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科目：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五年毕业。高等小学科目：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视地方情形，可加授手工、农、商业等科目。四年毕业。初等小学科目：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为完全科。视地方情形，可加授图画、手工之一二科目。其乡民贫瘠、师儒缺少地方，得量从简略，修身、读经合为一科，中国文学科，历史、地理、格致合为一科，算术、体操，为简易科。五年毕业。
与现在相比，当时古、中、小学科目，不外普通教育之学科。其特殊之处，即读经、讲经一科。学务纲要载中、小学宜注意读经以存圣教一节，原文如下：“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学堂不读经，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即由小学改业者，必须曾诵经书之要言，略闻圣教之要义，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惟学堂科学较繁，晷刻有限，概令全读十三经，精力日力断断不给。兹择切要各经，分配中、小学堂。若卷帙繁重之礼记、周礼，止选读通儒节本，仪礼止选读最要一篇。自初等小学第一年日读约四十字起，至中学日读约二百字为止，大率小学每日以一点钟读经，一点钟挑背浅解。中学每星期以六点钟读经，三点钟挑背讲解。温经每日半点钟，归自习时督课。学生并不过劳，亦无碍讲习西学之日力。计中学毕业，已读过孝经、四书、易、书、诗、左传及礼记、周礼、仪礼节本十经，并通大义。较之向来书塾、书院所读所解，已为加多。不惟圣经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可昌明。”可见，张亨嘉立论甚正，由此能够领略他科学意识中包括许多传统东西。
重视文化
这里有几个与张亨嘉有关的小故事。其一与名胜古迹相关；其二与地方藏书馆相关；其三与文化书院相关。从这几个事中，我们可看出张亨嘉的文人情怀。
湖南沅陵城西北30里处有二酉山，乃大酉山与小酉山之合称，小酉山前有酉水与酉溪相汇，小酉山半腰有一山洞，便以二酉洞得名。洞室高3米，宽6米，宽阔处约100平方米。别看这不起眼的山洞，却是名传千古的圣迹。
古书记载：“山石穴有书千卷，相传避秦人所藏。”这里隐藏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建议，焚烧秦纪以外的列国史记，凡博士宫以外所藏《诗》，《书》，《百家语》，也在焚烧之列，有敢论《诗》，《书》者斩首，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知情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判罚在脸上刺字或记号，并罚作苦工。
《辞海》关于“焚书坑儒”解释是：“秦始皇以咸阳诸生，是古非今，惑乱黔首，从李斯议，收天下之书，除秦纪及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皆烧之悉召文学之士甚众，欲求仙药，终不得，卢生等覆亡去，始皇怒，乃坑杀咸阳诸生四百六十余人。”这就是古今中外无有二例的“焚书坑儒”事件。其时，有个廷博士伏胜，冒着诛九族的危险，，领一家将，偷偷将两千卷竹简运出咸阳，后几经周折风险，进入南蛮黔中郡，觅得二酉藏书洞内达十数年之久。直到秦朝灭亡，才将全部藏书启出献给汉朝政府。
从此，二酉洞名声远播，成为天下第一圣迹，是读书人向往崇拜的地方。后在山上建二酉寺及二酉亭，历朝历代文人墨客，前往拜谒者络绎不绝。千百年来，二酉寺钟声悠远，香火不绝，大量的诗词文章流传于世，形成史上一种独特的二酉山文化现象。其中，张亨嘉拜谒二酉洞后，特书“古藏书处”刻碑于石壁。
历史悠久的浙江图书馆，前身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亨嘉创建的浙江藏书楼。浙江藏书楼建立的同一年，绍兴郡城也出现私人创办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会稽徐显民“举其累世之藏书，楼以庋之，公于一郡。凡其书若一郡人之书也。其事业集于庚子，告成于癸卯。凡庚古今及域外之书总七万余卷，图器悉具。”徐氏为了推广图书文化事业，“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乡人。”
浙江藏书楼建立没有几年，就同浙江官书局合并，扩大为浙江图书馆，从此以后，图书馆事业蒸蒸日上，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全国范围来说，浙江图书馆称得上是历史悠久，藏书丰富的著名地方图书馆，为传播科学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湖南湘水校经堂的创立及其演变，其间留下了张亨嘉相关足迹。
湘水校经堂创立之前，全国书院都是以八股时文为主要教学内容，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岳麓书院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1831年，祟尚朴学的原湖南布政使吴荣光升任湖南巡抚。吴荣光是清中期著名汉学家、乾嘉学派后起者阮元的弟子。阮元曾独创中国专课经史训诂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这两所学校代表了清代书院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变，即以汉学取代理学，以实学取代制艺。吴荣光主政后，很不满意当时书院专课八股的习气，乃仿效老师的作法，创办湘水校经堂于岳麓书院斋西的隙地。校经堂专课经史，以经义、治事、词章分科试士，然后择其优者，赐食赠金，召至抚署以供使用。
刚开始时，校经堂并无固定生额，而是岳麓书院的一些生徒在本院课试制艺时文之余，在此兼习汉学。吴荣光对校经堂非常重视，曾亲书“湘水校经堂”题额，并筹给经费，酌定章程，还经常渡江到堂讲课。校经堂作为湖南最早的专习汉学的机构，对湖南学术风尚的转变起了较大的作用。后来担任湖南巡抚的李明墀在评价校经堂的创办时说：“其时多士景从，咸知讲求实学，人才辈出，称为极盛。”
