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颁布过《圣谕十六条》，要求人们：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圣谕十六条》旨在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稳定，雍正深知其重要性。为了起到更好的教化作用，雍正二年（1724），命人对这十六条逐一详解，汇编成《圣谕广训》，颁行于天下。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圣谕广训》似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雍正三年，江南发生了几起大案，如汪景祺、查嗣庭案，摊丁入粮运动，都是浙江士人与江南士人相互勾结的产物。这使雍正大为恼火：“恩德所不能感化者，狼子野心聚于一方”，就遣派光禄寺卿、河南学政王国栋为观风整俗使，到浙江查查风俗，命他“应劝导者劝导之，应惩治者惩治之”。
王国栋到任后，到处召集文人到孔庙内，宣讲《圣谕广训》的宗旨。后经吏部左司郎沈近思的归纳，整理出风俗十事，有助于改良江南科考不正之风，雍正认为切中时弊，准许推广。
除了浙江，雍正在全国各地都曾派出过观风整俗使。湖南曾发生过曾静案，雍正认为此地“风俗不端，人情刁恶”，派观风整俗使；广东盗窃案多有发生，雍正认为此地“民俗犷悍”，也设置了观风整俗使；西北常年有战事，陕甘人民屡受战争之苦，不满情绪屡增，雍正便派遣观风整俗使，“笃尊君亲上之义，消亢戾怨怼之情”，加以抚慰。
为了加强教化，雍正七年（1729），下旨令在全国乡村设立乡约，宣讲《圣谕广训》。乡约规定，凡大乡大村，地方官都要于生员中挑选一人充当约正，从耆民（德高望重之人）中挑选出值月三四人，他们共同向乡民宣传《圣谕广训》。值月宣读《圣谕广训》，约正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便于老百姓都听得明白，若有人听不明白，可以随意向约正和值月提问。此外，约正和值月，分别有两种簿册，在宣讲《圣谕广训》的同时，一人记录乡民的善行，一人记录乡民的恶行，奖励善行，惩治恶行，奖惩分明。
全国各地对乡约一事都非常重视，每逢宣讲，地方官和当地的绅衿都聚集一堂，敲锣打鼓，甚是隆重，这还只是一般州县的排场。若是在省会，宣讲仪式更隆重，届时，公堂之上设香案，文武官员都穿着蟒衣，全部到齐。大家先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再赴宣讲所，请司礼生宣布讲解会议开始，然后是宣讲人焚香跪拜，这才登上讲台。最后，司教老人跪着宣读《圣谕广训》，司礼生宣布开讲，宣讲人这才开宣读和解说。在宣讲的过程中，所有人全部站立，认真地聆听。由此可见，雍正对《圣谕广训》的宣传力度非常重视，最大限度地将圣谕内容传输给民众。
《圣谕广训》和观风整俗使双管齐下，民众教化的效果非常明显，在整个雍正朝，善行义举特别多。如雍正五年，有一个农夫在驱车送粮时，在路上发现了别人丢失的元宝，立刻交给地方官员，雍正不但重赏了这个农夫，还命人“将此事通晓八旗，谕令知之”。雍正六年七月，河南孟津县人翟世有在路上拾到一百七十两银子，交还给了失主，当地官府为他送匾立碑。雍正知道后，还亲赏给他银一百两，并授予七品顶戴。
这样奖惩分明，树立教化，各省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路不拾遗遍地开花，民风焕然一新。百姓们做好事，物质奖励、精神鼓励都有，官员教化有功，也成了政绩考核的一部分，直接关系着其仕途命运，自然也很卖命。
为了鼓励官员们的带头作用，雍正还规定，文武百官必须遵守官场礼仪，按品级规定戴素珠，穿马褂，进膳食，用座褥，放引马，“随便用素珠、踢缨、导马，都是不应该的僭越，因令八旗大臣、步军统领、都察院严行查核，对违犯者即行参奏。”此外，雍正还命九卿分别为满汉职官和兵民制定婚丧礼仪。
此外，雍正还鼓励百官在各处兴办福利事业，将多余的钱财捐助给无生活能力的人。如雍正二年（1724），他就亲自在北京彰义门外建普济堂，收养社会上无所依靠的老人、无以为生的病人。还扩充了北京广渠门内的育婴堂，政府每年拨钱，京中贵族、官僚、士人和有钱人也纷纷慷慨解囊，收养弃婴。在中央的积极鼓励下，各地方也纷纷效仿建设各种善堂，实现雍正所提倡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民风淳美与否是衡量一个社会社会治安好坏的标准，也是一个时代政治好坏的标志。雍正在全国各地展开的这场严肃而隆重的“正人心，厚风俗”整风运动，在提高社会风尚、改良社会风气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整顿民风的同时，雍正在促进民族融合方面也颇有建树。
清军入关后，西、北边疆的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纷纷同清政府建立了政治经济关系，加上庞大的汉族，满洲人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没有正确的民族政策，难保国家不发生动乱。
以回民为例。清朝是满族人的江山，汉人被满族人统治，旗人欺负汉人的事情时有发生。但也有一些汉人，一方面取悦于满洲贵族，一方面又将其他少数民族视为异类。
如，雍正七年四月，川陕总督岳钟琪启奏，回民对朝廷颁发的宰牛之禁有怨言，他们“自言一教，异言异服，悍强刁顽，肆为不法”，询问雍正是否“防微杜渐”。岳钟琪对回民的偏见，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心态。
相较之下，对于回民问题，雍正的立场就客观得多。他说：“直隶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俱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客以异视也。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亦犹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则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只从俗从宜，各安其息，殊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则回民之有教无庸其置议也。”令地方官不得有偏见，而应像一般老百姓一样管理，惩恶扬善；同时也令回民不要以回民自异，也应服从国家应有的法度。
其实不止承认回民宗教信仰、语言服装的合法性，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无论哪个民族，雍正都态度分明。他认为只要服从政府的统一管理，就都是“国家之赤子”，只有那些不服从统治的人，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还是其他民族，都是“作奸犯科”之人，国家的法度不以民族区分，以行动、政治态度区分，这样避免了产生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