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学开始，徐老师就有意让我们参与到他的课题研究中。三年时间里，我主要是在徐老师的指导下做“平话人”的课题。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徐老师就请我们几个同学去吃饭，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吃完以后，徐老师就派我们每人到一个地方进行一个田野调查。这次宴席被我们后来称为“鸿门宴”。当时正是暑假，我去的地点是融水苗族自治县。徐老师当时也没指定我做哪个方面的调查，就是让我去那里寻找“五色人”并对这一族群的生活生产等方面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与描述。我在之后也写出了一个调查报告，收入学院2003年的年刊。
第一年的寒假又去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据调查“百姓人”，然后还在百姓家过年，回来的时候也对百姓人的生式方式作了一个分析，并写了一篇对广西蔗稻生产方式的论文，发在银川人类学高级论坛论文集里。再后来又在徐老师的指导下去了柳城县大安村做“平话人与客家人的比较研究”，也先后去过两次，这个课题现在还在做。课题组还有其他的成员，也去其他几个不同的田野点调查。此外，我还在徐老师的带领下，在南宁市郊区也做过多次平话人道公班子的田野调查。2005年10月份又跟罗老师去百色作校外青少年高危行为与艾滋病易感染性的调查，并担任小组组长，撰写了近三万字的调查报告。最后一次田野是带黄兰红与张劲夫两位同学去金秀苗族自治县的六巷做“花蓝瑶文化变迁”的田野调查。这是我认为做得比较好的一次调查，先后也去了两次，收集到不少田野资料。这一系列的田野调查，用徐老师的话来概括就是“推我们下河学游泳”。我认为这些田野调查使我形成一种比较适合本土的调查模式，更快速地进入田野，在面对田野中的问题更加灵活。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1）选题。论文选题决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是在阅读大量前人所做的研究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评论之后，发现存在问题、缺陷，或者针对现在新情况，有可能进行深入挖掘的可能与必要之后，确定自己的选题。选题之前就应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我自己的第一次田野调查与第二次田野调查都没有在这方面作相应的理论回顾与文献梳理，所以只能做出一个综合性的调查报告，提升不出什么理论。但是在后来的田野调查中，我开始对研究的主体做文献梳理工作。这些工作对于后面的调查很有帮助。
（2）选点。其实选题以后，就要开始选择田野调查点了。有些学者认为，选择田野点有一些基本的要求，比如要选择有特色的、代表性的、有特殊人际关系的、前人调查研究过的着名社区等。关于田野点的解释力，一直都存在着一些争论，有些人认为对一个田野调查的调查研究不足以解释中国，或者区域的普遍特征。故人类学家在选择田野点的时候都是十分谨慎的，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选择不同的调查点。如果要反思或回应某些前人的研究，他会选择有特色的田野点；如果为了说明一个普遍性问题，他会选择一个具有典型性的田野点；如果为了方便进入田野，他就会选择有特殊人际关系的田野点；如果是为了对比前人的研究，研究时间在跨度很大的主题，他就会选择前人研究过的地点，在学界里比较着名的社区进行“回访”。庄孔韶在《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对人类学几次重要回访作了全面的概述，其中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方面。
（3）准备与理论预设。田野调查就是要检验自己的理论预设，或者是修正自己的理论预设。但是在作田野之前，应该要做比较充分的准备，这不仅仅是各种生活必需品、工作器材上，更重要的是制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调查提纲，或者制作调查问卷等。没有一个详细框架，可能会遗漏许多问题。发现新问题可以补充，宁多勿缺。同时，在调查过程中，对自己的理论预设不断寻找新材料来印证，如果材料无法印证自己的观点，则要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架构。
（4）进入田野。进入田野有多种渠道，有通过熟人关系进入的，有通过政府介绍下去的。如果两种渠道兼而有之，那是最好的。但不管有没有，都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除非你是短暂的，集中在民间的调查。我在柳城县的一次调查中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当时是通过熟人关系进入。有一天在村委会调查，我只是出示我的学生证就可以了。但是一个镇里来的领导，他就不满意，他觉得我没有通过他们认可就直接到当地调查。我解释说，这是我个人得用假期时间进行社会实践，加深自己对社会认识的机会。另外，我不想麻烦政府，如果政府能够带我到村里调查，这样可能使村民在一些问题上不敢对我讲实话。就是这样，我才打消那位镇干部的架势与疑虑。
