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古玩源流
古玩旧称“古董”，零杂之义也。董其昌《骨董十三说》谓：“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名‘骨董’。故以食品杂烹之，日‘骨董羹’；杂埋饭中蒸之，日‘骨董饭’。”又谓“‘骨’者，所存过去之精华，如肉腐而骨存也。‘董’者，明晓也。‘骨董’云者，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或者又谓“‘骨董’云者，即古铜之转音。”然骨董非皆铜器，似亦不近情理。
其余解释尚多，但均不圆通，总以零杂之义为切当。且有书作“古董”者，盖即古、骨同音之误也。然于义尚合，以古董所有多古物也。今人于此名词更另有解释，所谓古董者，即古代遗存珍奇物品之通称，久已失去原来零杂之含义矣。明时诸家记载，尚称“骨董”或“古董”。“古玩”，乃清季通行之名词，即古代文玩之简称也。
按收藏为人类之天性，保古尊古亦为世人共有之美德，故世界各国无不以保存其先哲遗迹为盛事。惟中国文明最早，名物之产生亦最先。禹铸九鼎，三代争宝，是为中国保存古物之肇始。其后历代无不以保存前朝文物为要事。惟古玩以现在为限。中国文明虽始自黄帝，然人文之备实起自三代。三代之文艺产量虽多，乃自遭秦皇毁灭之后，一切无存。今日所能见到者，只有入土之铜器玉器而已，其他均不可得也。
秦汉人文尤进，名产亦多，铜玉各器仍能延续三代之遗韵向前迈进。故秦汉铜玉尚可与三代并称。至新兴文艺为数亦夥，特着者为文字上之开发。秦蒙恬之造笔，汉蔡伦之制纸，均为人文之最大发明，虽今日原物无存，而现在之所有确为原物之演递而来。
至秦砖汉瓦，妇孺知宝；碑碣摩崖，士林同珍。盖数千年文字之交易，此为准绳。晋人书法为万世楷模；南北朝之造像为后代艺术之胎原；唐代绘画之成功，砚石之开采，均为中国文艺史中之光荣事件。五代之季，虽兵荒马乱，然文艺仍能保持相当之进展。柴世宗高火度瓷器之成功，南唐昪昇元间拓帖之创制，均为人类之奇功，任何变易所不能泯灭者。降及炎宋，国势虽极度不振，然各种文艺竟能极度发达，为中国文物之最成功时期。
如瓷器，玉器，铜器，漆器，书法，绘书，造纸，印书，无不尽善尽美，迄于大成。故今日谈古玩者，均以宋产为最高标的，最精妙，最正确。宋代以前者其真实精美之说，姑存之姑听之，正确与否至难分明也。元代有国甚暂。且北方民族不重文艺，故八十年间并无新产。朱明代兴，取法唐宋，极力恢宏文艺，虽未创生新意，然瓷器书画尚能与唐宋雁行，而宣德之炼铜、景泰之敷彩，允为明代文艺之特色。清则一切仿古，凡古人所有者无不设法仿制。且各朝帝王之热心提倡，全国臣民之努力效行，古迹之保存、新物之产生，在数量及质量上均有空前绝后之成就。
故今日市上所存古玩，清代产物总在半数之上。时代接近，保存较易，固其所宣产量之多、品质之妙，亦不为无因也。清末之市场，以宋器为优，明代所产可收可弃，视无重轻。民初以明器为贵，清器不在古列。
今则洪宪之瓷，已为稀世之宝。其上者非特不可得，亦不可见矣。古物之销亡日甚，新品之产生无期，是古玩之与日减少乃必然之结果。有心人起而提倡之，光扬之，是固国人之所共馨香祝祷者。
（第二节）古玩之何以可贵
古玩之可贵，尽人知之。惟古玩之所以可贵，除少数人理解外，社会众生尽多莫名其妙。怀疑者有之，误解者亦有之。怀疑者以为，宝贵古玩乃系有钱阶级之傲行，或系名人之盲动，藉此鸣高。故为风雅。误解者以为，古玩之可贵只在年代，凡古物即可贵，而愈古愈可贵。
