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杨泉麓，1949年生，山西万荣县人。20世纪60年代末投笔从戎，历任战士、干事、连队指导员、宣传科长、团政治委员、省军区组织处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大校军衔。现为宁夏杂文学会理事。
警惕官位买卖新趋向
近年来，官位买卖的恶性案件屡见报端，已成为难以根治的社会痼疾。日前，中纪委、中组部又通报了7起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卖官买官的典型案例，其性质之恶劣、手段之卑鄙足以令人震惊且愤怒。卖官买官，自古有之。从“官帽批发商”山西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到形成“卖官腐败链”的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从“三贪书记”（贪权贪钱贪色）的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到被百姓称为“卖官书记”的陕西省商州区原区委书记张改萍。他们买卖官位的罪恶行径，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贪官李林甫、严嵩、和砷之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呈现出种种新动向。其一，官帽批发公开化，买卖价格越飙越高。“要想富，动干部。”成了贪官们牟取暴利、发家致富的“秘诀”。张改萍利用书记职权，公然受贿106.9万元，先后卖出27顶“乌纱帽”。杨松泉为让手中的官帽换得更多的利益，竟然明码标价，一般局长二三十万，而一些关键部门局长的位置则是60万、80万，有的甚至竞争到100万元。杨在上蔡县任职5年间，共调整干部约700名，估计卖官收入可达1000万元左右，约占全县2005年财政收入8369万元的36%。
其二，官位交易合法化，买卖手段越来越隐蔽。假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之名行卖官买官之实，为肮脏的官位交易披上程序化、合法化的外衣，使其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张改萍就是干部制度改革的受益者，她在卖官过程中，谙熟运用人事制度改革的“手段”，实现其卖官鬻爵的目的。区纪委副书记陈某想当教育局长，借了30万元送给张改萍，张认定陈某在区上人头熟，便通过搞“民主推荐”，在民主推荐会及区常委会上，带头投了一票，最终让陈某如愿以偿。其三，官位交易程序化，买卖过程越来越严密。武保安在山西翼城主政的短短8个月期间，玩弄权术，大肆卖官索贿，先后29次非法收受贿赂88.8万元。其卖官有固定“程序”：先大造舆论，游说索贿；再选择时机，论钱定官；然后，圈定名单，授意组织部“履行程序”，环环相扣，步步衔接，使个人行为堂而皇之地变成集体决策，疯狂牟取卖官暴利。
其四，官位经营标准化，买卖市场越来越庞大。在贪官卖官买官行为的影响下，一些干部也上行下效，一方面向上出高价谋求官位经营权，一方面向下敲诈索贿，通过收取下级官员的贿银来弥补亏损，层层横征暴敛，级级行贿受贿，形成了可持续的现金流，从而使卖官买官从一种偶然交易逐步演变为标准化交易市场，最终形成了“卖官腐败链”，马德受贿案就是明证。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干部均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还牵涉出国家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该省人事厅原厅长赵洪彦等重职高官，称之为“新中国最大卖官案”。
这些腐败案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贪官们一边收钱，一边卖官，有的甚至还能不断升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县委书记岗位沦为腐败的“重灾区”，“一把手”假改革、真卖官，把买官卖官“交易”程序化、合法化，表现出极大的贪婪性、疯狂性和危害性。这不仅说明了反腐倡廉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也充分暴露出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存在不够完善、亟待改进的地方，进一步敲响了对“一把手”放权过大、监督乏力的警钟。
人事任用是党务、政务工作的核心之一，吏治腐败乃腐败之首，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改革发展事业的成败。我们一定要加大遏制官位买卖的力度，要严格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政策、法规和制度，增强刚性，减少弹性，细化程序，减少漏洞，最大限度地把人事任免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交给党委集体和广大干部群众，大力压缩个人“运作”空间，从程序设计上预防人事腐败的发生。同时，要维护党的人事纪律的严肃性，不仅要追究卖官者的责任，而且要追究买官者的责任，还要追究“庇护”贪官“做大”的领导和部门的责任，真正形成遏制买官卖官的有效机制。
有感于“处长根本不管厅长”
据报道，中国一些赴美挂职官员，常对外国“干部”的“当官之道”惊诧不已。譬如，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农业厅长和市场处处长一同出差考察，各住各的宾馆，各打理各的事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处长根本不管厅长”。又如，联邦高地市市长因家庭财政捉襟见肘，竟给色情俱乐部当兼职“看门人”，赚外快补贴家用。再如，纽海文市市长在为中国挂职“市长助理”任期结束的送行宴，竟然自己掏腰包在家中举办……这些在国外司空见惯的举动，在国内绝对被视为荒唐行为。“处长根本不管厅长”，一定是处长的脑子里进了水，神经有毛病。在中国，官职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待遇，代表的是一种地位与声望。下级不仅在工作上要为上级负责，外出也要为上级的起居食行负责，唯恐料理不周，惹恼上司。至于世界头等富国美国的市长因生活所迫而兼职当“看门人”，简直匪夷所思。虽说中国是经济欠发达国家，还没有听过哪一位市长因生活所迫兼职干一般老百姓干的事情。当然也有在企业兼职的，但绝非穷困潦倒，多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中饱私囊。由此来看，中国在其他方面与世界接轨或许是比较容易的，而在“当官之道”上接轨却需要一个漫长的阵痛过程。
其实，中外在“当官之道”上的不同，除了当官理念上的差异外，法制上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处长根本不管厅长”，之所以能够成为无意识的惯例，是因为美国的“处长”认为：自己对工作负责、对岗位负责，就是对上司最大的负责，鞍前马后的事，并不属于自己的职责。联邦高地市市长尽管尊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一把手”，可每月工资只有600美元，假如他想把自己的薪酬涨到1000美元，需要全市市民投票表决。至于设家宴招待任期结束的外国“市长助理”，是因为按照美国有关规定，在外公款请客超过9美元即视为行贿……面对这些中国赴美挂职官员亲身经历后揭示出来外国“干部”的“当官之道”，我们不能不为外国官员维护执行法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和自觉性而由衷敬佩。这无疑对我们加强国家公务人员队伍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步确立，与世界接轨已成为中国生存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当然，中国基本国情、社会制度、官场文化等决定了“当官之道”与外国差异很大，我们不能简单刻意要求与世界接轨。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借鉴外国“干部”的当官理念，以及为官之道、治官之法中先进积极的成分，特别要破除偏重于国家公务人员姓“社”还是姓“资”阶级属性的争论，而忽视公共权力为民众服务本质特征研究的思想误区，建立当官、为官、治官的有效机制，以彻底根治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为官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