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杜再良，男，蒙古族，1963年出生，大学学历。有多篇作品散见于报刊，宁夏杂文学会副秘书长，现就职于银川市金凤区党委。
以革命的名义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重又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当年样板戏的名角儿又听到了久违的掌声，这掌声也许还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实惠。至于那位作家，似乎也深受启发，重新搬出毫无文学价值的四卷本《金光大道》，竟然轰动京华，70多元一套，人们排起不多见的长队竞相购买。新闻界拿出搅炒的功夫写道：“《金光大道》再放金光，”并称之为“非同寻常”、“耐人寻味的事情”。
这件“非同寻常”的事，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惊诧。不妨我们回顾一下。
港台歌手（我只较敬佩张明敏）初登大陆舞台时，凭他们三流的表演水平做梦也没有想到能让大陆年少的痴男怨女组成强大阵容的追星族。远算不上富裕的大陆，竟有大把钞票让他们俯拾而去。就在他们喜不自禁清点铜板的时候，可怜的孩子们还望着他们的玉照痴迷不已。还有港台的影视、武打、言情文学又何尝不是金戈铁马般横扫大陆呢？
如果说港台文化的浸入是源于我们的一种文化饥渴的话，那么“红太阳”现象又如何理解呢？几乎被人遗忘了的“文革”歌曲连同进口轿车的笛声，仿佛一夜之间铺天盖地充斥在市井之中。伟大领袖的圣像又一次大量印制出来，当作商品出售。出版商拍着鼓胀的钱袋乐不可支。“毛泽东热”把中国烤得滚烫。我个人也对毛泽东怀有崇敬之情，只是这“热”使我稍稍感到一点不安。
“耐人寻味”的事太多，如果某一天早晨你突然发现人们又扭动着“忠字舞”来强身苟命，请你不要奇怪。
也许我们应该对这诸种文化现象好好“寻味”一下，那么就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干脆再深入一点吧。
我们习惯于向后看。“老子先前阔多了”是一种，别看我现在不行，曾也风光过呢。这是堕落志短；怀恋过去又是一种畏惧眼前的困难和挫折，这是衰老绝望。我们到底在怀恋什么呢？巴金老人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是否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呢？
我们常常莫名其妙地发“烧”。这里可以举出一大串“热”病的症候：气功热，人人都想成为气功大师，见面就给你发功，看穿你的五脏六腑，最后走火入魔；呼拉圈热，老妪、儿童一起摆动腰身；萨特热，对存在主义一知半解就想死了才过瘾；弗洛伊德热、吉他热、君子兰热、红茶菌热、下海热……“热”的特点是来去匆匆，所以难成气候。这完全是一种从众心理、求同难存异的心理，这是一种文化不成熟的表现。
我们有煌煌几千年的文化史。但是，封建文化在沉重而漫长的喘息中走向它的尽头时，我们既没有像文艺复兴那样继承古典文化清洁、纯明、高贵的血脉，又没有开创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张扬个性、创造性的资本主义新文化；既没有理性冷静严肃的审视，又没有感性热情奔放的拥抱。火山爆发后，肥沃的火山灰没有成为新的文化生态的养料。而只有在批判继承、开拓创新中才能造就丰厚、幽深、成熟的文化新生态。
极“左”的社会主义文化没有培养雍容通达的气度，也没有精致的文化营造。政治鼓噪下文化的虚假繁荣和畸形膨胀的另一面，是民族优秀文化的摧毁。我们没有宽容的学习吸收，固执保守的横气和盲目服从的奴性，这两极是相通的。在这种文化幼稚病中，什么样“耐人寻味”的事情不可以发生呢？
刚刚从政治胁迫和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文化，很快滑入了市场的大淖。市场可以给经济带来活力，可以把物质生活引入丰润的境地，但能给文化带来真正的繁荣么？几十年来，由于我们的文化缺乏精致的营造，由于民族文化心理的不成熟，商品经济便为文化的堕落提供了条件。高雅文化作为商品，决定它命运的是大众的精神品位、审美水准和消费胃口。而大众的精神品位又依靠高雅文化来提升，这是一个怪圈。市场也许可以使文化显现出五彩缤纷的光斑，但这如同水面上浅薄而华丽的油层，浮躁不安的油层下面正翻动着腐臭的泥浆。我不赞成把文化完全投掷到市场的大海之中。多少代人精心营造守护的高雅文化——这朵绽放的文明之花很脆弱，经不住苦咸的海水的浸泡，经不住无底物欲的挤压，经不住功利的漠视和轻慢。
