如房地产业。但由于缺乏对国家大政策的预见和理解，往往吃不懂政策的亏而元气大伤。1988年全国治理整顿，政府又三令五申停建楼堂馆所，不少投资房地产开发业的老板面对被迫停建的建筑而痛心不已，无所作为。
在这些商人中，被称为“商界奇才”的福海集团董事长罗忠福就与众不同。他在治理整顿的政策确定以后，早已从早期的房地产业转向长线投资的旅游业，以短养长，获得了长期的利益。
罗忠福坦言说：“中国没有百分之百的商人。我用50%的时间研究政治，30%的时间面对各种社会关系，剩下20%的时间考虑商业上的事情。”用一半时间研究政治的中国首富——罗忠福，不仅担任珠海市总商会会长，还是珠海市政协副主席，各种社会职务有十几种。而这一切，无不对他所经营的商业活动大有裨益。
罗忠福的成功经验一再提醒我们：中国没有百分之百的商人，商人也要讲政治。
这一切无不根源于他对国家政策的深刻把握。罗忠福说：“无论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可能今天短短几年，增值千倍的奇迹。我的公司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成长的。要说我有过人之处，那就是我比别人更会利用政策。”
在生意场上，利用政策则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国家政策、法令法规是一个企业生长的最基本的环境要素，它为企业的经营活动指明了大方向，忽视这一方向便要碰壁，便会招致落后。
利用政府政策所造成的良好氛围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向人心所向的发展方向靠拢，益处多多。
比如垃圾成山是现代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头疼事，对于那些抛入垃圾场的垃圾，政府多无良策。
而温州市伟明环保工程公司董事长项光明，是国内由民营企业投资搞垃圾焚烧发电工程第一人。
项光明搞的垃圾处理工程解决了政府的心病，理所当然地赢得了政府的支持，可望不久便会成为赢利企业。而且，政府给予该项目种种优惠，也是其他行业比不了的。此举可以说是借了政策的东风，得了民心的便宜。
有的政策，直接为我们提供了在某一方面成功的机遇，经济政策最为明显。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策不断出台，为那些善于竞争、有开拓创新意识、有市场头脑的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例如，国家政策允许炒股票，一些人就抓住这个机遇，在股票的炒作中成为先富者；国家政策允许“下海”经商，一些原来有经济头脑的人，在“下海”中捕到了“大鱼”。
在一定意义上说，每个商家都生活在党和国家的政策之下，这对许多人来说，就是得天独厚的机遇。对这样重要的机遇，不可轻视，更不可轻易错过。
对中国而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代超级富豪的出现，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奇迹，倒不如说是一个政策奇迹。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先富起来的商人，无不深知过去的成功靠的是机遇和市场的不完善。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要想保持企业的竞争趋势，必须转变创业初期的经营之道。这就需要在进一步了解日趋完善的各项市场经济的法律以及相关政策的前提下，逐步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
从积极的方面说，国家政策决定了哪些经营活动是合法的，哪些经营活动是非法的，哪些经营活动可以赚钱，哪些经营活动无利可图，这就在大环境上限定和指明了商家的经营范围和活动方向。
从消极的方面说，商家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则必须要求得到政策和法律上的支持。因此，经济从来说就是与政治密不可分的，掌握了其中微妙复杂的互动机制，会使你的事业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抓住政治信息，提前做出决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政治现象远远要比经济现象复杂，它常常扑朔迷离，难以捉摸。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良好的感悟能力和深邃的洞察力，是不可能捕捉到真实的政治信息的。
纵然，优良的环境易使优秀者脱颖而出，但任何一个社会都有政局动荡的时候，纵观古今，横览世界，动荡坎坷时时有，成败沉浮平常事，凡脱颖而出的往往是能审时度势的人。
不同的时候决定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社会制度，必须营造出不同的政治环境，而许多商业奇才，虽然他们成功的经历也许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绝对相同的，那就是他们每一个都善于根据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把握了政策环境下的机遇。
那些生财有道的生意人，都是最会“投机”政策变化的人。他们常常利用国家或地方新颁布的政策，制定企业的防御或进攻计划。
毕竟，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就得遵守游戏的规则，遵守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和颁布的各种经济法规和各项政策。
相对于法律来说，政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变通性。只要对国家政策有着敏锐深刻的理解，就能充分挖掘其中商机，为己所用图发展。
在中国社会，若想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就必须时刻注意关心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对政府各种政策的内涵及趋势有一种清醒、透彻的认识，充分挖掘由政府政策调整而带来的发展可能，始终在大方向上保持先人一着的优势，化机会为财富，化不利为大发展。
法则三十八：量身借势，借势扬名
引子
1888年，乔治·斯·派克在美国创建派克制笔公司，经过多年努力，派克研制出高质量的派克金笔，投放市场后很快受到消费者喜爱。到20世纪50年代，派克制笔公司已在美国制笔行业中名列榜首。
派克制笔公司在最初的发展中，为了开拓和占领市场，除了不断地改进笔型设计，经常推出新品种、新款式吸引顾客以我，往往抓住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和利用重要人物的活动来扩大派克笔的影响范围，提高声誉和知名度。
