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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唐玄宗五幸洛阳

唐玄宗李隆基是睿宗的第三子,垂拱元年(685)八月生于洛阳。生母窦氏被武则天所宠幸的户婢韦团儿诬陷为搞巫术活动诅咒武则天,长寿二年正月初二(因十一月建正,故而此日应属692年),在东都嘉豫殿朝拜武则天后遇害。尸体秘密埋入宫城中,人们不知道具体的处所。睿宗当时是皇太子,不敢在母亲面前流露出丝毫不满情绪,居然装得容止自如。睿宗即位后,因玄宗立为太子,追谥窦氏为昭成皇后,招魂葬于洛阳城南,陵墓称为靖陵,还在长安立了一所仪坤庙以享祀。后来,祔葬于睿宗桥陵(在今陕西省蒲城县),迁神主于太庙。

玄宗登极后,一共五次巡幸洛阳。他所下《幸东都制》说过:“三秦(长安)九雒(洛阳),咸曰帝京,五载一巡,时惟邦典。”他巡幸洛阳的时间少数因事提前,多数情况下恪守定制,间隔五年。他首次幸洛,在登极五年后的开元五年(717)正月,驻守将近两年才回长安。这次,他主要清理武周政权的遗迹。他毁掉了武则天当年假借所谓瑞石而建置的拜洛受图坛、碑及显圣侯庙;因明堂不合古制,而且穷极奢侈,俯临宫掖,下令恢复为乾元殿,作为皇帝处理国家大事时临御的正殿,冬至、元日受朝贺以及季秋大享,都改在圆丘举行。他还为当年举事反对武则天篡权、失败自杀被枭首洛阳的宗室越王李贞平反,封了一位宗室子弟为嗣越王以继其后。秘书监马怀素奏称东都机构中的书籍散乱讹缺,请选学者校勘,玄宗于是搜访佚籍,选吏缮写,命尹知章、韦述等二十人勘正,以左散骑常侍褚无量为使,在乾元殿前编校群书。同时,玄宗还在洛阳处理同东北方民族的关系。奚、契丹已经内附,二族所占领的州县归还给唐朝,玄宗恢复在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西)的营州都督府建置,封一位官员的女儿为固安公主,嫁给奚族首领饶乐郡王李大酺。契丹族首领松漠郡王李失活来洛阳朝拜,玄宗以宗女为永乐公主嫁给他。玄宗还下令各州举荐隐居不仕的高人,并亲自召见嵩山处士卢鸿,拜为谏议大夫;但卢鸿不乐仕进,固辞官职,还山隐居。

玄宗第二次幸洛于开元十年(722)正月启程,直到次年正月北巡山西后返回长安。他在洛阳,下诏册封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郁干(一作于)在李失活死后继任松漠郡王,并以余姚县主的女儿慕容氏为燕郡公主,同他和亲;还册封奚族首领饶乐都督李鲁苏在其兄李大酺被契丹杀害后继任饶乐郡王。玄宗把乾元殿依旧题为明堂,还为《孝经》作注,颁行各州县。

玄宗为了东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在长安驻守不足两年,提前于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第三次巡幸洛阳。一年后,他将封禅付诸实践,然后返回洛阳。直到开元十五年(727)秋,吐蕃、突骑施寇掠瓜州(治今甘肃省安西县东)、安西(治今新疆库车),西部战事亟待部署,他才由洛阳返回长安。玄宗这次在洛阳处理军国大事,依次有以下一些事:

开元十三年(725),玄宗亲自挑选大理卿源光裕等十一位有声望的京官到地方上当州刺史,命宰相、诸王、中央各部门长官在天津桥边为他们饯行。玄宗自书十韵诗,由宦官高力士颁赐给这十一位官员。这项政治改革五年前已在长安开始进行。当时,宰相源乾曜上疏,以为形要之家多任京官,贤能之士多任外官,太不公平;自己的三个儿子都是京官,请求外出两人。玄宗对他大加赞扬,号召文武官员向他学习,于是公卿子弟以京官出为外官者有百余人之多。这一次外出的源光裕,就是源乾曜的侄孙。御史台长官奏请:“武周时期的酷吏来俊臣、周兴、万国俊、索元礼、侯思止、王弘义、郭霸等23人,残害皇亲,构陷贤良,罪大恶极,子孙不许当官。傅游艺等四人,情节稍轻,子孙不许当皇帝的近侍之臣。”玄宗批准。玄宗在宫城中的集仙殿同张说等大臣宴饮,说:“神仙不过是虚构的说法,我不赞成。贤能才是国家的栋梁。我今天在这里同诸位贤卿宴集,应该将集仙殿改名为集贤殿。”他首次幸洛时,乾元殿东廊曾用来编校群书,因而称为乾元院,后来改称丽正书院。这时,他将丽正书院中五品官以上的学者任命为集贤院学士,不够五品者为直学士,由张说知院事。集贤院不仅是编修校订书籍的处所,还是制礼作乐的机构。