（5）调查方法与技巧。调查的地方多，这容易让人对比各个田野点的异同，起码在感性认识上丰富个人的田野经历与经验。我认为这是一种横向的田野调查。这些田野调查也让我知道如何更快地融入田野，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提出自己的要求和问题，通过什么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让调查对象展现自己的文化。比如，不要与访谈对象交谈太久，不要过分涉及当地的事务中，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欣赏态度等。总之，与田野中的人打交道需要随机应变而又把握规律。
要在田野中占据主动位置的一个重要准备就是善于利用调查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类学的“深描”的优势被许多人类学家所欣赏，但反过来，这恰恰又使调查者忽视现代工具与方法的重要性。我们现代的社会已经不是像费孝通调查江村和大瑶山那时一样单纯了。现代西方的调查与研究工具和方法已经相当发达，这些工具与方法都是在应对复杂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已经被更多的人在运用，并且在最大程度上检验了那些工具与方法的有效性。比如，问卷调查与分析，SPSS，SAS，PRA等等，都是快速获取地方知识与现实状况的有效方式，如果纯粹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等到调查者所期望出现的文化现象（尤其是仪式、偶发事件等）。没有一定理论积累与调查技巧，就是在田野里呆上三年也写不出像样的人类学着作。
（6）论文分析与撰写。纯粹的调查记录与描述只是人类学民族志的一个部分，最具有吸引力的是你的结论。如果你的结论是在重复别人的观点，人云亦云，或者根本就没有理论的提升和挖掘，那这样的民族志是不完整的，没有意义的。做这样的工作的人只能称为“学术蓝领”。对于田野调查，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把这些知识转化成智慧的愿望”。这是西方学术界最希望看到的：中国人拼命给他们收集资料，而他们则通过分析我们的资料，提出自己的观点，从而走在学术的前沿。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像汉学这像的学术成果，更权威的是出现在西方，而不是中国的原故。中国人只重视调查，不注重分析。
关于田野调查的时间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要求，人类学家至少在到田野点呆上一个周期，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而中国各个开设有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硕士点的院校，对于硕士研究生下乡进行田野调查的时间的安排基本上要求是三个月的时间。有的是集中三个月完成，有的是分成几次，把下乡的时间错开，使自己能够观察到田野点在周期里的变化情况。我认为后者是更明智的做法，当然这也需要更多的调查资金。“调查时间的长短，主要看所收集资料和对当地社会和文化了解的程度而定。”“外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调查中国人不一样。城市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与乡村长大的人调查乡村不一样。有些人对当地情况很熟悉，时间不用很长；有些是少数民族调查本民族情况，也不需要很长时间。”
3、源头活水：人类学给学术界带来的创新动力
人类学从形成到今天，已经为世人积累了相当丰富与宝贵的财富。但是人类学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注重实践。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为人类学的“参与观察”的调查方法以来，人类学获得了发展的生机，并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实践的科学精神。在历史上的历次大转变中，都能够获得自己的立足之地。在资本主义殖民时代，人类学总是走在前端，虽然服务殖民统治，但它对于保存文化多样性做了重要的记录。人类学也在二战之中表现出惊人的实践价值，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便是这个时代的表代。
二战以后，人类学的研究基地从海外转向国内，对复杂社会进行研究，同样能够提出相当精彩的理论，比如象征理论、族群理论、实践理论、冲突理论、交换理论、互动理论等等，都是这个二战以来的重要理论。今天，人类学又在中国焕发独特的魅力。人类学与许多学科共同构成了众多分支学科、交叉科学。其他的学科通过借助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产生了一大批令人注目的学术成果与应用性成果。人类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驱动器。我认为这得益于在文科实验教学中人类学“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实践着文化相对性与多样性的学术使命，奉行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这是人类学之树常青的法宝，也是在学术界思想创新与发展的源头活水。
