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从政治制度、组织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称皇帝、禁谥法，废分封、设郡县，封泰山、禅梁父，以此来神化、圣化自己的权威，证明秦政权的合法性。但要想统一好原来的六国，光做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战国七雄”若从西周初年的分封诸侯算起，已有800年的历史，而后来又各自作为一个诸侯国，各国之间在货币、文字、度量衡、车轨等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如今秦国虽将六国统一，但若这些制度不做改革，这些地区之间将无法交流、沟通，那秦国还是无法有效地统一天下。所以，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当年，便颁发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等有关统一制度的法令。
“车同轨”、“舆六尺”是秦始皇颁布的统一制度的法令之一。“轨”是指车两轮之间的距离，战国时代各国的车轨距离并不统一，秦始皇颁布法令规定两轮之间的距离以六尺为度，这就使统一后全国的车辆在车宽上有了统一的规定，这个规定对于驰道上车辆的行驶无疑要方便很多。
车轨统一后，驰道的修建也有了标准。秦始皇在统一后修建了很多道路，以咸阳为中心遍及山东六国的多条“驰道”，以及联系边境地区的“直道”、“五尺道”、“新道”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大大便利了秦国的交通事业。
中国古代的文字有着长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在商朝和西周时期，中国的文字本来是统一的，但后来各诸侯国长期分裂割据，各国之间乃至于一个诸侯国内部的文字在使用上出现了变异，同一文字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写法，即“文字异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字在战国时期的山东六国中就有九种不同的写法。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文字的混乱给文化交流带来了麻烦，书写上的不统一，成为书面交流的最大障碍，更重要的是文字不统一，秦始皇所下达的各项政令就无法得到贯彻执行，而政令得不到贯彻执行，那得之不易的江山就无法守住。所以，政令统一、巩固江山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根本目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发布了“书同文”的法令，规定全国以小篆作为统一书体。东汉的许慎在著作《说文解字》的序中写道：“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段话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罢黜了不和秦国文字相同的文字；二是命丞相李斯、中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写了三部标准的字书《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并将这三部书颁布到全国，作为全国百姓学习统一文字的标准。虽然这三部书已经全部失传，但从李斯所写的琅琊石刻上的字来看，小篆非常漂亮，像画画一样。
小篆是秦国在统一六国之前就使用的文字，小篆从大篆演化而来，比大篆更加整齐和定型化，线条也更加简单、均匀，比大篆更加容易书写。而六国文字比大篆还难辨认、书写，所以小篆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字，秦始皇也是基于此将小篆作为全国通行的文字。李斯等三人所书写的三本标准文字的字书，实际上是对秦国早已通行的小篆的一次整理和规范，使得小篆更加容易书写和辨认。
虽然史书记载小篆是秦国统一后规定的通行全国的标准文字，但后来出土的大量秦简上的文字并不是小篆，而是隶书。于是有人怀疑秦始皇当时推行的标准文字是隶书，而并非小篆。
其实，隶书在秦统一六国前已经在秦国国内流行，它是一种比小篆更加简便的字体，在开始时，隶书与小篆并无多大区别，可以看作是一种比较草率和不规范的小篆。由于隶书比小篆更容易书写，所以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成为民间流行的书写文字。
隶书与小篆的不同之处在于，小篆笔画复杂，但写出来华美、漂亮、整齐，而隶书笔画简洁，把小篆的圆转笔画改成方折，书写效果略微宽扁，讲究“蚕头燕尾”。由于秦始皇个人完美主义的倾向，因此他选择了更为美观的小篆作为通行全国的标准文字，但文字更加讲究的是实用性，所以普通百姓更加倾向于使用隶书，这也是为什么出土的秦简大都为隶书的原因，不过秦国的重要诏书都为小篆。由于小篆不够实用，所以在秦之后很快就消失了，也成为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最短命的文字之一。
