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山西省平定县人，1973年生。1993年入伍，西安政治学院军队政治工作专业在职研究生。现为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驻宁某部政治部组织干部科科长，少校军衔。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杂文学会会员。
从另一种史实看“汉奸”
汉奸似乎是我们这个民族最让他人诟病、最让自己尴尬的“难言之隐”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的汉奸“队伍”就有300多万，比其他国家全部汉奸的总和还要多；而构成汉奸的人则涵盖了当时国人的各个层次、各种类型，从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到最基层的村治保主任，从落草为寇、霸气实足的绿林好汉到留学归来、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真可谓是蔚为大观、世界一绝。
这令人叹为观止的汉奸现象给我们民族带来了无以复加、难以言表的伤害。它不仅在客观上壮大、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力量，削弱、分化了国人誓死抵抗的顽强斗志，还在世界范围内留下了国人软弱可欺，不懂自尊自爱的坏印象！每每在书上、影视中看到“二鬼子们”以成百上千的数量，跟在小日本后面，面对同胞穷凶极恶、不可一世，转过脸却低三下四、点头哈腰的样子时，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升腾起—种义愤、一种耻辱、一种悲哀；我也总是会问，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国人认贼作父、卖国求荣？我们这个历史悠久、产生了灿烂文明的民族真的就那么虚弱、猥琐、低劣？
当然不是！许多事实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比如中国在“二战”期间，自始至终没有像法国投降德国一样投降日本，有力地支援了整个战局；比如抗日战争最终成为全民战争，并以日本侵略者失败而告终，等等。还有另一种从历史深处透露出来的不为人知的史实，也有力地印证了中国“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传统道德的强大威力以及国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铮铮铁骨与民族气节！
据一篇《最后的答卷》的文章中写道，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以华制华”，吞并中国，费尽心思在国内寻找代理人，扶植傀儡政权。他们将目光盯上了曾经的统治者——“北洋军阀”的头头们！按理说，这些所谓的大总统、政府总理等，是最有可能成为汉奸的。一则当时的民国政府是这些“北洋军阀”的掘墓人。正是国民革命军一路狂飙激进，风卷残云，把他们从最高统治者的位置上赶了下来，荣华富贵没有了，既得利益丢失了，作威作福不灵了，可谓是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啊！如今民国政府正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是正面战场的阻击力量。借日本人之手，报一己私仇，何乐而不为？二则作为曾经的政权领导者，与其他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相比，他们的利用价值更大，影响更深远，因而受到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恐吓打压也更多，仅张作霖本人就多次受到日本人的高官、美色、金钱的收买和警告暗杀等威胁，并最后被日本人阴谋炸死在沈阳皇姑屯；三则大凡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在大权旁落、繁荣不再时，总会有人走茶凉的悲凉感，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不甘寂寞、重振雄风的强烈意愿。面对小日本抛来的诱人的绣球，面对可能东山再起、再享富贵的现实，他们应该有更深刻的感受，更迫切的要求，更大胆的举动，更出格的卖国行径！况且，连汪精卫、周佛海等当权派都甘当卖国贼，他们这些昨日黄花、非当权派，又有什么顾忌呢？
但是他们没有！曾经是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在日本人要求出山时，“闭门不出”，婉言谢绝。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在日本人安排的宴席上义正辞严地说：“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是日本无条件从华北撤兵；二是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三是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手。”并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可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曾经的总理段祺瑞被日本人盯上，想让其组织华北伪政权，他最终以69岁之躯到南京并慷慨陈词：“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背着“贿选总统”恶名的曹锟则在河北省伪省长来访时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
这些湮没在历史深处的细节让人感慨颇多。在许多人盲目叫嚣“中国灭亡论”、甘愿变节投诚，组成最大最无耻的庞大的汉奸队伍时，作为“反动透顶”的旧军阀头领，作为最有可能迈出堕落的可耻的一步的他们，却在民族危亡时刻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不当民族败类！这最后的试卷，不仅保住了他们的晚节，也从另外一个层面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与操守！试想，如果这些“人民的敌人”的晚年生活没有被披露出来，那么他们是不是就一辈子背上了阻碍历史进程、误国误民误子孙的骂名？
庞大的汉奸队伍是我们心中深深的耻辱永远的痛，它集中暴露了我们这个民族因长期闭关自守、安于现状、委曲求全而形成的深层次、集体性、无意识的民族劣根性——奴性。有时候我想，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其实有一点最为关键：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让近百年来屡战屡败、屡遭欺凌的国人，让一度沉沦、自甘堕落、任人宰割的国人，让早已失去羞耻心、没有战斗力的国人，重新鼓起了勇气、激起了热情，重新恢复了尊严、挺直了脊梁。
但除了国共两党的同仇敌忾、抗日军民的浴血奋战外，那些在晚年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的过时的“大人物”的出色表现，那些另一种耐人寻味的史实，不仅使我们对“汉奸”现象产生新的认识，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暖色、人性的光辉以及民族品格的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