六、“人类学的眼光”之我见
秦璞在发言中说：
2003年10月，刚入学不久的我随徐老师到北京参加“民族学人类学中国经验”研讨会。会后，我根据向与会学者请教的结果写了一篇文章《以人为本——什么是人类学的眼光》发表在学报增刊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入门的敲门砖，虽然略显粗劣，但是基本上概括了一个初学者对人类学的认识和思考。如今时过三年，我已临近毕业，经过文科实验教学、虽不敢说对人类学有深刻的了解，但与当年比起来，确是有了更感性的认识。如今就此题目再作发言，一是为了对当年问题的回应和再思考；二是算做三年学习的一个总结。
三年前我在文章中写道：所谓“眼光”，实际上是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而“人类学的眼光”就是用人类学的方法看问题，从人出发（此处的人包括生物性和文化性），以人为主体来观察身边的事物，研究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然后再将现象反馈到“人”身上，以求找到“人”和“世界”发展的最佳路线。
实际上当时我只是作出了字面上的解释，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话，除了有更切身的体会之外，还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下面我将从田野、读书和思考三个方面来阐述我的见解。
1、田野
从一开始接触人类学开始，田野就变成了一个关键词。如何进入田野，该如何田野，始终是人类学学习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的问题。我的感觉是，这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每一次田野都不可能相同。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只能“凭经验”了。下面我将就自己亲身的田野经历来说明这个问题。
目前人类学的田野讲求的是“参与观察”，对此台湾学者余光弘先生有一个精辟的解释：
“人类学式的田野调查至少有两个主要的条件：第一点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因为要观察被研究社区一年四季的活动。第二点，主要收集资料的手段必须是参与观察。……那什么叫参与观察呢？很简单的定义是：你变成你研究的事象的一部分。”
“人类学的精髓就是文化的概念，你去做参与观察才能了解‘文化’这个概念。人类学者在一个异文化做研究，就会有cultureshock，台湾翻译为‘文化震惊’，我认为应该叫做‘文化休克’。文化是让你适应生活的，你每天起来，该去刷牙洗脸，你都不用想；你去餐厅，该吃什么你都不用细想，你的脑子要在面对其它紧要的事才来思考应付，日常的生活即是靠文化在应付。……当你发现你原来的文化装备无法适应某一个环境的生活时，这就是文化休克或文化震惊，也只有经历过自有文化失效的不便，对文化的概念才能有较具体、较深刻的认识。
我们人类学者都知道，你去访问人家，他嘴上讲的常是‘理想行为’，等到你参与进去了以后——我跟学生讲，什么叫参与进去了？夫妻在你面前吵架不避讳了，你就参与进去了，是不是？他已经不把你当成外人，你的存在对他的日常生活没有影响——你就会发现他的‘真实行为’是怎样的。所以你如果只是依赖访问取得资料，你得到的可能跟他真实的行为是有差距的。”
余先生对“参与观察”的阐释，实际上就是对如何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我虽然不敢说自己能够完全做到余先生的要求，但是确有一个田野中的磨合过程。
我的第一次田野开始于懵懂：入学之前到广西梧州调查水上居民。当时我的手上只有一份别人设计的调查提纲和几篇范文，于是整个调查期间我都是拿着提纲向调查对象提问、记录答案，然后回来把资料按照范文的式样整理出来。现在回想那篇调查报告，我几乎记不起来自己写了什么。
第二次田野是在入学半年之后，同样是去梧州。经过半年的理论学习，开始有点概念了，这一次我不再做问卷式的问答，而是挑了几位比较突出而情况又各不相同的调查对象，重点接触他们，观察他们的生活情况。经过上一次调查的铺垫，我们双方都已经不太拘束，很多时候都是在闲聊中度过，而我当时虽没有完全意识到“闲聊”的重要性，好在也把大概的聊天内容记录了下来。
经过前两次的接触，我已经和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了老朋友。我的一个调查对象家庭里的一个小男孩因为考试升学的问题与父母闹了矛盾之后就失踪了，家里人居然会想到打电话找我帮忙，而后来才知道小男孩受了委屈之后真的是跑到南宁去找我。经过一番周折，事件平息了下来，从这件事里我体会到了他们对我难能可贵的信任。一年之后，我第三次到梧州去，这时候已经不再有人会对我进出他们的住家船感到奇怪了。很多时候，我也从聊天提问者的角度变成了被问者的角度，他们开始关心我的生活，向我述说他们的想法。而我，也从他们主动的言谈和行动当中，进一步地了解他们。这个时候，我才感觉自己真正进入了田野。
2、读书
读书和田野是不可分割的，读书是为田野做理论的架构，田野是为读书做理论应证和提升。我在这里之所以把读书放到第二点，并不是要将其和田野分个先后顺序，只是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是田野先开始的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