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请外任的包拯依然坚定着清心直道的本心，为国为民效力。随着文彦博、吴奎等人的起复，包拯也得以再次提拔入京。而这次等待着包拯的却是无数官吏向往的开封知府。开封知府一职被认为是进入中枢的必经之路，而素称难治的开封府也是一座风光无限的政治险峰。在这座险峰之上，包拯不惜伤害权幸宠臣的利益，疏通惠民河；不怕引起仁宗皇帝的怀疑，劝立太子。包拯也以“阎罗包老”名震京都。
嘉祐元年（1056），之前的宰相陈执中和梁适相继被罢相，文彦博和富弼入主中书省，吴奎知制诰。
当初，唐介弹劾文彦博时，就曾推荐富弼继任，而在至和二年（1055），富弼被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再度拜相的文彦博同日拜相。宣布任命的那天，士大夫们都认为这是仁宗皇帝用人得当，而在朝堂上相互庆祝。仁宗皇帝知道后，对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说：“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这富弼也确实是一代贤臣，范仲淹就十分赏识富弼，称富弼有“王佐之才”。富弼出知郓州、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时，河北正发生严重的水灾，数以万计的百姓受灾，流离失所，尤其以京东路受灾最为严重，流民达到六七十万之多。富弼到任后，极力动员所辖的地方官员百姓贡献米粮救济灾民，又征收到房舍十余万间，以供流民居住，还把流民经过时留下的尸体收集埋葬，建起一个个大坟墓，称为“丛冢”。此外，富弼还准许流民生产自救，辖内山林河泊之利，任流民取以为生，又募数万流民为兵。富弼为了百姓日夜操劳，有人劝他说，你自己尚且被谣言中伤，祸福难保，何必如此勤政爱民。富弼傲然不顾地回答道：“我岂能以一己之身与这六七十万人的性命相比较！”富弼冒祸救灾民，仁宗皇帝听说后十分感动。
文彦博等人刚刚回到政治权力中心，便在当年的八月，与欧阳修向仁宗皇帝建议让包拯出知江宁府。包拯就此迁任为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知江宁府。
十二月，仁宗皇帝终于再次重用包拯。仁宗皇帝下诏，将包拯升任为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开封是当时的都城，所以对于开封府知府的任命都是很慎重的。而由于北宋太宗皇帝和真宗皇帝在即位前都出任过开封府知府一职，因此，后来的大臣出知开封府都在前面加一个“权”字，以表尊重，而不是临时担任的意思。
当时，有舆论认为，朝廷的执政大臣多是从开封府知府、三司使、御史中丞、翰林学士中选出的。由此可见，仁宗皇帝再次重用包拯时，对他的期待与倚重。
然而，开封府知府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位。开封是北宋当时最大的一个城市，有居民约一百五十万，而当时北宋全国也只有约三千万人，开封以一府之地容纳了全国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各项公务自然是十分繁忙的。
而且京都中有很多皇亲国戚、朝廷大臣居住往来。而在庞大的权贵集团中，难免会有一些无视律法、作威作福的。而且权权勾结，即使开封府官员想要依法处理，难度也是很大的。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就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而被逐出京城。在北宋一百七十年不到的历史中，却有一百八十人担任过开封府尹，却只有近八十位宰相，可见其更迭之快、升迁之难。有记载说：“当时出任过开封知府的人中，有将近一半不仅没有因此获得升迁，反而为此丢官离京。”
包拯就是登上了这样一座风光无限的政治险峰。
包拯于嘉祐二年三月（1057年4月）正式出任开封知府，至嘉祐三年六月（1058年7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包拯却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无赖刁民。
包拯去世后，开封当地的老百姓都非常怀念他，便在开封府旁修建了一座包公祠。当时，开封府署内有一块题名碑，凡是在开封府任过府尹的，姓名都刻在碑上，只有“包拯”两个字被后人抚摸最多，以致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指痕。现在，这块石碑仍然保存在开封历史博物馆里，“包拯”两字已模糊难辨。
开封包公祠后来毁于明代末年，当时明军为了阻挡李自成的进攻，扒开了黄河大堤。而大水冲入了开封，将开封府署和包公祠都冲毁了。大水过后，包公祠遗址上就只留下了一个小水潭，人们却仍为这潭清水取名为“包府坑”，寄托着历代百姓对包拯的深切怀念。
那么包拯出任开封府知府的这一年多中到底为开封百姓做了些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