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攻打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校经堂的课业也陷入停顿。咸丰末年任湖南巡抚的毛鸿宾曾筹集经费，恢复校经堂，并“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课”。到光绪初年，湖南学政朱然重新恢复了湘水校经堂，他把重新恢复的校经堂从岳麓书院分离出来，改设在天心阁侧原城南书院旧址，并正式招收了20名生徒。这样，湘水校经堂成为了一所专门治经的独立书院。这时，汉学也开始分化，古文经学逐渐衰微，而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开始复兴。
朱然重新规划湘水校经堂后，其学术风尚开始发生变化，朝着经世致用方向发展。当时郭嵩焘为之撰写《重建湘水校经堂》，主张通经致用，将治经与“因革损益”、“治乱兴衰”、“人事之变”甚至“起居日常之用”、“进退揖让之礼”结合起来。朱然聘请了著名经学大师成孺主持校经堂。成孺在校经堂设立“博文”和“约礼”两斋，规定生徒要“遍读经世之书，以研究乎农桑、钱谷、仓储、漕运、盐课、榷酤、水利、屯垦、兵法、与政之属，以征诸实用”。这些教学内容的改革对湖南学术和教育的影响很大。一时之间，“湘中士大夫争自兴于学”。以后郭嵩焘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王运在衡阳主讲船山书院，沅州知府朱其懿在英江创立沅水校经书院，其课试内容，均仿效湘水校经堂。正如郭嵩焘所言：“湖南校经堂课实开偏隅风气之先。”
校经堂仅有学额20名，且城南旧址狭窄，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1890年，张亨嘉当时任湖南学政，他与巡抚张煦商议，决定在长沙湘春门外另建新舍，并将湘水校经堂改名为校经书院。张亨嘉向盐商募捐以解决书院经费，又新增加学额20名。校连书院分经义、治事两斋，专课“全省通晓经史，熟悉掌故之士”。“务期多士沉潜向学，博达古今，养成有体用之士，以备他日吏干军咨之选”。
校经书院通经致用的办学方针，在维新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894年，江标任湖南学政。他厌恶八股文，对校经书院的学风非常赞赏，并对校经书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他在校经书院内建造书楼，购置了大量有关“时务”方面的书籍，购买了天文、物理、化学方面的仪器；同时，他还以学以致用的史、算、舆地、交涉、掌故、商务六科课士，使生徒开始初步接触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在《校经书院章程》中规定：“算学务求浅近实用之法，舆地须知测量绘图之法，方言专习英文。”与此相适应，江标在校经书院设立了算学、舆地、方言3个学会，鼓励生徒学习和研究西学。1897年4月，江标又创办了《湘学报》，该报就设在校经书院。这家报刊根据校经书院所开六科也包括6个方面的内容，向人们介绍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情况。
这样，经过江标整顿的校经书院成为了集学堂、学会和报馆三位一体的维新运动活动阵地。后来，赞同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曾称赞江标对校经书院的改革整顿：“前学宪江于校经堂创开学会，为士子群聚讲习，以期开拓心胸，研求实学，造成远大之器用。”从岳麓书院的湘水校经堂到独立的校经书院，历时6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它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传统的埋头于故纸堆的学风，促进了今文经学的复兴，推动了湖南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在客观上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维新运动兴起后，它又很快成为了维新思想的宣传基地；特别是它的演变以及教学内容和改革，反映了传统教育的危机和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客观上为书院制度的改革以及新的教育体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孝廉书院并入校经书院，改为校士馆，把未能进入师范的学生选入校士馆就读。这样，校经书院最后完成了由书院向新式学堂的演变，而张亨嘉在其中的功劳难以用笔墨描述。
张亨嘉一生清廉，品格高洁，持躬俭约，未尝苟取。清史记载他“日益贵显，而萧然如初。家中薄衾蒲席，补缀纵横，人叹其久贵而能贫。”张亨嘉在京做官，故旧亲戚有赴京托其通融关节者，他常置之不理。他嗜好收藏书画，以清朝名家居多，大小不下千数百件；宋元书画作品极少。他一生薪俸，大都用于购置书画，因而两袖清风。张亨嘉亦好游山水，对山水之鉴赏，有独到之处。如世人皆谓桂林、阳朔山水甲天下，而他独谓桂林、阳朔之山水过于细碎不足喜。
奇闻轶事
关于张亨嘉，有一段“官腔”的掌故。清代北京做官，除去八旗亲贵一律都京片子而外，其他外地的人，在官场中，都说一种通行的官话，俗名“蓝青官话”，表示它颜色不纯，因了这样的话，便有了打官腔的说法。
当时官吏中南方人最多，在官场中和见外省人时，都说蓝青官话，一回到家中，或遇见同乡，一定要说家乡话，如见同乡还说官话，该说你打官腔了。———这是“打官腔”的本意。乡人上门，有事要请托，一口扯起官腔，意思是该怎么着怎么着，别攀乡亲———这是清朝。本义的官腔，普通话的英文旧译是MandarinLanguage，意思是“满族大官的语言”。清代官府中人，八方杂凑，你发音如鸟，他出言如驴，官衙成了万牲园，就浑不成道理。明清之人，都需要易地做官，如河北的地方官多出于江浙，操一口吴音上任，是无法理事的。故官腔之于明清，意义要重于普通话之于现在。
雍正皇帝除了他所有的暴政，也有德政：如“普通话”的推广。雍正六年，他发布圣旨说：“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言语必使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办理无误。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时，唯有闽、广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则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读训谕，皆历历清楚，使民共晓乎？”圣旨一下，全国都成立了“正音书院”，供生员们专习“官腔”。
当然，在以“官腔”为雅的清代，闽广两地的乡音也未必全无好处。如《庚子国变记》中，就有一条闽广两地人抵御“官腔”的绝好理由：义和团进京后，曾有数位大臣在慈禧面前反对利用义和团，有四人遭杀，其中张亨嘉却活下来，原因是“亨嘉语杂闽音”，慈禧没听懂，于是拣回了脑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