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生老病相随，此事心中久自知。今日行年将七十，犹须惭愧病来迟。
白居易的这首病中绝句感叹生老病死的急速，但健康长寿是人们自古的追求。所以治病救人的药铺也是东京汴梁的一大产业。《清明上河图》中就描绘了医药铺、香药铺和饮子铺三种。
其中位置最显著的“赵太丞家”医药铺，除了门首所悬挂“赵太丞家”的医药铺字号横牌外，尚有四块竖牌，分别写有“大理中丸伊养胃丸”、“治酒所伤良方集香丸”、“五劳七伤回春丸”、“赵太丞统理伊妇儿科”等字样，使人们对这家医药铺的特点一目了然。此外，还有一块“治酒所伤”的招牌，透露出当时东京官僚富人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
另一家杨姓医药铺，虽处于十字街口处，但门面被其他店铺所遮挡，仅显露出医药铺前高耸的竖牌，一牌露出“杨家应症”四字，一牌显出“杨大夫”三字。
画中药铺的安排，大体上与东京药铺的在京地位相一致。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北诸·医铺》中记载：
马行北去，乃小货行，时楼大骨传药铺，直抵正系旧封丘门，两行金紫医官药铺，如杜金钩家、曹家、独胜元、山水李家，口齿咽喉药；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柏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
“太医丞”系宋代宫廷医官之名，多为六品秩级。当时东京是全国的药材集散地，药铺连楣，故有“香山药海”之称。而上等药铺多系官宦人家或御医开设，从这座房子有斗拱和五头门的建筑风格来看，这位“赵太丞”至少是六品以上的医官。这家带有“官医”性质的医铺，有着医官的金字招牌和技术，高明的医术不再只是为达官贵人服务，也成为其他病者之福。据记载，赵太丞家当时就是“男女儿科俱诊，膏、丹、丸、散齐全”，坐堂大夫医道不凡的“病福”之店。
《清明上河图》中还有一家典型的香药铺，门前的竖牌上写着“刘加上色沉檀香”字样。坐落在画尾闹区部分的一个十字路口左侧。店铺房屋高敞，还有类似欢门的装饰。
当时，香料不仅可作药用，还可用于祭祀、礼佛的焚香，家用的熏香、香球、香囊、香宴、花烛。就连酿造香酒、书籍防腐等等，也都离不开香料，可谓用途广泛。所以，香料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香料贸易在宋代是一项重要的外贸活动。宋代仅香料税收一项，最高时竟占整个财政收入的员园豫。有学者甚至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及波斯湾国家的贸易之路称为“香料之路”。《宋史·食货志》中记载：“宋之经费，茶、盐、矾之外，唯香之为利博。”香货“所以助国家经常之费”，清楚表明了香货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于是宋政府采取榷香制度，即由国家垄断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
画中还有几处卖“饮子”的摊铺。摊铺一律撑着两把遮阳伞，伞沿下挂“饮子”招牌，就像是行会定的标准一样。
最显著的一处在虹桥下端的临街房前，卖“饮子”者手拿一个圆杯形器物，作递于买者状；而买者身穿短袖衣，一手扶着挑担，一手臂伸开，似作接物状。
《清明上河图》中另一处饮子铺，在城内挂着“久住王元外家”的竖牌旁边，它有一块“饮子”招牌，一块“香饮子”招牌。卖“香饮子”者坐在伞下，旁边摆着盛“饮子”的容器，一买者正拿碗作喝“饮子”之态。
“饮子”可不是简单的饮料，它是医药行业的一个分支———中医汤药，某种“饮子”可以专治某病。宋代的医书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油饮子、地黄饮子、蔷薇饮子、羚羊角饮子、枳壳饮子、葛根饮子、消热饮子、大黄饮子、生熟饮子、草果饮子等等。
杜甫就曾用柴胡饮子发汗治病，有诗为证：
省郎忧病士，书信有柴胡。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
宋代文豪苏东坡曾亲手煎制朋友米元章送他的麦门冬饮子暖胃。
一枕清风直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
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曾总结道：
天下之福：京师，钱福，病福，屏帷福；吴越，口福；洛阳，花福；蜀川，药福；秦陇，鞍马福；燕赵，衣裳福。
北宋时的京城独占其中四福，而且有“九福”之首的“病福”之说。可见当时的东京不但医药铺、香药铺多，还有沿街的小药丸摊点、饮子铺。除此以外，京城内药材齐全，大夫医术高明，这些都为明代河南怀庆药帮的兴起准备了历史条件。
