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邕漓行》，郭沫若诗集。这本书仅有11个页码，是我所见书中最薄的了。这本书在旧书摊能吸引我买下它，缘由是，我颇欣赏郭沫若狂放不羁的书法。
闲时再翻，已超出书法鉴赏范围。
书的大小酷似现代的“口袋书”，规格为787×960毫米。但与流行“口袋书”又不同，书的印装均系古书排法，自建国伊始以我的陋见，颇为难得。以古书之法印装，自然是书背在右，书口在左了，封面底色如书画裱装的绫子，几何图案，浅绿色。书名题签系作者本人，并有署名和阴文图章。此不足道，惊异的是作者题签书名以宣纸另行印刷，然后再以规定位置粘贴于封面，此在新中国图书史上应为罕见（仅指正规印刷品）。装订以细丝绳凿四眼均匀缝之，的确古色古香。扉页有书影四面，系郭沫若诗词手迹，印制清爽，宛如真迹。内页均仿宋体，略见编辑之偏爱了。书眉留白极宽，天高地阔，方寸之间见大气。封底与封面色同。
版权页置书后，亦竖排。除书名与著者之外，有出版者、发行者和印刷者。此书为1965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印数为45250册，以当时经济实力衡量，发行量不可谓不大。但是经文化大革命“洗礼”之后，此书是否存留人间几何，就不得而知了。
此书正文录郭沫若诗词二十五首，皆系作者1963年3月游历广西名胜古迹的作品。附录部分有作者1938年~1939年抗日期间的几首诗词。以今人之目光，再对比1963年之作与1938年之作，情怀抱负、语词优劣一目了然。但是，人是历史时间中的产物，在某个历史阶段，人的思维定势必与其所处的历史氛围相适应，谁也不可以超越历史的空间，无论是圣者或凡夫。郭沫若1963年3月游历的广西，虽然他对名胜古迹以历史大学者的身份去品味或鉴赏，但终究脱不了所处时代的羁绊。如《在南宁看美协画展》之诗，云：“时代精神饱，地方色彩浓。能师大众者，敢作万夫雄。”无论诗文与意境以如今来看绝不似大师之手笔。在《武鸣纪游二首》中，其第二首有句为“公社双桥好，灵源近可求”。如无注释，读者很难理解怎么人民公社只是“双桥”好呢？一看注释，方解，原来“双桥公社附近有灵水，水至清，夏凉冬温，为武鸣名胜之一”。把政治概念的“双桥”与“温泉双桥”揉为一体，真是政治家须臾离不开政治的写照。二十五首诗词中歌颂“大跃进”的词句在颂风景中也嵌入了些许，这也略见郭沫若对政治的敏感，或换言之，作为政治家的郭沫若毕竟是政治家，非凡夫俗子。与1963年前的“三年自然灾害”一联系，读郭诗竟如入桃源盛世，那千万人的死亡在他的笔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抗日战争中的郭沫若很见英雄气，仅读其诗亦可鉴之。如1938年12月作的《舟游阳朔二首》，诗为“暂把烽烟遗物外，此游我足傲东坡”。真是一股豪气可与太白等量齐观，何论东坡？再有，《为“救亡日报”响应义卖作》（1939年）更见气概不凡：“纾难家宜毁，临危命可捐。苟能明大义，何用惜金钱。”
也许是爱屋及乌的因由吧，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又翻阅了龚济民、方仁念编纂的《郭沫若传》一书，仅就诗中的两次游历背景欲作深究，可惜，也许此两次游历皆不属大事，作者均草草一笔带过，未作详细交待。虽如此，但我在文字中约略知道一点来龙去脉，不妨转述如下：
郭沫若1963年游历广西，缘自于他写郑成功的电影剧本。《郑成功》初稿完成之后，为了增加一些感性认识，郭沫若决定赴浙江舟山及福建厦门一带去实地考察。一路与夫人于立群访古问今，心意很畅，这样激发起郭沫若外出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的兴致，1963年他又偕同于立群去广西桂林、柳州、阳朔等一带游历，遂有《邕漓行》一书。但，《郭沫若传》的作者在书中称《邕漓行》为《广西纪游二十六首》，而《邕漓行》只有诗词二十五首，我疑惑另有版本。我非郭氏研究者，无郭的全集，只得存疑了。龚济民在书中也未提《邕漓行》版本，又是何故？也存疑吧。
1938年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是由战乱中于1937年年底自衡阳奔赴桂林的，待到1938年年底，赴重庆。此间抗战活动频繁，郭沫若身在抗战文化第一线，南来北往，自不待言，而《邕漓行》附录几首诗词，因是节录，无时间延续性，说起来复杂，非本文之宗旨。只解一件事，为什么堂堂正正的《救亡日报》还需义卖为生，郭沫若作诗纪念呢？原来是国民党政治部（陈诚主管）只给《救亡日报》每月津贴200元，这是难以为济的。而《郭沫若传》中未涉及义卖活动，当属疏漏之笔。
如今的传记，无传主年谱，很是不对，亦见治学浮泛之一斑。
此为闲话。而《邕漓行》无疑是书界的珍本，如有心人研究，或有新发现，我的水平也只能写到此，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