开元十四年(726),玄宗改封契丹松漠郡王李邵固为广化王,奚饶乐郡王李鲁苏为奉诚王,以从甥陈氏为东华公主,成安公主女韦氏为东光公主,分别嫁给二王。突厥和渤海遣使来朝,献方物。

开元十九年(731)十月,玄宗第四次巡幸洛阳,次年十月北上巡幸潞州(今山西省长治市)、北都(今山西省太原市),然后返回长安。玄宗在洛阳期间,组织民夫疏浚东都苑中那段洛水,毁掉皇津桥,与天津桥合为一桥。他以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李袆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率军袭击奚、契丹。信安王大破两族,玄宗登临应天门城楼接受献俘。

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月,玄宗第五次乘坐上东幸洛阳的车驾。初到洛阳,他遣使迎请恒山方士张果来洛阳,恩礼甚厚。张果自称已经数千岁,有神仙术,玄宗授以银青光禄大夫,号通玄先生。张果还山后即去世,好事者汇报为“尸解”,即像蝉蜕那样,蜕在而蝉飞,玄宗从此颇信神仙。当年夏季,玄宗率太子及群臣在东都苑割麦,并分赐群臣,用意在于让太子等人尝尝稼穑艰辛的味道,并参照鉴定派出视察民间收成的人所作汇报的虚实。契丹连年寇边,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节度使张守珪发兵讨伐。契丹牙官李过(一作遇)折自愿担当唐军的内应,乘夜勒兵杀掉契丹王屈烈和大将可突干,然后率众来降。年底,传首东都,高悬于天津桥南示众。随后的两个年份,新罗、吐蕃都遣使朝贡。玄宗本来预定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二日回长安,但在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洛阳宫“闹鬼”,就召见宰相们讨论西还一事。裴耀卿、张九龄认为秋收未毕,请稍缓时日。但李林甫说:“洛阳、长安,是陛下东西二宫,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何须选择时日。如果担心车驾返回长安,会惊动沿途百姓,耽误秋收,那就减免他们的租税好了。”玄宗大觉入耳,立即宣布回长安。

唐玄宗放弃巡幸洛阳

连续不断的巡幸,使玄宗不胜其烦。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决定第五次幸洛之际,他召见京兆尹裴耀卿,了解改善长安的供应问题。裴耀卿先强调长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不可动摇,是所谓“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变更)之所”。然后,他就改革漕运问题建议分段转运,沿途修仓,疏通河道。玄宗任命他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到次年八月,他主持在河口输场东边置河阴仓,西边置柏崖仓;三门东边置集津仓,西边置盐仓;又在三门北山修陆路十八里,车运以避中流砥柱造成的黄河湍险。这样,江淮漕粮经鸿沟输纳河阴仓,又沿黄河运到洛阳含嘉仓或陕州太原仓,进而经渭河运往关中。此外,其他人也对一些水道加以疏浚。经过这一改革,每年运入关中的粮食比唐高宗初年增加十多倍。同时,发展农业,增产粮食,开元二十五年(737)得以在关中推行和籴法(官府议价购买民间粮食),供应大为好转。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由洛阳返回长安后,再也不东幸洛阳了。天宝三载(744),他兴冲冲地说:“我不离开长安,已经十来年了。现在天下太平,我打算高居无为,把政事全交给李林甫,由他负责办理。”

