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以来，大多数学者在对东方文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武断地把科学看作是西方社会的专利品。以致于长期以来，学术界“欧洲中心论”一直占统治地位。尤其在《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导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赤裸裸地表白：“只有在西方才出现过具有普遍意义和确定性质的文化形式。”当时，即使中国人也极少写自己的科学史，这个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1）在传统的学术界里极端重视文学研究，而没有注意到中国的科学是有它自己的历史的，也没有感到写一本科学史是非常有意义的。（2）现代中国自然科学家有他们一定的不利条件，他们一开始便由于必须掌握至少一种欧洲语言而耽误了几年，之后又忙于赶上最新的发展，以致他们没有很多时间来思考他们自己的科学史。（3）有些中国人最初曾被欧洲国家的军事和政治优势所迷惑，以致认为造成这种优势的欧洲科学技术传统似乎是无可匹敌的。真的，把科学称之为“西洋科学”。就连中国人也觉得中国只有发达的人文科学，而自然科学则都源于欧洲。50年代初，爱因斯坦的一封信更助长了这种风气。他写道：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1961年7月，牛津大学召开科学史讨论会。国际著名的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济济一堂，讨论科学改变的构造问题，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智力和社会条件。会上，李约瑟批判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这种观点，他指出：“非常遗憾，这封肖伯纳式的信，以及其一切轻率的笔调，现在却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本人本应率先承认，他对中国、古印度、阿拉伯文化的科学发展（除对它们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点外），几乎毫无所知，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大名不应被提出来作为证人。我觉得，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同意所有这些评论的。”李约瑟又指出：无论是谁想要解释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原因，那他最好是以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未能发展商业的以及后来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入手。不论西方的科学史家怀有什么个人偏见，都必须承认15世纪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没有宗教改革就无法想象文艺复兴，没有近代科学的兴起就无法想象宗教改革，而没有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封建主义的衰落与消亡，就无法想象这一切。我们好像是处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处在一系列变化中，对这些变化的分析还几乎没有开始。
在第二届科技史大会上苏联科学家赫森的研究方法震撼了李约瑟。从此，将科技的发展同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状况联系起来，就成为李约瑟的基本研究方法。他认为我们是处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处在一系列变化中”。分析科技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论证历史上东亚文明尤其是中国古代文明曾远远领先于西方，近代中国社会阻碍了科技的发展，不仅给“西方中心论者”当头一棒，而且证明了中国人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聪明富有智慧，中国的发展也似乎并不需要所谓的全盘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