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概况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农学家。
幼年在私熟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8月自费赴美留学。1909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学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3月，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64年病逝于台北。
自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20年。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前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学识渊博，精明强干，在那黑暗而动荡的漫长岁月里，克服了重重苦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困境中执掌北大
蒋梦麟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小村庄。祖父在上海当过钱庄经理，“父亲很有点发明的头脑”，曾试过不用蒸汽的轮船失败，从此一心一意让儿子受现代教育。除了幼时受过私塾教育，蒋梦麟从少年时代起受的大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己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
1903年，蒋梦麟考中秀才，1904年考人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海外留学10年中，先入加州大学专攻教育，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土学位。
回国之初，他先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的理事。接着，他在北大和江苏省教育会敌赞助下创办了《新教育》月刊，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仅仅6个月，该月刊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离开北京，托付才30出头的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从某个角度说，蔡元培提出的“兼容井包，自由办学”的方针确实对奠定北大的基础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蔡名义上做了十年半的北大校长，“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在职而不在校期间，经常是由蒋梦麟代为处理行政事务。他三度代行校长职权并长期任北大总务长，是蔡无培的得力助手，对北大的成功功不可没。正是他们共同把北大进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三项治校的准则。而且，他认为“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这些正是北大精神的体现，也是北大成功之所在。
在蒋梦麟担任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办学经费严重短缺。在解决经费问题的过程中，蒋梦麟虽然尽力而为，但有时还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1923年，北京“八校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同仁生计困绝无法维持，学校本身尤岌岌不可终日。”所以，八校教职员全体大会于同年11月9日议决：“必须10日拿到30万元，不然就关门。”情况十分紧急，八校校长团表示：“愿负责于17日以前办到30万元，请教职员仍行维持。”但到了11月17日，30万元经费仍未筹齐。
于是北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又议决：“非满30万元仍须执行关门之议决案”。11月20日，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讨论执行联席会议议决案的问题。蒋梦麟在会上就筹划经费的情况作了报告。他说：“数月来筹划八校经费，异常困难……到了上星期六中午，12万元已由银行取到。其他财政部所发之12万1千元（五成五），准于本日可取之支票，亦由财政部取到。虽去30万元之数尚有短少，但以八校实际应得之数计之，只差一成五（30万元乃全京师教育费）。在我已精疲力竭，唯有希望八校教职员体谅一点，得以维持下去……我们已苦苦维持了九、十个月，一旦停废，实有所不忍。今日本校教职员开大会议决关门事件，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蒋梦麟表明了把北大维持下去、勇挑重担的坚定态度，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北大的教职员。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
他曾感叹：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是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出了事，不论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大家马上找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是他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真实写照。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就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了，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北大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北大在困境中继续前进。1926年，北京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学生牺牲数人。蒋梦麟为此悲愤填膺。3月24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由蒋梦麟主祭。蒋梦麟在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蒋梦麟说到这里“汪然泪下”。
接着，蒋梦麟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蒋梦麟“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3月26日，校长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就是那个一贯不赞成学生放弃学业从事政治活动的蒋梦麟，他在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在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面前，其他的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了。一个月后，邵飘萍被军阀杀害，蒋梦麟也上了黑名单，当晚他避入六国饭店，一住三个月，只能以写字消遣。
早在美国留学时，蒋梦麟就与孙中山熟悉，还担任过旧金山革命报纸《大同日报》的主笔。回国后他曾帮助孙中山写《实业计划》，认识了许多国民党要人。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写信给他，其中有“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之句。因为这些渊源，1927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秘书长，这是他书生从政的开始。1928年他出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因停办劳动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易人两事得罪一些国民党元老，被迫辞职，于1930年3月重回北大。
同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美学生来校任教，并按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改革。他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和科研水平都得到了明显提高。
此后，直到抗战胜利的15年间，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他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办学，教学与科研都取得实效，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
蒋梦麟科班出身，是一位受过西方严格科学训练的教育家，他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获博士学位。他在1933年的专著中，认真讨论北大乃至中国教育的前途，蕴涵着他丰富的教育思想。他批判中国专制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平民主义教育。他的教育论著，大部分写于“五四”前后。后来由于忙于北大校务，没有时间和精力著书立说，深以为憾，但在实践中始终坚持贯彻了自己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在任职期间始终谨记于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确实，他最大的才能还是在行政管理方面，当大学校长正是用其所长，恰到好处，因此他对北大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追求君子气节
1928年北伐战争之后，北京大学被贬为北平大学的一部分，并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帮助蒋梦麟重返北大，胡适与傅斯年等人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为北大筹集100万元，再加上北大的100万，用于聘请第一流教授和研究人才。蒋梦麟上任后，有一件事最能反映他的办事作风。当时，他曾对胡适等三位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傅斯年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辞退旧人是得罪人的事情。蒋梦麟之所以勇于承担此事，除了职责之外，还与他的人格追求有关。
1930年，蒋梦麟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时，正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他不仅要忙于校内的改革和整顿工作，还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了伪“自治政府”，并鼓吹在华北推行“自治”。北大教授在这紧急关头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华北的所谓“自治运动”，他也是其中的签名者之一。
某日下午，日军胁迫蒋梦麟去“会谈”，蒋梦麟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正义在胸，毅然独身前往日军兵营。面对侵略者的淫威，蒋梦麟毫不妥协，经过一番紧张的较量，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在暮色苍茫中平安地回到了北大。第二天，国民党在华北的领导人宋哲元派了一位军官来劝蒋梦麟离开北平。但蒋梦麟继续留在北大，同广大师生一起机智地日军周旋，在一段时间里，使北大免遭日军的侵扰，暂时稳定了教学秩序。
蒋梦麟在《新潮》一书中以生动的笔触记下了他与日寇的对话；“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
确实，如果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介书生视死如归，“临难毋苟免”恐怕只是一句古老的空话。
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傅斯年对他曾有这样的评论：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对此，蒋梦麟是认可的。为了不至于引起误会，他还补充了一句玩笑话：“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还有一件轶事，可以看出蒋梦麟的处世原则和办事作风。书中说，“抗战中蒋梦麟当北大校长，曾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作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精神办事。”难怪胡适要说，蒋是一个“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比如，傅斯年怒斥孔祥熙、宋子文贪赃枉法的事被人们重新提起，并广为传诵。相比之下，蒋梦麟虽然没有“傅大炮”那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是对于这类问题并没有等闲视之。他曾对旧时代的陋规制度作了剖析。他指出，“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
何谓“陋规”？据《辞源》解释，指的是“历来相沿的不良成例，特指贿赂需索”。这种现象，用学术语言分析，叫作“设租”、“寻租”；拿时髦词儿形容，称之为“灰色收入”；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权钱交易。清朝末年，官员们把贿赂需索视为当然，就连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也要为陋规制度进行辩护。陋规制度的存在，对于俸禄微薄的官员们来说，当然是有利可图，但是对社会来说却危害极大。它不仅腐蚀了官员的公德心，毒化了社会风气，还会导致一个政权的灭亡。
蒋梦麟认为，破除陈规陋俗，需要以“良好的制度来接替腐败的制度”。在这方面，除了外国人管理的银行、邮政、海关、盐务、铁路等部门之外，由中国学者自己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典范——它不仅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也是经费从无私弊的又一实例”。的确，当年陋规制度的废除，既维护了公平和正义，也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而现代制度的建立，则使中国大学在抗日战争那最艰苦的岁月里，继武含章，弦歌不绝，仅仅在理科方面，就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挽狂澜于既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在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来主持校务。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虽然有限，阅读室却座无虚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