安史之乱对洛阳的影响

安史之乱中的洛阳

唐玄宗主动放弃洛阳而僻居关中,也就不再观风省俗、维系东方了。这样,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我限制,自我孤立。放弃洛阳二十年,也就为国家的安定统一局面埋下了隐患。如果玄宗不曾放弃巡幸洛阳,当安史之乱爆发时,按照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当会较快得知消息,从而部署平叛活动。如果玄宗依然把洛阳作为控制东方的军事堡垒来加以经营,也不至于让几个不识干戈的文人充当留守官,守着一座缺乏兵力的空城,轻易地落入叛军之手。安史之乱不仅使洛阳在当时受到破坏,而且在后来还受到严重的影响。唐人李庾《东都赋》概括为:叛军“杀人如刈,焚庐若薙”;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时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这是说:安史叛军在洛阳,滥杀居民,焚烧房屋,就像收割庄稼一样净尽,清除野草一样随便;洛阳在太平时期是天下翘首向往的都城,动乱年代则化为一片废墟;世道清明,洛阳人安居乐业,优哉游哉,政治败坏,则过着悲惨的生活。那么,洛阳的盛衰就成了天下治乱的晴雨表。

安禄山是胡族出身的唐朝将领,身兼范阳(治今北京市)、平卢(治今辽宁省朝阳市)、河东(治今山西省太原市)三镇节度使,拥有的兵力、马匹数量为边将之最。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他假托奉玄宗密诏诛伐宰相杨国忠的名义,在范阳发动叛乱,率领所属兵士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族曳落何(假子)共十五万,长驱南下。这时天下承平日久,官军懈怠,缺乏训练,不具备战斗力,甚至铠甲武器封存在武库中,朽坏不堪使用。叛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逃窜,有限的抵抗极其软弱,无济于事。玄宗得知消息后,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到洛阳募兵以作抵抗。

东都留守李憕,偕同留台御史中丞卢奕、河南府尹达奚珣,安辑将士,完缮城郭,做遏止叛军侵逼的准备。封常清应急招募的壮丁,多是市井居民,未经训练,毫无战斗力,面临叛军铁骑奔突、飞矢如雨的架势,一个个胆战心惊,望风溃逃。封常清在洛阳上东门、都亭驿、宣仁门连遭惨败,急忙从东都苑毁墙西逃。李憕对卢奕说:“我辈担负着国家重托,即使明知力弱不敌,也要忠于职守,死而后已。”卢奕许诺尽力抵抗。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率叛军攻入东都城,杀死数千人,箭簇呼啸着,向宫城射去。李憕召集到残兵数百人,但都临阵溃逃,只剩下自己一人坐在衙署中。卢奕已派家属怀揣官印抄小路奔赴长安,自己身着朝服,端坐御史台中。安禄山派人擒拿二人,送到自己跟前。卢奕大骂不止,数落安禄山大逆不道,并环顾叛军,说道:“做人应当知道逆顺,我死不失节,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安禄山恼羞成怒,下令把二人杀掉。卢奕面不改色,镇静自若,行北面辞别君主礼,然后从容就义。达奚珣投降了安禄山,安禄山以党羽张万顷接替河南尹职务。

安禄山急于称帝,滞留洛阳,未及西行。唐廷匆忙部署平叛,加强了在潼关的防御。在叛军的后方河北道,平原郡(治今山东省平原县)太守颜真卿,联络堂兄真定郡(治今河北省正定县)摄太守颜杲卿,相与起义兵,互为犄角,切断叛军的归路,以纾缓其西寇之势。河北十五郡纷纷响应,皆归朝廷,兵力达二十余万。安禄山有后顾之忧,急忙派史思明杀回马枪。

次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以达奚珣为侍中。初八,史思明攻陷常山(真定郡),执送颜杲卿入洛阳。安禄山责问颜杲卿道:“你原先的职务仅仅是范阳户曹,是我奏请朝廷,让你当上营田判官,你才一步步升为光禄寺丞、太常寺丞和常山太守的。我哪一点对不住你,你要背叛我!”颜杲卿驳斥道:“你本是营州的牧羊羯奴,皇上提拔你身兼三镇节度使,恩宠无比,哪一点对不住你,你要造反!我家几代都是大唐的臣子,我岂能因为你曾举荐过我,就追随你造反。我为国家讨贼,恨没能杀掉你,这怎么叫背叛你?你这狗娘养的,何不快杀掉我!”安禄山恼怒万分,把颜杲卿捆在中桥的柱子上,节解处死。颜杲卿忍受着巨大的疼痛,破口大骂,直到断气为止。同时,他的幼子和一个侄儿,以及同事袁履谦,也以同样方式遇害。