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处于艰苦对峙阶段的时候，派克制笔公司赠送给盟军欧洲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一支派克金笔，这支笔上镶有四颗纯金制作的星，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四星上将军衔。两年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法国用这支笔签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约。派克笔因此名扬四海，在世界各地深受欢迎，销量成倍增长。
二战结束后，派克公司仍然致力于借助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来提高企业和产品的声誉的工作，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1962年2月20日，美国太空宇航员约翰·格林上校乘坐宇宙飞船成功地在太空绕地球飞行3圈。为了纪念和庆祝人类航天史上这一重大突破，派克公司决定以“友谊七星”助推火箭的太空材料制作一支派克笔，赠给格林上校，并在笔身上刻着“美国进入太空”的字样。当然，此举被新闻媒体报道后，派克公司和派克笔在人们心中又树起了良好的形象。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尼克松总统赠给毛主席的礼物是一对特制的派克笔。派克笔的名字随着新闻媒体对这次重大的国际事件的报道而名扬四海，又成为了人们注目的焦点。
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派克笔终于树立起了高档金笔的形象。它成了人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许多人都以拥有一支派克笔而感到自豪。
派克公司的每一次借势，都是为树立高档金笔形象服务。企业借势不能偏离自身的特点去实行，通过借势，增强自己的独特性和优势，才能取得最好效果。
借用别人的声威、名望。各行各业的企业，成千上万地在广告上下力气投钱，何哉？名气，对他们而言，有了名气就有了一切。
名声和威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和资产，能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名声和威望都不是很快就能形成的。名高望重，非一日之功。处于逆境的商家，要尽快取信于人的时候，就要借助别人的威望，打着别人的旗号办事。
金字招牌能揽客，做生意欲立不败之地，手里最好有致胜的王牌，如果没有，可用各种手段借得。
2001年9月，买断工龄的杜华美与5名下岗人员一道用集资入股的方式成立了南京金谷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开始了创业历程。
以杜华美的经验，她从开始时就知道经营的艰难——农资行业，本大利小。属于成本很高的运作，因此小资金操作是很困难的。50万元对于农资行业来说是很小的数字，而且由于刚刚起步，公司规模小，没有名气，运作不当很容易出现问题。
困难是现实的，但是杜华美认为机会同时存在：公司没有名气，就代理有名气的品牌。资金不够就瞄准单一品牌，做好、做大、做出量、做出特色。惟其如此才能做出市场、做出名气。
江苏是农业大省，更是农资生产企业云集之地。她把江苏省按照地域划成5块，让公司的5个人分头去跑——一方面与生产企业谈合作，一方面进行详细的市场调查。江苏省197家农资生产企业他们最终跑了192家，并且最后整理出了一份详细的客户档案与市场报告。
经过分析，她已经对江苏省的生产企业市场需求情况了如指掌，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她从分析中找到了自己寻找的经营方向。
杜华美看到，江苏省各个企业需求最大的原料就是氯化铵。随着经营方向与经济产品的确定，杜华美开始了与氯化铵生产厂家的联系，最终把目光放在位于大连的大化集团身上。
大化集团是上市公司，为中国工业企业500强及化工百强企业之一。不仅如此，由于杜华美希望拿到的是资源紧俏的原料，而江苏省有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在紧锣密鼓地与大化联系同一业务，因此做成这件事情，难度极大。
为此，杜华美先后四次往返于南京与大连之间，进行艰苦的谈判。而最有分量的，还是她手中握着的根据市场调查写成的能够使合作双方得到“双赢”的可行性市场营销方案。而与杜华美几番接触之后，大化也认可了杜华美的业务技能和开拓精神。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谈判柳暗花明，但是大化所需要看的并非只有理念与计划。杜华美与大化的合作还是试运营而已。
为了让大家放心合作，杜华美将先后筹到的50万元全部打到大化的账上。资金的及时到位增强了大化集团对于杜华美的信任。
由于拿到的是紧俏知名品牌，产品畅销的同时，通过业界的口碑相传，杜华美的金谷公司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很快发展壮大，江苏金谷公司的名字也响亮了起来。
杜华美拿到大化集团“大地”牌氯化铵的代理权之后，第一年就大获成功，一年之内，杜华美销售氯化铵46200吨。这是一个让大化集团感觉振奋的数字。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省的代理可以在一年之内就将氯化铵做到这样高的销量。
2003年大化集团正式为金谷公司授牌——“大地”牌氯化铵江苏省总代理的铜牌挂在了金谷公司的墙上。在此之前，大化集团在全国只授出了两块这样的牌子。
有了这样的信誉度，对于公司的继续壮大与发展就有了可靠保障。
近年来，名为“全面式行销”的新市场策略，正逐渐引起商界人士的重视。“全面式行销”策略的基点就是借助一批表面上中立的“市场领袖”来推销自己的新产品。所谓“市场领袖”是指能左右消费者意志的名人威望或在市场上有影响的知名品牌产品。
市场营销专家指出，成功的品牌代表着特定的品质和价值，它们拥有高信誉度和高水平的消费者品牌知晓度、忠诚度。而新产品上市的一大难点，就是如何以后进入者的身份，冲开已有品牌的层层阻挠，获得消费者的注意和认可。
除了进行准确的市场细分、锁定特定的目标群体之外，扩大新产品的知名度是企业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因此，对欲将推出新产品的企业，若能合法借助知名品牌的高认知度、高满意度、高美誉度，不仅可以快速地打开市场，还能节省大量的广告和宣传费用。
第一种情况是，本业产品借其他行业产品之名扬名。
新产品可以跨行业、跨商品类别使用其他产品的品牌名，从而达到提高市场认知度的目的。例如，广东佛山圣芳（联合）有限公司于1998年推出“采乐去屑洗发露”时，就借用了西安杨森“采乐酮康唑洗剂”的品牌知名度。在这里说明一点的是，由于二者属于不同的商品类别，圣芳采乐并不构成侵权）。
西安杨森推出的“采乐”自从1993年进入中国市场后，靠产品的品牌提升销量，具有较高的美誉度，靠口碑在消费者当中广泛宣传。到了1998年，西安杨森的“采乐”已经进入在中国市场的推广期，完全占领了药物去屑的细分市场。而此时，圣芳公司推出“采乐去屑洗发露”，借助西安杨森“采乐”的知名度，快速切入洗发水市场，在日化领域很快就占有了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