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律成充满遗憾的时候，他见到了时任上海妇救会领导人、“左联”成员杜君慧。从此时起，他开始了一段新的斗争生活。
杜君慧对这位有抱负有才华的纯真青年很赏识，真诚地向他灌输革命、救亡的道理，使他知道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还向他介绍红军的伟大长征，这支不屈的铁军经过艰难险阻来到陕北延安，目前，那里已经成了有为青年向往的圣地。
郑律成在杜君慧的鼓舞下，积极投身抗日宣传，他参加了上海大众电影读者会第五队和战地服务团。他的一腔热血和才华在此时得到了爆发，他在谱写的《发动游击战》一曲中，激情地呼喊：“不怕敌人炮轰猛烈。我们的大刀锋利，发动游击战争，深入敌人的腹地，破坏敌人的工事，削弱敌人的兵力，等到目的达到，马上一溜烟去。”
郑律成的音乐天赋伴随着对真理的追求一道成长。笔者经常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音乐学院很难培养出大音乐家，尤其是作曲家呢？有人说：“学院不造就创作，学院只造就技法。”现在的青年学子，出门有好车，进校有钢琴，听课有名师，全世界的优秀音乐作品任你欣赏，可就是很难创作出洪钟大吕的作品。回想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郑律成这批青年人为生存发愁，为学费发愁，完全靠偷艺和自学，可却产生了一大批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光耀千秋的大音乐家：冼星海、聂耳、郑律成、张曙……哪个不是20多岁就奠定了在中国乐坛上的地位，写出了震撼神州的不朽之作呢？
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个任人欺凌、任人宰割的年代，让这批热血青年积累了太多的国恨家仇。恩格斯说：“愤怒出诗人。”这种从现实生活中积累的感情，使他们早熟，使他们的音乐作品激情充沛。正义充盈胸膛，心在跳动，自然感染别人。
年轻的郑律成为追求真理，向往着革命圣地延安。他已经不满足在国统区一知半解地了解共产主义，他要去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伟人，他知道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青年人的明星，是中国人的希望，是抗日的旗帜。这时，在延安除抗大之外，中共中央正准备成立陕北公学，专门吸收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为革命培养新生力量。他的姐夫朴健雄和杜君慧经过认真的讨论，决定把郑律成送往延安。
去延安首先需要人介绍。郑律成随杜君慧来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潘汉年爽快地为他开了介绍信。
延安路途遥远，没有路费，怎么办？杜君慧突然想到了“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听说这位先生乐善好施，特别愿意资助进步青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们敲开了李公朴家的门。先生听说这位青年人要去延安，十分支持，立刻拿出30块银元，以解燃眉之急。
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宣侠父同志，也为郑律成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同志写了介绍信。“五月文艺社”的成员知道这位富有才华的青年要去延安，都有些舍不得，可转念一想，又为他的选择高兴，大家都尽其所能为他凑足路上的生活用品，有人送来毛巾，有人送来牙膏，还有的送来了笔记本……
郑律成选择去延安不是偶然的，是在受压榨受欺凌的痛苦经历中自然得出的结论。由此让人联想到今天青少年的人生选择，今天青少年的精神是空白的，可简单的理想灌输更加苍白无力。真理不是方便面，你很容易地端给孩子们：“请吃吧！”他们却不予理睬。真理是燧石中的火，千锤万击才会发出夺目的光彩；是珠峰的风景，历经艰险的攀登才能欣赏到绝顶的美妙。这锻打和攀登的过程会让孩子们对发现的真理格外珍惜和着迷。可今天的青年人，几乎失去了郑律成当年发现真理过程中的快感和喜悦。
离情依依，告别那天，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这位充满艺术才华的青年对引导自己走上革命之路的杜君慧十分尊敬和留恋，他搬来一把椅子让其坐下，自己坐在地上缓缓地说道：“我要走了，让我最后弹一支曲子给你听吧！”他弹起曼陀铃，把一腔深爱和留恋用悲壮激昂的旋律来表达和倾诉。
带着烫金字的精装本《世界名曲集》，背着心爱的小提琴和曼陀铃，这位文艺青年，像战士背着武器一样奔向延安。西安到延安一去六百里，路上人流滚滚，涌向心中的圣地。这些青年人许多是富人家的子弟，他们告别锦衣玉食，义无反顾，不畏艰险，他们晚年回忆当时的选择，依然激情难抑、无怨无悔。红军被迫长征，大失败、大转移，让党的精英痛定思痛，让中国共产党人有了海纳百川的胸怀。延安成了思想之城、真理之城、光明之城。70多年过去了，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人长征之后的发祥之地，至今人们还在研究这一奇特的现象：是什么力量让全国的英才奔向延安？汇聚延安？
这是郑律成一生最重要的选择。他没有按照恩师克利诺娃的指点，去意大利进行声乐方面的深造，而是去了延安。艺术是他酷爱的第二生命，可对真理的渴望，在这个青年人看来，远比艺术更加迫切。
1937年10月，郑律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毕业后，又来到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在这里，他不仅学到了音乐，接触了一批大艺术家，而且近距离地接近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一大批领导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和大思想家，郑律成这样一个大艺术家在这片黄土高原上开始孕育、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