六月中旬,叛军攻陷长安,搜捕到梨园弟子数百人,连同乐器、舞衣、舞马、犀、象等,一并送至洛阳。秋季,安禄山在东都苑的凝碧池旁同其臣僚宴集,音乐声起,梨园弟子悲不能胜,相顾落泪。乐工雷海清扔掉乐器,西向长安,痛哭不已。安禄山怒不可遏,把他捆在戏马殿前台,肢解示众。给事中王维在长安被俘,送至洛阳后关押在菩提寺中,听到这件事后,赋诗感叹,云:“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玄宗逃奔四川成都,其子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领导平叛活动。安禄山自叛乱以来,双目渐昏,终于失明,加上身患毒疮,脾气日益暴躁,对部下动辄毒打,甚至杀戮。他的阉宦李猪儿挨打最多,心里愤愤不平。安禄山欲以宠妾段氏所生子安庆恩为嗣,引起长子安庆绪的不满,遂与李猪儿等人谋杀安禄山。至德二载(757)正月初五夜,安庆绪一伙人手持兵器站在帐外,李猪儿持刀直奔帐中,猛砍安禄山的腹部。侍奉安禄山的下人吓得魂不附体,呆在一边不敢动。安禄山摸不着床头的佩刀,手摇帐竿喊道:“这必定是家贼。”片刻工夫,肠子流出,一命呜呼。安庆绪接替帝位。

十月,肃宗长子广平王李俶名义上任唐军元帅,副元帅郭子仪具体指挥,率领回纥族援军,继收复长安之后,前来收复洛阳。叛军大败,安庆绪从东都苑门仓皇逃向河北。回纥进洛阳后,径直进入府库收财帛,在市区、农村抢劫三天,所得财物不可胜计。百官受安氏父子伪署者三百余人,皆身着罪犯素服,悲泣请罪。广平王将他们送往长安处理。王维因写有上述诗表明政治态度,为肃宗所知,特予免罪。十一月,广平王、郭子仪由洛阳回长安,肃宗慰劳郭子仪,说:“我的家国,由卿再造。”为了经营河北,郭子仪又被指派还东都。乾元元年(758),肃宗以宗室虢王李巨为河南尹,充东京留守,征郭子仪入朝,同李光弼一道赴相州(治今河南省安阳市)抗击安庆绪。

乾元二年(759),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相州一战,官军失利,郭子仪被召回长安,李光弼代为兵马元帅,赴东都。九月,史思明引兵向洛阳逼来。李光弼动员东都留守韦陟率官属西入关,河南尹李若幽率吏民出城避乱,自己到洛阳北面的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组织抵抗。史思明入洛阳,城中空无所得,担心李光弼从北边来攻,自己不敢入宫,退屯白马寺南,以拒官军。史思明引兵攻河阳,损失惨重。上元元年(760)闰三月,他由白马寺移军入洛阳城。他派间谍放出风声,说:“洛阳城中的将士都是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击之可破。”唐廷信以为真,命李光弼等收复洛阳。上元二年(761)二月,双方在邙山交战。史思明趁官军未及列阵,率军突入其中,官军大败,死数千人,军资器械全部遗弃。三月,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掉,史朝义继称皇帝。

宝历元年(762),东京复称东都。十月,唐军和回纥再度收复洛阳。战斗在洛阳北邙激烈地进行,杀叛军六万,捕获二万,史朝义率轻骑数百仓皇东逃。回纥兵进入洛阳城,士女惧怕,躲到圣善寺、白马寺的阁楼上,回纥就纵火焚烧阁楼。回纥肆意抢掠士女、财物,死伤数以万计,几十天火焰不灭。同时,官军借口东都及东面和南面一带皆为贼境,大抢三月,残存人家荡然一空,只能以纸遮身。