文字统一便于各地区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统一的心理状态与文化，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主观动机虽是为了加强统治，便于政令执行，但客观上也为中国文化和文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还对此后中国的政治、思想乃至于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统一货币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经济领域推行的重大举措，统一货币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政治统治，为了建立与政治统一相匹配的经济体系，必须在货币政策上实现统一。在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不仅文字不同，而且货币也不相同，这就给秦始皇统治全国带来了非常大的不便。
虽然金属铸造货币在春秋后期就已广泛流通于中原地区，铜币在战国时期也已成为当时流通领域内的主要货币，但各国的铜币在形状、大小、轻重以及计算单位上很不一致，而且各国都有很多铸造货币的地点，这就使得币制更加不统一。当时各国通行的货币主要可分为四种形态：
一是布币，主要流通于三晋，即韩、赵、魏，形状像农具中的镈，是从镈这种农具在商品交换中演化而来。布币的种类很多，有形式比较原始的古布，有方肩、方足、圆跨的布，有圆肩、方足、圆跨的布等。
二是刀币，主要流通于齐、燕、赵三国，形状像刀、削，是从刀、削这种工具在商品交换中演化而来，种类有形状比较原始的古刀、较大的尖头刀、形制较小的方头或圆头刀。
三是圆钱，主要流通于秦、西周、东周、赵、魏沿河（靠近秦国）之地，有圆孔和方孔的区别，方孔出现较晚。
四是郢爰与铜贝，只通行于楚国，状如海贝。
货币的不统一使秦始皇深感即使政治已统一，若不能掌控经济上的统一，还是无法有效地统治全国，再加上战国中后期若干个经济区的出现使得货币的统一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所以统一货币势在必行。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达了统一货币的法令，法令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将货币的制造权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二是统一通行两种货币，即上币黄金和下币铜钱。上币黄金规定以“镒”为单位，一镒为二十两。下币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并明确铸明“半两”二字，俗称“秦半两”在发布这些法令的同时，秦始皇下令废除了秦国和六国原先的币制。《史记·平淮书》中记载了这一事件：“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将货币的制造权掌握在国家手中是国家巩固统一的重要措施，秦始皇规定只允许国家发行货币就将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这一决定是非常英明的。相对于统一文字来说，秦始皇统一货币是非常成功的，这一举措使战国币制的混乱局面立刻得到了有效控制与规范，消除了全国各地区之间在币制上存在的严重不统一状态，减少了货币流通中不必要的换算，有利于商品交换和经济交流。
货币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主要是改革后的货币更加实用，易于携带，“内方”便于穿串，“外圆”不易磨损，而且“内方外圆”的圆形货币与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相契合，所以秦国的货币形制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
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在经济领域采取的另一项重大措施。度量衡是三种量具，度用来量长短，量用来量容器，衡用来量重量。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非常混乱，拿尺子来说，洛阳出土的金村铜尺长23.1厘米，安徽寿县出土的楚国铜尺长22.5厘米，长沙出土的两件楚国铜尺长分别为22.7厘米、22.3厘米。由此可见，战国时期不仅各国之间的尺子长度不一，就连同一个诸侯国的尺子都不相同；战国时期各国的量具名称和大小也不一样，魏国的量制以益、斗、斛为单位，齐国的量制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各国的衡也不尽相同，赵国的衡制以镒为单位，楚国的衡器是天平砝码，以铢、两、斤为单位。
度量衡的不统一使得商品交换因为难以换算而无法顺利进行，而且由于各地方度量衡标准不同，其赋税收入也就显得不均、不公平。所以，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加强统治必须要做的事。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秦国以秦制为基础，颁发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秦始皇最终统一了全国度量衡。
推行统一度量衡制的具体措施是，将秦始皇的诏书刻在由国家制造的度量衡的标准器和日用器上，秦代度量衡器具的测算标准为：一尺为23.1厘米，一升为201毫克，一斗为2010毫升，一斤为256.25克，一石（120斤）为30.75千克。
秦始皇颁布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和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的法令，都是为了巩固刚刚诞生的秦帝国。这些法令不仅在当时是积极有效的，而且还对完善和巩固君主专制制度乃至于中国此后的历史发展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