其实皆非也。盖古玩之所以可贵者，其重要之原因有二：一为古玩之自身者，一为人为者。所谓自身之原因，即古玩本质之精妙，做工之优良，后世所不能仿作者。例如唐宋之书画，其造诣之精，后世任何努力所不能及；三代铜玉，其做工之精细，文字之纪录与后世考古有极大之裨助，其他各品无不称是。且均为中国文化与艺术之最高样本，可宝可贵，理所当然。至人为之原因尤多，兹详述之如下：夫讲求古玩，本为无聊行为；以有用之精神，颠播陈死人之身后遗物，毫无裨益益于现在之国计民生，社会之所不取，人类之所不能同情者。然几千年来永远为国人所乐道者，实系专制政体逼出之康庄大路，固属莫可奈何之举也。盖人类之脑筋，在有生之时，除睡眠呈休息外，余均必有所思。考人类之肢体，除睡眠呈安静外，余均必有所活动。中国四千年来，完全为君主专制，在圣君贤相、天下太平、国民乐业之时期，知识分子固可以畅所欲言、适所欲行。
但翻阅四千年历史，圣君贤相之时有几？多数为黑暗政治时期也！昏君暴臣之政治下，愚夫愚妇固可以任受支配：稍有知识者，是非善恶之关，能无动于衷乎！岂知专制政体下，批评时局，谈论政治，岂止自身不保，九族均为之担忧。是文人士夫之脑筋，固不能任意所思也。至行径动作，尤受限制。除读书从政之外，即不准有所活动。今日社会所公认之一般高尚娱乐，如跳舞、赌博、集会、结社，在当时均视为妖行，非但为国法所不许，亦舆论所不容。万不得已，辟出好古之途径，以古玩为惟一之消遣妙品。次则，在当日专制时代，政治虽未必均上轨道，然一般官吏尚多畏于清议，其越礼非法之行为亦必多方掩护。即以清末之庆亲王，当时总理国政，权倾华夷，只以在汇丰银行存有百万两之私财，尚惧三麟公司之奏参，况其下焉者。如果年俸不及百两之官吏，十年之后拥有千两以上之房产地业，明晃晃摆在街上，非为御史所必参，亦为社会之所不容。
古玩无定价，千元之物可以一元得之。为官吏者，藏有倍于其所入之古玩，亦为事理之所可行。故官吏均以收藏古玩为隐藏其实在富力之妙法。此古玩之所以可宝贵也。复次，官吏之升迁不定。在北京任职时，购置不动产业固为得计；但一旦外调，其管理及经营均费周章，而当时又无银号银行之设备。为商与民争利固限于国法，而金银之收贮又极不方便。于此无可奈何之中，始以收存古玩为变相之积财方法。再则，昔日苞苴谋事，虽为公开之秘密，但以现银交纳终觉难堪。其惟一之转换办法，即赖古玩为之解脱。如《官场现形记》所述之贿赇情态。
确系当日之事实。如某缺卖价万元，求之者即以现银万元奉纳，非为缺欠雅相，且留有贿赂痕迹，遇有奏参，终属可虑。如卖缺者以不值一元之破铜烂铁，送至古玩铺，索价万元；而求缺者即以万元置留。如此转折，则受贿买缺之形迹悉泯。任何奏参、任何调查，亦不可得其犯法之实据。故古玩为昔日卖官买缺之媒介，官场中所必不可缺者也。且古玩为最方便之资产。按北京人最重体面，然缓急人所恒有，日用偶有缺乏，典当固失体面，即挪借亦欠堂皇，其救济之法，亦可以古玩行之。如某官缺洋千元，则以二千元价值之古玩送入古玩铺，声称已玩索无味、另得高品，请代为出脱；但索价万元为另购之件，尚短少千元，请求借给，斯此物绝不能卖出，但有此作抵，古玩商亦必乐于成全挪借，而不露穷相，法诚高矣。若以房产地业抵押借款暴露衰亡，古人深引为耻。此古玩之所以乐于收藏者也。再者，北京昔时为全国政治之总枢。全国重要官吏，其升迁黜陟完全操之北京之当轴。而当轴之喜怒禁忌庆吊礼往，监抚远在外疆，每易隔绝失时，且又不准如今日之设立驻京办公处所，明视朝廷之动静，然实则均能处理圆滑，中枢活动巨细俱悉所以然者，亦由当轴之收罗古玩，与古玩商时为接近，而外疆督抚暗托古玩商为之探听，为之周旋。而古玩商与朝臣之最易接近，对各朝臣之喜怒禁忌亦知之最详，故应酬亦能中肯。在民国以前，所有外省督抚藩臬，对京中一切应酬，完全由古玩商代办。其价值之多少，物品之如何，本人概不知晓，不过年终开一笔总账付款而已。故全国重要官吏，无不以购买古玩结纳古玩商为进身保禄之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