銮舆西去不重巡

自从唐玄宗第五次巡幸洛阳返回长安,直到唐朝灭亡前夕唐昭宗被挟持到洛阳,唐朝诸帝迄未巡幸东都。这里的宫城由民夫加以维修,卫兵礼仪式地加以宿卫,但宫殿空空,大门紧锁,只有燕子在梁檐下筑巢栖息,蜘蛛在柱子间结网奔走。

乾元二年(759)十月,肃宗下制,声称自己要巡幸东京,亲征史思明,苏源明等群臣上疏谏止,认为大河南北尽为贼境,淮东江西又起叛乱,皇帝不宜东幸。广德元年(763),吐蕃利用唐朝平叛时出现的混乱软弱局面,深入京畿地区,致使唐代宗仓皇东逃至陕州。代宗一伙担心郭子仪功高难制,不想让他再次立下收复长安的赫赫战功,就下诏表示放弃长安,迁都洛阳,以避吐蕃。郭子仪为这一选择都城的举措深感忧虑,上疏先指出长安所在地关中地势险要,远非洛阳可比;然后描绘自己目睹的洛阳地区情况是:“东都久陷叛军手中,宫殿遭焚烧,残存者不足十分之一,留守官衙署也被破坏得连一根椽子都没有保住。都畿地区,不满千户人家,断壁残垣,荒田秽土,杂草丛生,豺狼出没。这里既没有粮食,又没有人手,怎么给皇上奉献膳食,怎么给百官提供住处?因此,恳请陛下回銮长安,再造邦家。”代宗表示立即返回长安。

宝历二年(826)正月,唐敬宗又提出要巡幸洛阳,宰相李逢吉和谏官接连上疏阻止。这位十七岁的皇帝孩子气十足,板着脸说:“我巡幸的主意已定,随从的百官、宫人都自备干粮,用不着百姓供应。”李逢吉叩头进谏道:“东都离长安不足千里,宫阙俱在,按时巡幸,本来就是先王制定的规矩。但是,巡幸要遵行礼仪,千乘万骑,不可随便减少,自备干粮,更是有失体统。当今战火未熄,边境不宁,恐怕巡幸成行,人心不稳。恳请陛下改变主意。”敬宗不听,派一位度支员外郎到东都察看宫城及沿途行宫。这时,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由治所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来长安朝觐,在延英殿奏事时对敬宗说:“国家设置两都,就是为了提供巡幸的方便。但从安史叛乱以来,巡幸不再施行。东都的宫阙以及六军营垒、百司衙署,多已荒废。陛下要巡幸东都,须稍加维修,一年半载修葺告竣,再提巡幸不迟。”敬宗说:“群臣都没有说到这层意思,光是一个劲地说不该去。照你这样说,不去也罢。”不久,河北跋扈藩镇上奏出丁匠一万,助修东都宫阙,实则别有用心。经裴度分析实情,敬宗最终打消了东幸的念头。

东都留守官和洛阳地方行政机构

东都留守官

洛阳既然是唐朝的东都,也就同京师长安一样,设置了一套中央衙署。皇帝离开洛阳时,委派官吏担任东都留守,统领这套衙署,保障其正常运作,并视情况的缓急,定期或飞速向皇帝汇报工作。唐玄宗之后,皇帝不再巡幸洛阳,东都留守成为常设职务,代表中央在洛阳主持日常工作。

安史乱后,东部不稳,东都留守往往兼任防御使一职。该职务通常任用文臣,其基本条件要求两点:一是忠诚可靠,便于驾驭;二是资深望重,临事有威。贞元元年(785),唐德宗任命贾耽为东都留守、都畿汝州防御使,所下制文说道:“洛阳是国家的东都,帝王按时巡幸的旧制久已不再遵行,因而任命留守,以治理、安抚一方。加上淮河一带治安不稳,汝河流域常出乱子,因而增设军营,屏障东都。责任既然如此重大,就要借重于忠诚可靠的大臣,派往东夏,总领众务,执掌朝章。贾耽就是这样的人选,希望能够统帅军队,安辑百姓,控制都城,贯彻纲纪,勤于职守,多做贡献,不要辜负了朝廷的重托。”长庆二年(822),唐穆宗任命韩皋为东都留守,制文也是同样的精神,说:“国家的州县,一半在东夏,帝王未能以时巡幸,因而委派东都留守坐镇洛阳。不是位高望重的大臣,则不足以寄予此项重任。”有时情况紧急,东都留守也会由武臣充任,韩皋之前的陈楚就是这样。当时,汴州(治今河南省开封市)发生兵变,赶跑节度使李愿,拥立一位牙将充任,穆宗立即任命义武军(驻今河北省定州市)节度使陈楚出任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东畿汝防御使。