物质消费追求精品、追求物美价廉，文化消费中，精致高雅却难敌粗陋和世俗。在以商业性和消费性为特征的市场中，文化的雅与俗很难沟通，很难平衡。于是，各种粗陋的文化产品便充斥市场。粗制滥造、低级无味的印刷、音像、影视作品污染着社会。一些“文化人”为了利润为了票房便去迎合、去媚俗。艺术创作在为满足一般小市民的娱乐需要，剧院变成了游艺场，高尚的精神需求沉眠心底，一切都成了寻求刺激的对象。高雅文化和艺术在大众胃口的咀嚼和筛剔中陷入窘困的泥淖之中。曾经呼吁到全国人大会议的中央乐团，这个国际一流的艺术团体，在粗陋文化的冲击下，经费不足、人才流失，现在已很难组织起国际水平的交响音乐会了。我不明白，我们有着庞大的公款消费的记录，为什么不能支持保护这个小小的但对民族十分重要的乐团呢？我们还能拿什么来代表中国的艺术水平呢？
我们呼唤崇高，追求高贵——心灵的而不是身份的高贵——暴发户们以不太高明甚或不很光彩的手段赚来大把的银子，又拙劣地用金钱来堆砌装扮他们梦寐以求的贵族气派。然而，心灵的高贵，需要广博的文化浸染，需要高尚的道德熏炼，需要艺术的圣水来滋养。而人们，在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中，大口吞咽着奶油般甜腻平滑散发腐气的“酒吧文化”，市井习气的脸上，便永远是一副迷惘——什么都没劲。
只有优秀的文化才能给民族心灵注入高贵优雅真诚的气质，才能振作积极向上坚毅团结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要走出文化消费的这个怪圈，就需要政府高瞻远瞩的扶植和支持，需要文化精英的鼓吹和示范，需要大众对高雅文化的热切归向。
在文化无奈的叹息中，我们仔细一听，就会发现，我们真正失落的是一种人文精神，是理想和信仰。我们没有认真地关注过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没有深入地思考与探索人类命运和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神圣的历史使命，悲壮的历史意识和人类终极理想变得陌生模糊。我们更多地关心着现实利益。我们何时有过真正的信仰和终极关怀？人们一边索取世俗利益，一边忙忙碌碌造神和膜拜，唯独没有真正的安妥慰藉灵魂的信仰，在极左、浮夸冒进的年代，共产主义也被描绘成完全世俗触手可摸的图景。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嘲笑这些世俗的追求，但绝对不能把它安置到信仰的位置，信仰应该是更深邃的哲学沉思和终极关怀。形而上降低为形而下就会破坏高洁的文化生态。
现在，在面对日益强大的市俗文化的抗争中，我们应注意到这么三个人：
张承志，在理想主义的呐喊中，借助宗教来完成对清洁的绝对的精神操守的皈依，并以笔为旗，凌空树起了一面孤傲的思想大旗。
史铁生，“他的精神圣战没有民族史的大背景，而是以个体生命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全人类永恒的纯净和辉煌”（韩少功语）。
余秋雨，在丰厚的文化感悟和悠长的历史深思中，“走出喧嚣的闹市，去寻找远年的灵魂……长途苦旅，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探寻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
他们孤独地行走在荒芜寂寞的精神旅途，灵魂经受着一次次的洗礼。他们不充当精神导师，只想以自己的信仰给世纪末涂抹一点亮色。他们的空谷足音在喧闹的尘世，却显得那么寂寥和悲壮。拥挤散乱的人群正埋头在沙滩淘金。为了淘得几粒金沙，人们连生命甚至自尊都不曾顾过，还能留意那几个忧天悯人的痴子的呓语么？
玛雅人消失了，神奇的玛雅文化却如同一只巨大的惊叹号直落今天，我们只是景仰、倾慕、揣度它。匹夫不可夺志，肉体可以消灭，但是，民族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却无法征服。纳粹的暴力和日耳曼种族的履带碾压过多少国家的疆界？轧碎过多少异族的躯体？最后它连最弱小的民族也没有征服。
大概是在9年前，有部电影《日本岛的沉没》，几乎在电影界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然而却给我留下了挥抹不去的深刻印象：日本诸岛在一次不可思议的大地震中渐渐沉入太平洋海底。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亡国啊！大和民族的精神却在四海遣散的日本人那熠熠闪光的眼睛里，坚定地折射出来。这样一个民族是很难摧毁的，因为他们有精神、有信仰，有统帅民族心灵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