东都留守的任命仪式相当隆重,自己的衙门也相当有派头。元和元年(806),唐宪宗批准东都留守等重要官员的除授,要入阁谢恩,面辞皇帝,而其他官员的除授,只在宣政殿南列队行拜谢礼,皇帝不接见。但后来宪宗企图缩小东都留守的事权,降低任命仪式的规格。元和三年(808),他曾一度取消东都留守所兼防御使一职,不久又加以恢复。旧制规定,任命东都留守须赐旗甲,同藩镇节度使一样。元和九年(814),他任命吕元膺时,竟无所赐。朝臣议论纷纷,认为东部形势不稳,不该降低规格,削弱吕元膺的威望。宪宗所以这样,是由于以削平藩镇为务,担心东都留守兼领兵权或威望过高,也会同跋扈藩镇一样,起而与朝廷作对。宪宗这种做法未能持久。令狐楚在大和三年(829)被唐文宗任命为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姚合《和东都令狐留守相公》诗说:“拜表出时传七刻,排班衙日有三公。旌旗严重临关外,寺府清深接禁中。”这是由于东都留守是第二号政治中心的首席负责人,责任重大,对他的尊重不过意味着朝廷的自尊自重。

东都留守在安史乱后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曾任此职的权德舆概括为:“保安洛土”,“临制东夏”。元和九年(814),洛阳南面的淮西藩镇(驻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隐瞒死讯,自总兵权,在周围地区烧杀抢掠,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而且威胁到东都的安全。权德舆多次上疏指出事态的严重程度。当时东都留守所管将士只有3895人,其中一部分驻守洛阳附近的偃师、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登封、告成(在今登封县境内)等县,留在洛阳城内不足两千人,难以应付局面。权德舆日夜忧惧,担心洛阳的安危,再三上疏,请求增补两千兵士。

朝廷对吴元济加以宣慰、警告,迄无成效,不得不考虑诉诸武力。河北、山东地区的跋扈藩镇,为了保住共同的利益,就和淮西镇勾结,极力阻挠朝廷用兵。他们派刺客在长安谋杀主战派大臣武元衡、裴度,同时还在洛阳焚毁了河阴转运院的大量钱帛粮食,并与安史故将嵩山僧人圆净策划焚烧东都宫殿,肆行杀掠。东都留守吕元膺闻讯,组织兵力,进行镇压。圆净被捕,临刑叹道:“误了我的事,没有叫洛阳城流血。”这次一共镇压了数千人,为解决淮西问题奠定了基础。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负责平定了淮西镇。这对河北、山东、河南的跋扈藩镇造成极大的震慑,他们纷纷向朝廷上表,表示要输税献地、纳质入朝。安史之乱以来六十年间藩镇自除官吏、不输贡赋的局面得以扭转。

东都留守统领的中央衙署,有尚书省及所属六部、御史台、国子监等等。各州县的民众编为户籍,抄成一式四份。东都的尚书省、户部同京师长安的同名机构一样,各藏一份,按户籍征收赋税,以备皇帝巡幸时花费,减省运输之劳。东都的御史台负责监察东都留守官(京官)和洛阳地方官(外官)。开元七年(719),监察御史分为左右巡,纠察违失,左巡主管两京以内,右巡主管两京以外,包括两京所在的地方雍州、洛州全境。开元二十五年(737),以监察御史察看两京的馆驿。大历十四年(779),两京以御史一人主管馆驿,称为馆驿使。龙朔二年(662),在东都设置国子监,号称东监。后来,又设置了国子馆、太学、四门馆、广文馆、律馆、书馆、算馆和崇玄学等学校,由官员管理,教师授课,培养人才。

此外,唐廷还以分司东都的散秩安置高级官员。白居易曾先后以太子左庶子、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的闲职分司东都。他住在外郭城东南隅履道里宅院里,离龙门石窟很近。会昌年间(841-846),他与龙门香山寺僧如满等人结为香火社,每每乘肩舆往来,饮酒品茶,谈禅咏古,游赏终日,因此,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得知龙门伊河中的八节滩峭石耸立,不利舟楫,曾捐资开凿,以纾缓险情。香山圣善寺的银佛像在安史乱中被叛将截取一只耳朵,他用自己的白银三锭做了添补,但佛像太大,新补的银耳比原样少数十两。会昌毁佛时,宦官奉命销毁佛像,将金银送交内库。宦官看到银耳不是原件,打听到是白居易添铸的,以为是他捣鬼,从中渔利,曾找他追索余银。白居易死后,家属遵照他的嘱咐,把他安葬在香山如满禅师的塔侧。

洛阳地方行政机构

洛阳地方行政机构的名称,以及辖区的范围和属县的分合省并,在李唐、武周递次统治时期,多所变化,这里只叙其大要。

洛阳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管辖洛阳市区和洛阳地区。武德四年(621),唐廷讨平王世充,置洛州总管府,统领洛州等九州,洛州领有河南、洛阳、偃师、巩县、阳城、缑氏、嵩阳、陆浑、伊阙等九县。五年后,洛州总管府降为洛州都督府,统领洛州等四州。贞观十八年(644),废洛州都督府。显庆二年(657),以洛阳为东都,洛州官员品阶一准长安所在地雍州。光宅元年(690),东都改称神都,此后,在市区的河南、洛阳县界,或分或改,置永昌、来庭、合宫县。开元元年(713),洛州改为河南府,到天宝年间(742-755),领有26县,十九万四千七百四十六户,一百一十八万三千九十三口。伴随着这一系列的变化,最高临事长官的称谓也有都督、刺史、尹等等变化。他们掌管全面工作,每年视察一次属县。其下设有少尹、别驾、长史、司马,是副长官;还有司录、录事参军,功曹、司功,仓曹、司仓,户曹、司户,兵曹、司兵,法曹、司法,士曹、司士,市令,以及执刀、白直、典狱、佐史等等属官。

洛州或河南府所领的县分为两类,一类是东都市区的县,叫做京县,一类是周围的县,叫做畿县。县的正长官叫做令,还有丞、主簿、录事、佐、史、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典狱、问事、白直、市令等等官员。官府对百姓加以社会编组,四家为邻,五家为保,百户为里,乡居者为村,城居者为坊。在河南、洛阳这样的京县,市民居住区是外郭城的坊里。官府用封闭式的居住结构和严格的管理,来实现联保互防、加以控制的目的。

东都的驻军是金吾卫将士,负责城区的昼夜巡警。晓鼓声起,居民才允许出动。暮鼓响后,即开始实行夜禁,要关闭坊里大门,禁止居民无证夜出。这时,金吾卫将士在各条街上巡行呼叫,暗中察探。但在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官府允许前后三天取消夜禁,敞开坊市门,听凭居民出出入入,在市区观赏燃灯娱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写的是神龙元年(705)上元节夜里洛阳观灯的情景,同时也透露出洛阳平素实行夜禁由金吾卫巡警维持治安的消息。诗云:“火树银花合,星桥(天津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古曲《梅花落》)。金吾不禁夜,玉漏(计时器)莫相催。”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在洛阳五凤楼前举行大型宴饮聚会活动,群众拥挤喧闹,都想凑进去分享一杯羹,金吾卫将士棍棒乱下如雨,仍然不能阻止。宦官高力士推荐河南县丞严安之果断严厉,可由他出面维持秩序。严安之到现场,以手板画地,说:“谁跨过这条线就杀掉谁。”宴饮三天,围观群众都不敢逾越严安之所画界线,称之为“严公界境”。这反映出金吾卫白昼维持洛阳秩序的情况。李正封《洛阳清明日雨霁》诗云:“酒绿河桥春,漏闲宫殿午。游人恋芳草,半犯严城鼓。”张籍《洛阳行》诗云:“御门空锁五十年,税彼农夫修玉殿。六街朝暮鼓冬冬,禁兵持戟守空宫。”这两首诗反映出安史乱后皇帝不再巡幸、驻守洛阳,洛阳依然维修宫殿,严兵把守,以及城区由街鼓晨暮警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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